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02.com)的用户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在人间
作者：高尔基
内容简介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描写的是阿廖沙在度过苦难的童年之后初涉社会人生的一段生活。阿廖沙11岁时因外祖父家破产而不得不走向人间，自行谋生。为了生活，他与外祖母以摘野果、捕鸟卖钱糊口。在人间，他什么活都干过：烧水、煮饭、洗碗、扫地、带孩子、跑堂、学徒、洗衣、搬运还挨过打，住过医院。总之，阿廖沙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受尽屈辱，历尽坎坷！在轮船上当洗碗工时，阿廖沙结识了正直的厨师斯穆雷。在斯穆雷的帮助下，阿廖沙开始读书，并激发了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决心。 全书用细致的语言刻画了下层社会人们的严峻、阴暗的悲惨生活，描绘了一个孤儿像不屈的小草一样坚强生活，热爱读书，追求真理的艰辛历程。我来到了人间，仿佛就暗示着这人间的媚俗和可憎可笑的面目；而普希金的诗集、阿克萨夫的《家庭记事》、著名的俄罗斯史诗《在森林中》等书籍构成了阿廖沙在这个人间里的天堂。 

译本序
一
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一生著作等身。自传体三部曲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他的重要的代表作。三部曲中，高尔用其如椽巨笔，以自己早年的苦难历程为背景，绘制了一幅革命前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生活的历史画卷，并通对过窒息一切生机的愚昧、落后、野蛮、自私等小市民恶习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展现出人民中健康力量艰难而缓慢的成长过程。
《在人间》是三部曲的第二部，描写了阿廖沙（高尔基）十一岁至十六岁时的生活经历，即1879-1885年的生活断面。阿廖沙三岁丧父，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1879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这时阿廖沙才十一岁。残忍的外祖父便把幼小的阿廖沙赶出家门，对他说：“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谋生去吧……”
“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这以后阿廖沙当过鞋店的学徒，绘图师家的学徒，轮船的洗碗童工，圣像作坊的学徒和建筑工地上的监工等。名义上是学徒，其实不管是在哪一家，干的都是繁重的杂役活。在鞋店里，每天早晨，都要“给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沙他们擦鞋，刷衣服，烧茶炊，为所有的炉子准备好木柴，为午饭洗餐具；一到店里便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买主送货，然后回家送午饭……”在绘图师家的工作更繁重：“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刷茶炊；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好，要洗擦餐具、洗菜；女主人上市场，我得提着盛满菜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场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越到后来工作越多。阿廖沙忍不住地抱怨说：“捡破烂也比待在这里强！本来是叫我来当学徒的，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倒脏水……”在轮船上他也同样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旅客很多，“他们从早到晚就是吃呀，喝呀，弄脏许多餐具、刀、叉、勺子，我的工作就是洗餐具，擦刀叉，从早晨六点直到半夜”。
阿廖沙是个爱劳动的孩子，艰苦的体力劳动他并不害怕：“我很愿意干活，喜欢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使他感到难受的不是劳累，而是主人们对他的凌辱、打骂，对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虐待和折磨。例如在绘图师家里，阿廖沙想学点手艺，这本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事。可是女主人却坚决不让他学，甚至不惜用暴力来阻止他学。有一回，阿廖沙在老板允许下画了一张图，老太婆（老板的母亲）走过来，问道：“你想画？”接着她“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子上戳，结果我的鼻子和嘴都被戳破了；她又跳起来，把图纸撕成碎片……”老板的弟弟维克多也对阿廖沙百般刁难：“他强迫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鞋；我在高板床上睡觉，他就把床板推开，从板缝里吐口水，千方百计地朝我头上吐。”更有甚者，有一次，由于老板的小儿子不懂事，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去玩，结果烧茶炊时出了事。老太婆竟不分青红皂白，用一捆松树枝毒打阿廖沙一顿，结果阿廖沙背脊皮下扎进了许多松刺，到了晚上，整个背肿得像枕头一样，只好送进医院。医生看了后说：“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医生认为，阿廖沙应该去控告主人。
在轮船上或其他地方，种种野蛮、庸俗、卑劣的丑事都同样层出不穷。例如轮船上那个卑鄙的谢尔盖自己偷餐具，却嫁祸于阿廖沙；此人还与几个伙计联手进一步迫害阿廖沙。他们把阿廖沙推进女人的舱室里，扬言要给他“娶老婆”。幸亏好心的厨师斯穆雷出手相救，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否则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在圣像作坊里，那个狡猾的掌柜也千方百计地刁难、陷害阿廖沙。他先是故意把一些银币丢在地上，让阿廖沙去捡，从而制造把柄，以便狠狠地整治阿廖沙。一计不成再来一计：他又唆使邻店的一个伙计无事生非，去与阿廖沙打架，借打架的机会，尽量多地损坏铺子里的圣像、圣书等商品，这样一来，阿廖沙就倒霉了！但是这一阴谋也没有成功。于是这个掌柜又叫人去教阿廖沙偷圣书。总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有些事直接发生在阿廖沙身上，而更多的丑事、恶行是与阿廖沙没直接关系的，但阿廖沙是个正直、善良，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孩子，对自己身边发生的坏事不能视而不见，每发生一件丑事都会引起他的不安和愤懑。在黑暗的俄罗斯现实中，到处都充斥着愚昧、落后、野蛮、自私、无耻的小市民习气，他们以折磨别人为乐，玩弄他人为荣。街头巷尾表演着一幕幕令人愤慨、毫无人性的恶作剧。轮船上新来了一个当过兵的小伙计。厨师派他去宰鸡时，跑了好几只鸡，小伙计急得哭了起来。这事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而引起一群人的哄然大笑。他们把小伙计围了起来，有的人用手指去戳他，有的人拽他衣服，用各种荒唐的话取笑他，像捉弄小山羊似的拿他取乐，甚至有人把一个带柠檬皮的小勺子系在他围裙上，小伙计走动起来，小勺子就在他背上左右摆动。这就引起围观者更狂热的哄笑。小伙计像一只被逮住的小耗子似的陷入了绝境，以致拿起刀来要自杀。作者写道：“看到他们这种野蛮的哄笑，我恨不得向他们扑过去，用劈柴敲破他们的脑袋。”市场上，商店里的那些老板和财主们也是一些极其缺德而又庸俗虚伪的人，是一帮骗子。阿廖沙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亲眼目睹了店老板及其掌柜做买卖时的拙劣表演。顾客进店时，他们笑脸相陪，阿谀谄媚，甚至可以跪在顾客的脚下；顾客一走，他们马上变脸，用最肮脏的语言在背后辱骂他们：“呸，跑来一头母猪！这蠢货在家里待得发闷了，到店里来闲逛。你要是我的老婆，我就……”还有，那个毛皮店的老板也是个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的市侩。他店里有一个伙计叫米什卡。米什卡患有暴食病，他的食量之大，让整个市场的人都吃惊。店老板竟拿他做赌博的工具，拉别人进行打赌：“谁敢拿十卢布打赌？我赌的是，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俄磅火腿。”于是周围立刻聚集了大群围观者，有说有笑地观赏这位暴食者吃肉的狼狈相。暴食者直吃得脸色发黑，耳朵变青，眼睛鼓了出来，并且呼吸困难。阿廖沙叹息地问道：“到底是什么使这些笨重得像生铁般的商人要去围住一个不幸的小伙子，为什么他的暴食病竟会使他们开心呢？”“我给自己作这样的解释：他们玩这种残酷的不聪明的把戏，只不过是对那种吞没一切的寂寞力量的一种无力抵抗罢了。”
特别让阿廖沙恼恨得发疯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在旧俄时代，妇女处于最底层的地位，因此她们受到的压迫、受到的摧残也是最深重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行业，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凌辱、作践妇女的事情。阿廖沙在船上的时候，经常看见码头上有一群搬运木柴的妇女，她们背着架子，把木柴放在架子上从岸上背下来，本来就很辛苦了，一些船员竟毫无羞耻、毫无顾忌地对她们动手动脚，摸她们的奶子和大腿。这种粗野无耻的行径让阿廖沙义愤填膺：“我很想哭。泪水在胸中沸腾，好像心在泪水中煮着，这是很痛苦的。”又如，在阿廖沙当时住处附近的院子里住进了一个裁缝及其娇小的太太。当地兵营里的那些军官老爷们，由于闲极无聊，竟蓄谋演一幕让裁缝太太难堪的歹毒的恶作剧。他们轮流地每天给裁缝太太写求爱的纸条，诉说他们对她的爱慕之情。她有时只好写些婉言规劝的回信。于是军官们便聚在一起，朗读她的回信，以此取乐并嘲笑她。然后又用另一个人的名义继续给她写纸条，没完没了地骚扰这个女人。兵营的勤务兵西多罗夫更是一个无耻之徒，他用抱怨自己军人生活的手法去诱骗女人的善良感情，用甜蜜的谎言把她们迷倒，得手后便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别人听，并把这个女人转手给别人。“这种行为刺痛了我的心，我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兵，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又去玩弄她们，再把她们转给另一个人，并且还常常打她们？”更让阿廖沙气恼的是下面一件事：有一天早晨，在一家妓院门口，一个门房从一辆马车上拖下一个姑娘。他抓住姑娘的两只脚，姑娘的袜子皱成一堆，身体露到腰边，门房又笑又喊，使劲地拖她，并向她身上吐口水。姑娘从车上滑下来，背脊、脑袋和发紫的脸都碰在车座上、脚蹬上，脑袋撞在石头上。门房却继续拽着她的两条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阿廖沙看见后气疯了，跑过去，挥拳打倒了门房。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丑事呢？为的是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些东西还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啊！你们喜欢听那些杜撰的恐怖的故事，喜欢那些渲染得很美的骇人情节；幻想的恐怖让你们愉快地激动，而我却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最骇人听闻的东西，而且我有不容否定的权利把它们讲出来，让你们感到不快，为的是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生活在什么状况之中。我们大家都过着一种卑鄙肮脏的生活。这就是问题所在。”
二
《在人间》里，作者继续贯彻了自传体三部曲的基本主题：一是无情揭露、批判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小市民的恶习——愚昧、落后、庸俗、自私、野蛮、残酷、狡诈等俄罗斯历史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国民的劣根性，二是凸现阿廖沙成长的艰苦历程。阿廖沙正是在反抗这些恶习的艰苦环境中挣脱出来的。不论在“童年”“在人间”，还是在“大学”中，阿廖沙都不仅看到了许多丑恶、污秽、肮脏和残酷，碰到了许多坏人坏事，但同时也遇到了不少光明、正直、善良的人和事，例如《童年》中的“好事情”，《在人间》中的斯穆雷，《我的大学》中的罗马斯等。阿廖沙曾经形象地把自己譬喻为蜂窝：“各式各样的普通的粗人，全都像蜜蜂似的把蜂蜜——生活的知识和思想，送进蜂窝里。”《在人间》里，作家特别彰显了厨师斯穆雷对阿廖沙的启蒙作用。阿廖沙在轮船上碰上斯穆雷是一种幸运。斯穆雷虽然也是一个“普通的粗人”，但他却喜欢看书。他有一铁皮箱的书籍。他一本一本地拿出来，让阿廖沙念：“你念吧，不懂就念它七遍，念七遍还不懂就念它十二遍。”他还不断地向阿廖沙强调读书的好处：“你就念书吧，里面有一切你需要的东西。”于是，“不知不觉地我就有了念书的习惯”。“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可是，“为了这种迅速迸发出来的读书热情，我经受了多少侮辱、委屈和惊吓啊？真是又悲哀又可笑”。
的确，为了看书，阿廖沙经受了多少磨难，克服了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啊！在绘图师家里，白天他马不停蹄地干活，不可能看书。晚上，刁钻的婆媳俩（老板的母亲和媳妇）不让他看书，百般刁难，不许他点燃蜡烛，阿廖沙只好等她们睡下之后，深夜躲到柴棚里或顶楼上，借月光照着看书，可是月光不够亮，看不清楚，他便拿一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在书页上。还是不行，最后只好设法自制油灯了：阿廖沙偷偷地把蜡盘上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棉线做一根灯芯。这样一盏油灯就做成了。不过这种灯点起来烟雾腾腾，熏眼睛，而且气味难闻。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书的乐趣中消失了。阿廖沙虽然想尽办法继续看书，但老太婆也盯得越来越紧了。每次被她发现后，阿廖沙不仅挨打挨骂，而且书也被撕毁了。当时阿廖沙的许多书都是从小铺里花钱租借出来的，结果他欠下了小铺老板一大笔钱，无法还清。
阿廖沙不仅自己勤奋读书，而且热心地把书本上的知识传给大家。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有空闲，他就给自己的伙伴们念书，讲故事。他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夸奖。“晚上我有空闲的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但是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要找到一本好书，谈何容易啊！他又无法到图书馆去借书。“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好不容易才借到一些好书。”
阿廖沙最初阅读的大多是一些通俗读物，有许多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好书不多。在长期大量阅读过程中他才逐渐接触到了司各特、巴尔扎克、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也只有在这些精品里他才得到了真切的感受。“这是一本普希金的长诗。我一下子就把它读完了。我当时的心情，就好像偶然走进一个从未去过的美丽的地方时产生的贪婪感那样，总想一下子就把它走遍了……那儿百花盛开，阳光灿烂。”“我想读像奇妙的巴尔扎克写的那些使人激动、令人高兴的书。”作家还特别追忆了当年在作坊里朗读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时的情景：“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的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阿廖沙正是在这些经典作品里体会到了什么叫好书，也懂得了好书对自己是多么重要：“正是这些好书，使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单人，我是不会沉沦的。”也正是这些好书“使我不易受到种种病毒的侵害”。那些英雄人物“教我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屈服于环境”。“大仲马的主人公让我产生某种去为重要而又伟大的事业献身的愿望。”
在阿廖沙的成长过程中，有两种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力量，即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给了他“蜜”，给了他力量，使他看到了光明；二是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像甘露一样滋润着他的心田。好人的榜样和好书的熏陶培育了他一副刚正不阿的坚强性格。阿廖沙不仅是个善良的有正义感的孩子，而且有理想有抱负。他在现实中看到了如此多的“铅一样沉重的丑事”，从懂事时候起，便下决心要变革现实，改变现状。他刚走进“人间”不久，就透露过这样一种想法：“去当强盗多好呀！去打劫那些贪婪的财主，把抢来的东西分给穷人，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都快乐，不再嫉妒，不再像恶狗那样相互乱咬。”他想跑到外婆的上帝那儿去，告诉他人间的实情：“人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希望上帝赐给他一种智慧，这种智慧能“把一切改变成另一种样子，人们能过更好的生活”。这当然是小孩子的一种天真的幻想。不过这也说明，阿廖沙的确从小就有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有一颗像丹柯那样为人民献身的红心。
阿廖沙的成长道路是一条艰苦卓绝、复杂曲折的苦难历程。在漫长的茫茫暗夜里，他抗击强暴，历尽磨难，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他有过彷徨，有过失落，产生过孤独感，甚至在黑暗中被毁灭的意识。“在我周围好像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沸腾，我觉得我也慢慢地在里面被煮得稀烂了。”“难道整个生活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也要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而找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改善吗？”“我和大家一样漂浮在同一条江河里……我常觉得我会沉到深水底下去。”但是，“我愤怒而又顽强地抵抗着这种强暴”。阿廖沙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能“愤怒而顽强地抵抗强暴”。阿廖沙最不能容忍的是人们的软弱、忍耐和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人们常对他说：“你就忍耐吧，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啊！毫无办法，我们命该如此。”甚至连他最亲爱最信任的外祖母也劝导他：“要忍耐，阿廖沙！”但是，他认定，他决不能走这条老路。他坚决地说：“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忍耐、比屈从于外在条件的力量更可怕更使人残废的了。”圣像作坊的画像师日哈列夫特别指出了阿廖沙的这一性格特点，并夸奖他说：“你是谁？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一个孤儿，我比你几乎年长三倍，可我却要夸耀你，那是因为，你对任何事情，从不背过脸去，而是正视一切！你要永远这样坚持下去。这很好。”敢于面对一切，正视一切，刚正不阿——这就是阿廖沙在苦难的岁月中形成并坚持一生的品德和个性。
作家在《在人间》这部作品快要结束时仍然不无骄傲地、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我最终还是成为一个残废者躺在地里的话，我在临终时也还要不无自豪地说，那些好心人四十年来认真地要使我的心变得残废，但他们的辛勤劳作并不成功。”
李辉凡，2013年9月19日重阳节，于京城雅居。

一
我来到人间，在城里大街上一家“时尚鞋店”里做学徒工。
我的老板是一个小胖子，他有一张棕褐色的粗糙的脸，一口绿色的牙齿，一双污浊的水泡眼睛。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对他做了一个鬼脸。
“别做怪相。”他小声而严厉地说。
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我感到很难受。我不相信他的眼睛能看见，也许老板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过了，你别做怪相。”他再次小声地说，厚厚的嘴唇几乎没有动一动。
“你别挠手，”他小声地干巴巴地对我说，“你是在城里主街上第一流的店铺里做事，要记住这一点。学徒工就应当像雕像那样站在门口……”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而且也没法不挠手，因为我的两只手直到胳膊肘都长满了红斑和疥疮，疥虫咬得我实在难受。
“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老板看着我的双手问道。
我告诉了他。他摇晃着长满白发的圆脑袋，令人难堪地说：
“捡破烂儿，还不如去要饭，比偷窃还坏。”
我却不无骄傲地说：
“是啊，东西我也偷过。”
这时他把猫爪子似的手搁在柜台上，一双盲人似的眼睛吃惊地盯着我的脸，低声地说：
“什——么？你还偷过东西？”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得啦，这倒是小事。可是如果你在我这里偷鞋子或钱的话，我就把你送进牢房去，直到你长大成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我却吓坏了，从而也更加憎恶他了。
在这个店铺里站柜台的除了老板外，还有我的表兄萨沙·雅科夫和一位大伙计。大伙计脸色红润，是一个狡猾的、纠缠不休的人。萨沙穿一套红黄色的礼服，一件胸衣，系着领带，穿着散腿裤。他很自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领我去见老板时，也请萨沙帮帮我，教教我。萨沙神气十足地皱起眉头，警告说：
“那他就得听我的话！”
外祖父用手按着我的头，把我的脖子都压弯了。
“要听他的话，不论按年龄还是按职位他都比你大……”
萨沙则瞪着两只眼睛，训示式地说：
“你可要记住外公的话！”
于是从第一天起，他就极力地摆出其老资格的架势了。
“卡希林，别老瞪着眼珠子。”老板劝导他说。
“我——没有，老板。”萨沙低下头应了一声。但老板还是不依不饶地说：
“别老沉着脸，顾客会以为你是只山羊呢……”
大伙计赔着笑脸，老板难看地撇着嘴，萨沙满脸通红地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听这些话，有许多话我听不懂，有时我觉得这些人好像在说外国话。
有女顾客进来时，老板便从衣兜里抽出一只手来，捋捋小胡子，脸上堆起甜蜜的笑容，可是满脸的皱纹却改变不了他的瞎子似的眼睛。大伙计则挺起身子，两只胳膊肘紧紧地贴着腰部，手掌毕恭毕敬地在空中摊开。萨沙胆怯地眨巴着眼睛，竭力掩盖住他那凸出的眼珠子。我站在门口，悄悄地挠着手，留心观察着他们做买卖的规矩。
大伙计跪在女顾客的面前，奇怪地叉开手指去量女顾客的脚的尺寸。他双手哆嗦着，小心翼翼地触了触女人的脚，好像怕碰坏了她的脚似的，其实这个女人的脚胖得很，就像一只倒放着的短脖颈瓶子。
有一回，一位太太抖动着一只脚，缩着身子喊道：
“哎哟，你弄得我好痒啊……”
“太太，这是我们应有的礼貌……”大伙计急忙而又热情地解释说。
他那谄媚女顾客的样子真是可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把脸转到玻璃那边去，但我又忍不住想去看他们的买卖。大伙计的接待手法确实逗人发笑，同时我也觉得，我永远不会那么有礼貌地摊开双手，那么灵巧地给别人的脚穿鞋子。
老板常常离开店铺走进柜台后面一个小房间里去，并把萨沙也叫进去，留大伙计一人单独地接待顾客。有一次，他触摸了一下一个棕发女人的脚，然后把大拇指、中指和食指捏在一起，放在嘴上吻了吻。
“哎哟，”那女人惊叹了一声，“你真是个调皮鬼！”
他却鼓起腮帮子吃力地哼了一声：
“唔！”
我顿时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站立不住，便去扶门把，不料却把门推开了，脑袋撞在玻璃上，把玻璃打破了。大伙计直冲我跺脚，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敲我的脑袋，萨沙则要拧我的耳朵。傍晚回家的时候，他严厉地教训我说：
“你干出这种事，你会被开除的！这有啥可笑的呢？”
他还对我解释说，大伙计若是赢得太太的欢心，生意会做得更好。
“太太为了来看看招人喜欢的大伙计，即便不需要鞋子，也会跑来多买一双。可你——却不懂事！你真是让人操心……”
这话叫我生气。其实谁都没有替我操过心，更何况是他。
每天早晨，那个有病的爱生气的女厨娘叫醒我的时间，总是比萨沙起床的时间早一个小时。我要给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沙他们擦鞋，刷衣服，烧茶炊，为所有的炉子备好木柴，为午饭清洗餐具；一到店里便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买主送货，然后回家送午饭。这一段时间，我站在店铺门口的职位就由萨沙代替。他认为这种工作降低了他的身份。
“你这又懒又笨的家伙！让别人替你干活……”
我感到难受、寂寞。我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往从早到晚我都是在库纳维诺的沙土街上，在浑浊的奥卡河岸边，在旷野和森林里生活的，如今没有外祖母，没有小伙伴，也没有可以跟我谈话的人了。这种生活让我生气，它在我面前暴露了其丑陋和虚伪的内幕。
常有这样的事：女顾客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时他们三个人便感到受了屈辱。老板把自己的微笑收敛起来，命令萨沙说：
“卡希林，把货物收起来！”
接着便骂道：
“呸，跑来一头母猪！这蠢货在家待得发闷了，到店里来闲逛。你要是我的老婆，我就……”
他的老婆是个干瘪的黑眼睛的女人，长着一只大鼻子，常对他跺脚，大喊大叫，就像对仆人一样。
常常是这样：他们用虔敬的鞠躬和亲切的言词把认识的女顾客送走之后，便寡廉鲜耻地用肮脏的语言议论这个女人。这时候，我真想跑到街上去追上这个女人，把他们背后议论她的话告诉她。
我当然知道，人们一般都喜欢在背后彼此说人家的坏话，但是这三个人谈论的一切却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人承认他们是最优秀的人，是被派来审判全世界的。他们嫉妒许多人，却从来没有夸奖过谁，而且他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某种劣迹。
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位两颊绯红鲜艳、双目闪光的年轻女子，她穿着带有黑色毛皮的天鹅绒大氅，露在毛皮领子上面的小脸蛋，宛若一朵奇美的鲜花。她脱下大氅交给萨沙，变得更加漂亮了，淡灰色的丝绸衣裳紧紧地裹着她的苗条的身材，耳朵上的钻石耳环闪闪发亮。她使我想起了大美人瓦西莉莎75，我深信她就是省长夫人。他们特别恭敬地接待她，对她像拜火神一样哈腰弓背，不断地说各种奉承话。他们三个人像着了魔似的在店里跑来跑去，几个身影在橱窗玻璃上不断晃动着，仿佛周围的一切都着火了，正在消失，马上就要变成另一个样子，另一种形状了。
当她迅速地选购了一双高贵的皮鞋离开后，老板咂了一下嘴，带着哨音说：
“一条母狗！……”
“一句话——是个戏子。”大伙计也轻蔑地说。
接着他们便开始相互谈论起这位太太的风流韵事及其奢侈的生活来了。
午饭后，老板在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睡觉，我打开他的金表，在机器里放了一点儿醋。我非常愉快地看见，他醒来后手里拿着表走进店里来，张皇失措地说：
“真是怪事！表突然冒汗了！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莫非要出什么坏事？”
尽管店铺里的事务很忙，家里的活也很多，我好像仍然摆不脱沉重的百无聊赖的感觉，因此我常在想：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才能让他们把我从店里撵出去呢？
披满白雪的行人默默地在店门前走过——就像是出殡把某人送到墓地上去，由于误了时间，正忙着去追赶棺材似的；马车颠簸着，吃力地爬过一个个雪堆。店铺后面教堂的钟楼上，每天都鸣响着悲戚的钟声——斋戒日到了。钟声像是用枕头敲打着脑袋，虽然不痛，却让你感到麻木和耳朵变聋。
有一天，当时我正在店门口清理刚收到的货箱，钟楼的看守人来到我的跟前。他是一个歪肩膀的小老头，身体软得像一块布片做的，穿着一身破烂得像是被狗撕碎了的衣服。
“你是个好人，你就偷偷地给我一双套鞋好吗？”他竟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没有说话。他坐在一个空箱子上，打了个哈欠，在嘴边画个十字，又说：
“给我偷一双好吗？”
“不能偷！”我对他说。
“可是有人在偷。就看在老人的面上吧！”
他跟我生活中的一些人不一样，他有点儿招人喜欢。我觉得他完全相信我会帮他去偷。于是我答应了他从通风窗口里递给他一双套鞋。
“那好，”他平静地说，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你不是哄骗人吧？嗯，嗯，我看你也不是哄骗人……”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用鞋掌拭擦着肮脏的湿雪，然后抽起瓷制的烟斗来，突然吓唬我说：
“如果我骗你呢？我把这双套鞋交给老板，对他说，你把套鞋半个卢布卖给了我。这双鞋的价值超过两卢布，而你只卖半卢布！并说你进了饭馆，你会怎么样？”
我呆呆地望着他，好像他已经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似的。他却依然看着自己的皮鞋，吐着青烟，带着难听的鼻音小声地说：
“如果事情是这样，比方说，这是老板叫我做的：‘你去试探一下那小子——看他偷不偷？’那会怎么样呢？”
“我不给你套鞋了。”我生气地说。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现在就不能不给了！”
他抓住我一只胳膊，把我拉到他身边，用冰凉的手指朝我的脑门戳了一下，懒洋洋地继续说：
“你怎么能这样无缘无故就说‘好，拿去吧’呢？”
“是你要求的。”
“我要求的多了！我要求你去抢劫教堂，那你也就去抢劫教堂吗？难道可以如此地相信人家吗？你呀，傻瓜蛋……”
接着他把我推开，站起来。
“我不要偷来的套鞋，我不是贵族老爷，不用穿套鞋。这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很单纯，到复活节的时候，我放你到楼上去撞撞钟，看看城市景色……”
“我熟悉城市。”
“从钟楼上看，风景更美……”
他用鞋尖踩进雪堆里，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面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沮丧而又惧怕地想：
“这老头子当真是开个玩笑，还是真的是老板叫他来试探我的呢？”我害怕进店里去。
萨沙跳到院子里，大声嚷道：
“你搞的什么鬼名堂！”
我马上火了，对准他挥起了钳子。
我知道他和大伙计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皮鞋或者便鞋藏在炉灶的烟囱里，等到开店的时候，便把这些鞋放在大衣袖子里。我不喜欢这种事情，也有点儿害怕。因为我记得老板曾说过吓唬人的话。
“你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大伙计，”他严肃地向我说明，“我只是帮帮他。他要我帮，我只好帮！不然他会加害于我的。老板自己也是伙计出身，他一切都知道。你就住嘴吧。”
他边说边照镜子，不自然地伸出手指整理领带，就像大伙计所做的那样。他老是在我面前摆老资格，耍权势，粗声训斥我。他向我发号施令时，总是向前伸出一只手，做出一种厌恶的姿势。我个儿比他高，也比他有劲儿，但身体比他瘦弱，动作笨拙，他却很结实，很柔软，全身油亮。他穿长礼服、喇叭裤，我觉得他很神气，很有派头，但却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可笑的东西。他很憎恶厨娘。厨娘是个怪女人，搞不清楚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是打架，”她睁大其火热的黑眼睛说，“不论是公鸡格斗，狗咬架，还是庄稼人打架，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样，我全都喜欢。”
要是碰见院子里的公鸡或鸽子打架，她就放下工作，眼睛盯着窗口看，不声不响，直到打斗结束为止。每天晚上她都对萨沙和我说：
“臭小子们，你们闲坐着多没劲，干一场架多好啊！”
萨沙生气地说：
“傻婆娘，我不是臭小子，我是二伙计！”
“是吗，我可不这样看。在我看来，没有娶老婆的人，都是毛孩子。”
“真是傻婆娘，笨脑袋……”
“魔鬼倒聪明，可是上帝不喜欢。”
她这句俗语，使萨沙特别恼怒。他也故意刺激她，但她轻蔑地斜视他一眼，说：
“唉，你这只蟑螂，让你降生，是上帝的错误。”
他经常唆使我去抹黑她，趁她睡着的时候用鞋油或煤烟抹她的脸，在她枕头上插上几根针或用别的方法去对她“开玩笑”。但是我害怕厨娘，她甚至在睡觉时也很警觉，常常醒过来，一醒来就点上灯，坐在床上望着屋角。她有时从炉炕后面走到我这儿来，把我叫醒，哑着嗓子说：
“列克谢依卡76，我睡不着，我有些害怕，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睡意蒙眬地对她说了点什么，她却默默地坐着摇晃着身子。我觉得，她的发烧的身体散发出一种白蜡和神香的气味77。她活不长了，甚至立即就会倒在地上死去。由于害怕，我便提高嗓门大声说话，她制止我说：
“嘘……要是那些坏蛋醒了，他们会以为你是我的情人呢……”
她老是一个姿势在我旁边坐着：弓着背，双手放在两膝中间，用尖削的腿骨压住。她胸脯扁平，就是隔着厚厚的麻布衬衣也还凸现出一条条肋骨，活像木桶上的一条条铁箍。她默默地坐了许久，然后突然小声地说：
“还不如死了好，活着如此受罪……”
或者就像问什么人似的说：
“瞧，我已经活到头啦，是吗？”
“睡吧！”我没有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了我，然后直直腰，灰色的身影就在厨房的黑暗里消失了。
“妖精！”萨沙背后这样说她。
我则对他说：
“你当面也这样叫她嘛！”
“你以为我怕她？”
但他立即皱起眉头说：
“不，当面我不叫！她也许真是一个妖精……”
她蔑视所有的人，见谁都生气，就是对我，也毫不客气，每天早晨六点钟就揪住我一只脚大声喊道：
“还贪睡呢！快搬柴火去，生茶炊去，洗土豆去！……”
萨沙被吵醒了，埋怨地说：
“你喊什么？我告诉老板去，没法睡觉……”
她那身瘦骨头在厨房里迅速地走来走去，那双红肿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朝萨沙那边闪着亮光：
“唉，让你降生，真是上帝的错误！我要是你后娘的话，一定拔光你的毛。”
“该死的婆娘，”萨沙骂道，走进商店时他对我说，“应该把她撵走！要偷偷地在她的菜里放大把盐进去，如果所有的菜都太咸的话，她就会被撵走。不然就浇上一点煤油！你干吗还不动手？”
“那你怎么不干呢？”
他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
“胆小鬼！”
厨娘是我们看着死去的：她弯着腰去提茶炊，突然就倒在地上，好像她胸前被人推了一下似的，然后就默默地侧身栽下去，双手向前伸着，嘴里流出血来。
我们两人立即就明白她死了，但由于害怕而紧张，久久地望着她，连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萨沙拼命地从厨房里跑了出去，我却仍不知所措地靠在窗台上有亮光的地方。老板走过来，担忧地蹲下，用手指触了触她的脸说：
“真的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他在屋角里安放着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小圣像面前画了十字。祈祷完之后，他就在前厅命令说：
“卡希林，快去报警！”
来了一个警察，转了转，拿了小费就走了。然后又来了一个，还带着一个马车夫，他们俩一人抬腿一人抬头，把厨娘抬到街上去。老板娘从前厅探出头来，命令我说：
“擦地板去！”
老板则说：
“好在她是在晚上死的……”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处。躺下睡觉的时候，萨沙非常温和地对我说：
“不要熄灯。”
“你害怕？”
他用被子把头蒙上，躺了许久都没有说话。黑夜一片静寂，好像在倾听什么，等待什么。我则觉得，钟声立即就会响起来，全城的人会突然奔跑起来，大喊大叫地、惊慌失措地乱成一团。
萨沙从被子里露出来，悄声地对我说：
“来，到炕上来，睡在我旁边好吗？”
“炕上太热。”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
“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啊？真是妖精……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讲起死人来，说死人如何地从墓里走出来，半夜里在城里游荡，寻找他以前的住处和亲人居住的地方。
“死人们只记得城市，”他小声地说，“而街道、房屋他们都记不得了……”
周围变得越来越静，似乎也越来越黑了。萨沙抬起了头，问我：
“你想看看我的箱子吗？”
我很早就想知道，他在箱子里藏了一些什么东西。平时他都把箱子锁着，开箱子的时候，总是特别小心，我要是想看一下箱子，他就粗暴地问我：
“你想干什么，啊？”
当我表示同意看他的箱子时，他从床上坐起来，没有下床，用命令的口吻叫我把箱子搬到床上来，放在他的脚边；钥匙挂在他身上，与护身的十字架一起串在一根带子上。他朝厨房的暗角环顾了一下，郑重其事地皱了皱眉头，打开了锁，吹了吹箱子盖，好像这盖子发烫似的，然后启开它，从中取出几套内衣。
箱子里装有半箱子的药盒子、各种颜色的茶叶商标纸卷、鞋油盒和沙丁鱼洋铁盒等。
“这是什么？”
“你马上就会看到……”
他用双腿夹住箱子，俯在上面，小声地哼起来：
“愿上帝……”78
我期待能看到一些玩具，因为我从未有过玩具，虽然表面上我不在乎这些，但是我看见人家有玩具，还是无限羡慕的。像萨沙这么大的人还有玩具，我很高兴，尽管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而把它藏起来，但这种害羞感我是能理解的。
打开第一个盒子，他从里面取出一副眼镜框，戴在鼻梁上，严厉地看着我说：
“这眼镜没有镜片也没关系，它原本就是这样的。”
“给我看一看！”
“它对你的眼睛不合适，这是给黑眼睛的人戴的，而你的眼睛是浅色的。”他对我解释道，学着老板的样子干咳了一声，但马上又惊慌地环顾了一下厨房。
鞋油盒里装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扣子，他骄傲地向我说明：
“这些全是我从街上捡来的，我自己捡的，已有三十七枚……”
第三个盒里有铜制的大别针，也是从街上捡的，然后是一些皮鞋的后掌，有磨损过的，有坏的，也有完好的；还有就是皮鞋和便鞋的各种扣环、铜把手、手杖上断了的骨制镶饰、女孩子的梳子、一本《圆梦与占卜》79的书，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捡破烂时，这种一文不值的玩意儿一个月收集到的就比这多出十倍多。萨沙收藏的东西使我感到失望、纳闷，并且有点可怜他。他却对每件东西翻来覆去仔细打量着，爱不释手地抚摸着。他郑重其事地噘着厚嘴唇，一双凸眼睛深情而又关爱地望着它们，而那副眼镜却让他孩子气的脸变得更滑稽可笑了。
“你干吗要收集这些东西呢？”
他从眼镜框里匆匆瞥了我一眼，用一种清脆的童音问道：
“要不要我送你一点东西？”
“不，不要……”
显然，我的拒绝和对他的财物的不重视使他不高兴了。他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小声地向我提出：
“你去拿条毛巾来，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都擦一擦，都蒙上灰尘了……”
他把东西擦好放好后，便钻进被窝里，面朝墙躺着。外面下着雨，雨水从屋顶上流下来；风在吹打着窗户。
萨沙没有转过身来对我说：
“等园子里的地干一点之后，我给你看一件东西，准会叫你大吃一惊！”
我没有说话，铺床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跳起来，双手抓墙，带一种令人非常感动的恳切态度说：
“我害怕……上帝啊，我害怕！上帝饶恕吧！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当时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仿佛觉得，厨娘就在院子里的窗口边站着，背对着我，低着头，额头贴着玻璃。她站着，活像生前观看鸡打架时那样。
萨沙号啕大哭，双手抓墙，两脚乱蹬。我像炭火烧身似的，连头也没有回，吃力地穿过厨房，躺在他的身边。
我们又哭又闹，哭累了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是一个什么节日，买卖做到中午，在家吃了午饭。等老板一家人吃完饭睡午觉的时候，萨沙神秘地对我说：
“我们走！”
我猜想，马上我就可以看到那种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来到了园子里。在两幢房子中间一条窄小的地带上，长着十五棵老椴树，结实的树干盖满了棉花似的青苔，黑色光秃的树枝死气沉沉地伸展着，上面连一个乌鸦窠也没有。这些树木就像是墓地上的墓碑。除了这些椴树，园子里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灌木，也没有草地。道上的土被人们踩得很结实，并且黑得像铸铁一样。在隔年的腐蚀叶下面露出一些光秃的地面，它们也蒙上了薄薄的霉层，就像死水潭里的浮萍一样。
萨沙拐了一个弯，走到邻街的篱笆跟前，在一棵椴树下面停住，瞪着眼睛，看了看邻舍的模糊的窗户，便蹲下来，用双手拨开一堆树叶——于是一棵粗大的树根露了出来，旁边有两块深埋在土里的砖。他把砖取出来，下面是一块洋铁皮，洋铁皮下面是一块正方形的木板，最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通到树根下面的一个大洞。
萨沙擦亮了一根火柴，然后点着一个蜡烛头，探入洞里，对我说：
“你瞧吧，只是别害怕……”
显然他自己很害怕：他那只拿着蜡烛头的手在发抖，脸色苍白，嘴巴难看地张着，眼睛充满泪水，另一只空着的手则悄悄地移到背后去。他的害怕也传给了我，我非常小心地朝树根深处望了望：树根是这个大洞的拱顶。萨沙在大洞的深处点着三根蜡烛，使洞里充满了蓝色的亮光。这个洞相当大，有一个木桶那么深，但比木桶还要宽，旁边嵌满五颜六色的玻璃片和茶具的碎片，中间稍稍凸起的地方，盖着一块红布，并放着一口用锡纸做的小棺材，小棺材的一半覆盖着一块布，像是锦缎做的罩子，罩子下面露出一个小麻雀的一对灰色的爪子和一个尖尖的小脑袋。棺材后面放着一张念经台，上面搁着一个铜制的护身十字架；念经台的周围点着三支蜡烛，蜡烛被固定在用包糖的金银色的锡纸裹着的烛台上。
蜡烛的火苗向洞口倾斜着，洞里朦胧地闪现出五颜六色的火星和斑点；蜡烛的气味、温热的霉臭味、泥土味扑面而来；细碎的光谱弄得我眼花缭乱。这一切都使我产生一种不快的怪异感，我的恐惧心理也消失了。
“好吗？”萨沙问。
“这是干吗的？”
“小礼拜堂。”他解释说，“像吗？”
“不知道。”
“死者——一只小麻雀！也许它会变成有魔力的干尸，因为它是一位无辜的蒙难者……”
“你看见它时就是死的吗？”
“不，它飞进棚子里来，我用帽子扑住它，它就闷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又问道：
“好吗？”
“不好！”
这时他向洞口弯下腰去，迅速地用木板、铁皮把洞口盖住，并用砖头压上，然后站起身来，擦去膝头上的污泥，厉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可怜小麻雀。”
他像瞎子一样用呆滞的目光看了看我，并朝我的胸口推了一下，大声嚷道：
“混账！你是由于嫉妒才说不喜欢的。你以为你在卡纳特大街你的园子里做得比这更好吗？”
我想起了我家的凉亭，因此我坚决地答道：
“当然比这个好！”
萨沙脱下上衣，往地上一扔，卷起袖子，朝掌上吐啐了一口唾沫，提议说：
“既然这样，我们就来打一架吧！”
我并不想打架，令人身心交瘁的烦闷使我非常压抑，看着表兄那张凶狠的脸孔，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他向我扑过来，用头顶我的胸部，把我顶倒并骑在我身上，大喊大叫：
“想死还是想活？”
可是我的力气比他大，而且我非常生气，不一会儿他就脸朝下躺在地上了。他双手捂住脑袋，嘴里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我吓了一跳，要把他抱起来，他却双手乱抓，双脚乱蹬，我更害怕了，我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他却抬起头来说：
“怎么，你以为你打赢了？我就这样躺着，等老板一家人看见了，我就告你一状，你肯定会被撵走！”
他辱骂、恐吓我。他的话使我非常生气，我冲到洞口，把砖头、石块搬开，把装着小麻雀的棺材扔到篱笆外面去，把洞里的东西全翻出来，再用脚把洞口踏平。
“你瞧，瞧见了吗？”
萨沙对待我的狂暴行为也很奇怪：他坐在地上，嘴稍稍张开，紧皱着眉头注视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等我干完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把上衣往肩上一搭，平静而又凶狠地说：
“你会看到后果的，不用等多久。这一切都是我给你故意安排好的——这是魔法！啊哈……”
我蹲下来，好像被他的话挫伤了，全身发冷。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了。更使我压抑的是他的镇静。
我决定明天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老板，离开萨沙和他的魔法，离开所有这种令人厌恶而愚蠢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新来的厨娘把我叫醒后就大声叫道：
“我的爷啊！你的脸怎么啦？……”
“魔法起作用了！”我沮丧地想道。
可是厨娘却高声大笑起来，弄得我也不由地微笑了一下；我从她的镜子里看到，我的脸被抹了一层浓稠的煤烟。
“这是萨沙干的？”
“难道还是我？”厨娘大声说。
我去擦鞋，手刚伸进鞋里，一枚大头针就扎进我的手指里。
“这就是他的魔法！”
所有的鞋里面都放了大头针或缝衣针，而且放得很巧，这些针全都扎在我手掌上，当时我就舀了一勺凉水，非常解恨地把水浇在这个尚未睡醒或者是在装睡的魔法师的头上。
不过我的感觉还是不好：我仍旧恍恍惚惚地看到那口装着小麻雀的棺材，那灰色的卷曲的爪子，那不满地向上噘着的蜡鼻子，而周围那些似乎想要迸放却又放不出来的彩虹则闪着五颜六色的火星。棺材在变宽，爪子也在长大，向上伸展，活跃起来了，不停地颤动。
我本来决定这天晚上出走，可是午饭前在煤油炉上热菜汤时，我由于想事走了神，把汤烧开了，灭火时把汤盒打翻，烫了我的手，于是我被送进了医院。
现在我还记得医院里那种令人难受的噩梦般的情景：一些穿着灰色和白色尸衣的身影在黄色的摇摇晃晃的空房子里盲目地蠕动着，有的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有的在痛苦地呻吟。有一个眉毛长得像胡子一样的高个子男人拄着双拐走来走去，抖动着大黑胡子，打着呼哨，怒声喊道：
“我要向大主教举报！”
病床就像一口口棺材，病人们鼻子朝上地躺着，就和那只死麻雀一样。黄色的墙在摇晃，天花板像风帆一样弯成弓形，地板在晃动。一排排的病床时而靠在一起，时而分开，一切都令人心怵，感到可怕；窗户外面戳着的一根根树枝则像一根根抽打人的鞭子，有人正在挥动着它们。
一个黄红色头发、瘦削的死人在门口跳舞，他用短小的手扯着自己的尸衣，并尖声叫喊：
“我不要疯子！”
拄着双拐的大黑胡子冲着他喊道：
“我要向大——主——教——举报……”
外祖父外祖母以及所有的人老是说，医院里常折磨死人。我想，我的命也要完了。有一个戴着眼镜、身上也穿着尸衣的女人朝我走过来，在我床头的黑板上写了一些什么字，粉笔断了，粉笔末撒在我的头上。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什么也不叫。”
“你总有个名字吧？”
“没有。”
“别犯傻了，你会挨揍的！”
不用她说，我也相信我会挨揍的，所以我干脆不回答她。她像猫一样嗤了一声，又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点亮了两盏灯，黄色的火光挂在天花板下面，就像谁的忧郁的眼睛一样，一眨一眨地力图相互靠近，闪得人心烦意乱。
屋角里不知谁在说：
“来，我们玩牌吧！”
“我没有手怎么玩呢？”
“啊哈，你的手给斩断了！”
我立即想到：瞧，此人就是因为玩牌手被斩断的。他们在弄死我之前，会对我干些什么呢？
我双手灼痛，好像有人从手上抽我的骨头似的。由于害怕和疼痛，我小声地哭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流泪，我闭上了眼睛，可是泪水却从眼眶里渗出来，沿着鬓角，滴落在耳朵里。
黑夜到来了，所有的人都躺在床上，躲在灰色的被子下面，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得更静了，只有屋角里谁在嘟囔道：
“毫无结果，他是废物，她也是废物……”
该给外祖母写封信，让她来偷偷地把我从医院里接走，趁我现在还活着。可是没法写，双手还不能活动，也没有信封信纸。我得试一试——看能否从这里偷偷溜出去？
夜变得越来越沉寂，好像永远都是这样了。我悄悄地把两条腿放到地板上，走到门口，有一半门是开着的。在走廊里，灯光下，一张有靠背的木板凳上露出一个灰色的刺猬似的脑袋，吐着烟，它用一双黑眼窝望着我。我来不及躲闪了。
“谁在走动？到这儿来！”
声音轻轻的，不大可怕。我走了过去，打量了一下他那张长满短胡髭的圆脸。他头上的毛发长一些，全都竖了起来，发出银色的亮光。此人腰间系着一串钥匙。要是他的胡子和头发长得再长一些，那就跟使徒彼得80一模一样了。
“你是烫伤手的吧？干吗夜里起来闲逛呢？合哪条规矩呢？”
他把许多烟吐在我的胸前和脸上，用一只发烫的手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他的身边。
“你怕吗？”
“我怕！”
“到这里来的人开始时都害怕，其实是没有啥可怕的，特别是跟我在一起，我不会让任何人委屈……想抽烟吗？不抽，很好。抽烟对你来说是还早了一些，再过两三年吧……你爸爸妈妈在哪里？爸妈都没有了？哎哟，没了就没了吧——没有父母亲，我们照样活下去，只是你可别怯懦！明白吗？”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能用浅白的语言简单而又友好地对我说话的人了，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有说不出的愉快。
他领我回到我的病床时，我请求他：
“跟我坐一会儿吧！”
“可以。”他同意地说。
“你是干啥的？”
“我？我是一个兵，是最地道的高加索兵，也打过仗，怎么能不打仗呢？当兵的活着就是打仗的。我跟匈牙利人打过仗，跟契尔卡斯人81、波兰人打过仗，跟许多人都打过仗；老弟，战争却是极其残暴的啊！”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当我再睁开眼时，坐在士兵位子上的竟是穿着黑衣裙的外祖母，士兵却站在外祖母旁边，并且说：
“等等，全都死了，是吗？”
太阳在病房里嬉戏着，把一切都染成了金黄色，一会儿藏起来，然后又把大家照得通亮，就像小孩子淘气闹着玩似的。
外祖母探过身来问我：
“怎么啦，宝贝？受重伤了？我对那个红毛鬼说过多次……”
“我马上去把一切手续办好。”士兵说完就走了，外祖母则抹着脸上的泪水说：
“我们这个当兵的也是乡下人……”
我还是觉得我在做梦，于是没有说话。医生来了，替我重新包扎了伤处。这样我就跟外祖母坐上出租马车跑在城里的大街上了。她告诉我说：
“我们的老头子真是疯了，变得如此吝啬，看着都难受。不久前，他的一个新朋友毛皮匠赫雷斯把他藏在那本赞美诗里的一百卢布钞票偷走了，结果闹出了什么事啊，唉！”
阳光明媚。云彩像白色鸟群在空中翱翔。我们从小木桥上走过伏尔加河时，冰块发出吱吱的响声，并且鼓起来，河水在木板桥下哗啦啦地流着。集市那边，白色大教堂上的几个金色的十字架闪闪发亮。迎面走来一个大脸盘的农妇，双手抱着一大捆绸缎般的柳树条——春天来了，复活节快到了！
心脏就像云雀似的颤动起来了。
“外婆，我非常爱你！”
这话并不让她觉得奇怪，她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
“因为我们是亲人嘛。我可不是自夸，连外人也爱我。多谢圣母！”
她笑了笑又补充说：
“瞧，圣母很快就要高兴了，因为她的儿子复活了！可是我的瓦留莎82呢？我的女儿啊……”
接着她就不说话了……

二
外祖父在院子里碰见了我。他当时正跪在地上用斧子砍一块木楔子。他稍稍举起斧子，好像要向我的头砍过来似的，然后摘下帽子，嘲讽地说：
“您好，大人！您老退休了？是啊，如今您可以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嘿，您呀！……”
“晓得，晓得啦。”外祖母连忙说并向外祖父摆摆手，让他离开。她一边走进屋里，把茶炊搁上，一边说：
“如今你外祖父完全破产了，他把那些钱全交给了教子尼古拉去放利息，看来连收条也没有向他要。这事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破产了，钱没有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帮助穷人，没有去怜惜不幸的人。于是上帝对我们就有了想法：我干吗给卡希林家好处呢？上帝这么一想，便什么也不给咱们了……”
她向四周看了一下，对我说：
“我还是要尽量讨好上帝，让他不要对老头子压得太痛苦了，我现在用劳动得来的钱夜里悄悄地拿去布施。要是你愿意，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我有钱……”
外祖父眯着眼睛走了进来，问道：
“又想吃了？”
“又不是吃你的83。你如果想吃的话，就跟我们坐在一块儿吃吧，也够你吃的。”外婆说。
他坐在桌边，小声地说：
“那就给我倒一杯吧……”
房间里一切物品还原样放着，只有妈妈原来坐的那个角落令人伤心地空着；墙上，外公的床头上面，挂着一张纸，用粗大的印刷体字母写着：
救世主耶稣永垂不朽！愿你的神圣的名字每日每时与我同在！
“这是谁写的？”
外公没有回答，外婆过了一会儿笑着说：
“这张纸是用一百卢布换来的！”
“关你什么事！”外公吼了一声。
“我要把一切东西都送人！”
“现在没有东西可送了，当初有东西的时候，你却不肯送。”外婆平静地说。
“住嘴！”外公尖声喊道。
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还是老样子。
睡在箱子角上一个装衣服的篮子里的柯里亚84醒来了，他从那边望着我，隐约可以看见他眼皮下的两道蓝色的眼缝，他变得更苍白、憔悴、衰弱了。他不认得我，默默地转过脸去，闭上了眼睛。
街上我听到许多令人悲痛的消息：维亚希尔85死了，他是在受难周“被风磨轧死了”；哈比86搬到城里去住了；雅兹87失去了双腿，不能外出游玩了。这一切都是黑眼睛的科斯特洛马88告诉我的。他恼恨地说：
“孩子们早早就夭折了！”
“死去的不是只有维亚希尔一人吗？”
“都一样，凡是离开了我们这条街的，也就像是死了。伙伴们刚刚交上朋友，刚混熟一点，便不是出去做工就是死了。你们院子里契斯诺科夫那边搬来一家姓叶夫谢延科的，他家有个叫纽什卡的小孩还不错，挺机灵！他有两个妹妹，一个还很小，另一个是瘸子，拄着拐杖走路，长得很好看。”
想了想后，他又补充说：
“老兄，我和丘尔卡都爱上了这位姑娘，因此我们老吵架！”
“跟姑娘吵架？”
“干吗跟她吵？是我和丘尔卡之间，跟她倒很少吵。”
我当然知道，大小伙子，甚至成年男子也谈恋爱；我也知道，恋爱这个词的粗俗含义。我感到很不高兴，很同情科斯特洛马，看着他那笨拙的身体和那双生气的黑眼睛，很不是滋味。
我见到瘸腿姑娘是在这一天的晚上。她从楼梯上下到院子里时，拐杖失落了，两只透明的手抓住栏杆的木条，孤立无援地站在楼梯上，瘦小而又虚弱。我想把拐杖替她拾起来，可是我的缠着绷带的手使不上劲，许久都没能拾起来，心里非常懊丧。她站在我上面，小声地笑着说：
“你的手怎么啦？”
“烫着了。”
“瞧，我却是腿瘸了。你住在这个院子里吗？在医院里住了很久吧！我可是住医院住了好久好久啊！”
她叹了口气又补充说：
“很久啊！”
她穿一件带天蓝色马蹄形花纹的白连衣裙，虽然旧了点，但很干净，头发梳得很平整，两条又粗又短的发辫垂在胸前；她有一双又大又严肃的眼睛，在这双平静而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蓝色的亮光，照亮了她那张清瘦的尖鼻子的小脸。她愉快地笑了笑。不过我不喜欢她。她的整个病态的身影都好像是在说：
“请您别碰着我！”
那些小伙伴怎么会爱上她呢？
“我生病很久了，”她很乐意而且好像有点儿夸耀地说，“是一个女邻居对我施了魔法。她同我妈妈吵了一架，为了报复，就对我施了魔法……医院里可怕吗？”
“是的……”
跟她在一起，我觉得很不自在，便回屋里去了。
快到半夜时外婆亲切地把我叫醒了。
“怎么样，我们走吧？替别人做点事，你的手会好得快一些……”
她抓住我一只手，在黑暗中像牵瞎子似的拉着我。夜又黑又潮，不停地刮着风，好像河水在奔流，寒冷的沙石袭击着腿脚。外婆小心地走近市民房屋的窗口，画了三个十字，在所有的窗台上都放上五个戈比和三个小甜面包，望望没有星星的天空，再画一个十字，并小声地说：
“最最神圣的圣母，帮帮大众吧！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圣母啊！”
我们走得离民房越远，周围就越发荒凉和死寂。夜晚的天空黑得深彻无底，好像把月亮和星星永远藏匿起来了。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一条狗，对着我们吠叫，狗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亮光。我畏惧地紧紧靠着外祖母。
“没有事，”她说，“不过是一条狗。这个时候没有鬼了，时辰过了，公鸡已经报晓了！”
她把狗招引过来，摸摸它，对它说：
“小狗，你得留点神，别吓着了我的小外孙！”
狗蹭了蹭我的腿，然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了。
外婆十二次走近民房的窗口，在窗台上搁下“悄悄的施舍”。天快亮了，灰色的房子从黑暗中显露出来。白得像砂糖一样的纳波尔教堂的钟楼矗立起来了；墓地的砖围墙残缺不全，像一张破席子。
“老太婆累了，”外婆说，“该回家了！那些妇女明天一早醒来，啊，圣母娘娘给她们的孩子们送来了食品！当人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哪怕不多的一点东西，也是管用的呀！啊哟，阿廖沙，大家都过着穷日子，所以就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了！
富人不会想到上帝，
可怕的审判他也不理会，
穷人不是他们的朋友和兄弟，
他一心所想的是搜括黄金——
这黄金却是地狱里烧烤他的柴薪！
就该是这样！活着就要相互关心，上帝关心所有人！我很高兴，你又能跟我在一起了……”
我心里也暗暗高兴，模糊地觉得，一种永志不忘的东西又和我在一起了。我身边那条狐狸脸的红毛狗在颤抖，现出一双善良而负疚的眼神。
“它也跟我们在一起吗？”
“那有什么，既然它愿意，就在一起呗。我现在就给它面包吃，咱们还剩下两个小甜面包。我们在板凳上坐一会儿吧，我有点儿累了……”
我们在人家门口的一条板凳上坐下来，狗也趴在我们脚边啃着面包，外婆又讲了起来：
“这里住着一个犹太女人，她家里有九口人，一个比一个小，我问她：‘莫谢芙娜，你怎么生活呢？’她说：‘靠上帝保佑呗，除此，还能指望谁呢？’”
我紧靠着外婆温暖的身体睡着了。
生活又是过得如此飞快而紧凑，印象的洪流每天都给我的心灵带来新的东西，它令人叹赏，又令人恐惧，使人难受，逼人思考。
不久，我也千方百计地希望尽可能多地见到瘸腿姑娘了，想跟她说说话，或是默默地跟她一起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跟她在一起，就是不说话也很愉快。她一身清丽，像只柳莺，又会有声有色地讲述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她曾在顿河当榨油厂司机的叔叔那里生活多年，后来跟当钳工的父亲搬到了尼日尼。
“我还有一个二叔，他当时在皇帝身边当差哩。”
每逢节假日的晚上，全村的居民都来到“大门外”，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在墓地上跳起了圆舞，男人们都进酒店喝酒，大街上只剩下妇女和孩子们。有的妇女直接坐在沙地上或坐在板凳上，她们大声喧哗，吵吵嚷嚷，议论是非；孩子们则玩棒球、木击球和“玛兹洛”球；母亲们观看着这些游戏，赞扬玩得好的，讥讽玩得坏的。喧闹声震耳欲聋，他们的高兴劲儿却令人难忘。“大人们”的参与和关注使我们这些孩子分外兴奋，所有的游戏都显得特别活跃，充满激越的竞赛气氛。但是不管这些游戏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们三个人中——科斯特洛马、丘尔卡和我——总有一个人会跑到瘸腿姑娘面前去吹吹牛。
“看见没有，柳德米拉，我把三根木棒全打出去了！”
她可爱地微笑着，连连点头。
过去我们玩所有的游戏都是三人一起玩的，如今我却发现，丘尔卡和科斯特洛马总是在不同的小组里比赛，而且总是比赛灵巧和力气，常常弄到落泪和打架的地步。有一次，他们打得十分凶狠，以致需要大人出来调停，就像对待狗打架那样，用凉水去浇他们。
柳德米拉坐在板凳上，用一只健康的脚在地上跺起来。当两人打架滚到她跟前时，她就用拐杖去把他们隔开，害怕地大声喊道：
“别打了！”
她脸色苍白，眼睛失神，像发了疯似的翻白眼。
另一次，科斯特洛马玩木棒球丢人地输给了丘尔卡一盘，便躲在杂货铺燕麦柜台后面，蹲在那儿偷偷地哭起来。他的样子几乎让人感到害怕：他咬紧牙关，颧骨突出，瘦削的脸僵住了，从其忧郁而又发黑的眼睛里流出大颗的沉重的眼泪。我去安慰他时，他噙着眼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等着瞧吧……我要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会看见的！”
丘尔卡骄傲起来了。他走在街道的中间，像快要做新郎的小伙子那样，歪戴着帽子，双手插在衣兜里，学会了流氓腔调，从牙缝里啐唾沫，还对人说：
“我快学会抽烟了，已尝试过两三次了，就是有些恶心。”
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不愉快。我知道，我就要失去一个朋友了，而且我觉得，这都是柳德米拉的过失。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正在院子里挑选拾来的骨头、布片和各种破烂，柳德米拉走了过来，她摇摇晃晃地挥着右手说：
“你好，”她说，连连点了三次头，“科斯特洛马跟你在一起吗？”
“是的。”
“丘尔卡呢？”
“丘尔卡跟我们不友好。这全怪你。他们都爱上你了，并且打架了……”
她的脸红起来，但讥讽地答道：
“哪儿有这事！我有啥过错？”
“你干吗要谈恋爱呢？”
“我并没有要他们爱我！”她生气地说并走开了，边走边说，“这全是胡闹！我年纪比他们都大，我已经十四岁了，他们不会跟年纪大的姑娘谈恋爱……”
“你倒懂得很多！”我想气她一下，便提高嗓门说，“那边有个女掌柜，赫雷斯特的姐姐，已经很老了，还同小伙子们纠缠不休呢！”
柳德米拉转身回来，把拐杖深深地戳进院子里的沙土里。
“你自己什么也不懂，”她急忙地说，声泪俱下，一双可爱的眼睛放出亮丽的光芒，“那个女掌柜是个荡妇，难道我是这种人吗？我还小，是不许人碰我、捏我一下的，况且……你还是先去读读《堪察加女人》89这本小说的第二部再说吧！”
她啜泣着走了。我有点可怜她。在她的话音里有些我不知道的真情：我的伙伴为什么要去碰她、捏她呢？可他们还说爱上了她呢……
第二天，为了平息我对她的失礼，我买了两戈比的冰糖做的燕麦糖果送给她。我知道她喜欢吃这种糖果。
“你想吃吗？”
她强作生气地说：
“去你的吧，我不跟你做朋友！”
但她马上把糖果接了过去，说：
“哪怕用纸包一下也好，你的手多脏啊！”
“我洗过手了，就是洗不干净。”
她用她那又干又热的手抓住我的手看了看。
“你的手都弄坏了……”
“你的手也有许多小孔……”
“这是给针扎的，我要做许多针线活……”
过了不久，她向四周望了望，对我提议说：
“我说，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读《堪察加女人》，愿意吗？”
我们找了许久躲藏的地方，处处都不合适，最后决定到澡堂的更衣室去——那儿虽然黑暗，但可以坐在窗户旁边，窗口朝着板棚和邻居的屠宰场之间一个肮脏的拐角，很少有人注意这个地方。
于是她背靠着窗口坐着，把那条病腿搁在板凳上，好腿踩在地上。她就这样坐着，用破旧的书本挡着脸，激动地念出许多难懂而又枯燥的词句，不过我也很激动。我坐在地上，瞅着她那双像蓝色火光似的严肃的眼睛在书页上不断地移动，眼睛里有时噙着泪水。姑娘的声音在发颤，把不懂的词组中的生词匆匆念过。我却试着把这些词，改编成我的诗歌，并想尽办法颠倒它们的顺序。这就完全妨碍了我去理解书中讲的是什么。
狗在我膝头上打盹，我把它叫做“风”，因为它全身毛茸茸的，身体细长，跑得很快，吠起来呜呜响，就像秋风刮进烟囱里发出的声音。
“你在听吗？”小姑娘问道。
我默默地点点头。混乱的词句使我越发兴奋起来，更着急地要把它们排列成另一种样子，编成像歌曲中的词句那样。歌曲中的每一个词都是活的，每一个词都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发出亮光。
天黑了，柳德米拉放下拿着书的白皙的手，问我：
“你瞧，很好吧？……”
从这一晚开始，我们便经常躲在澡堂的更衣室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柳德米拉很快就不念《堪察加女人》这本书了，因为她常要问我这本没完没了的书里说的是什么，而我却不能回答。这的确是一本没完没了的书，我们从第二部开始念，完了还有第三部，接着姑娘对我说，还有第四部。
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阴雨天，不过这一天最好不是礼拜六，因为礼拜六澡堂里是要生火的。
外面下着雨，谁也不到外面去，谁也不会注意我们这个黑暗的角落。柳德米拉非常害怕“被人碰见”。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吗？”她小声地问道。
我懂得，也同样害怕“被人碰见”。我们躲在那里一连好几个小时，说东道西，有时我讲外婆讲过的故事，柳德米拉则讲熊河90哥萨克人的生活故事。
“哎哟，那边真棒！”她感叹道，“这里有啥呀？只有贫民窟……”
我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熊河去看一看。
不久，我们便不需要到澡堂的更衣室去了。柳德米拉的母亲在毛皮匠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一早就要去上班，她妹妹上小学，哥哥在瓷砖厂做工。一到阴雨天，我就到小姑娘家去帮她做饭，打扫房间、厨房。她笑着说：
“我和你在一起，像夫妻一样，只是分开睡觉。我们甚至生活得比他们更好，人家的丈夫还不愿意帮助妻子干活呢……”
我有钱的时候，就去买一些糖果来，我们一起喝茶，然后把烧过茶的茶炊搁在凉水里浸凉，这样爱唠叨的柳德米拉的妈妈就不知道我们烧过茶了。有时候外婆也到我们这里来，她坐着织花边或刺绣，讲各种非常好听的故事；有时候外公进城去了，柳德米拉就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便可以无忧无虑地大吃大喝一顿。
外婆说：
“啊哟，我们生活得多好啊！自己挣的钱——干啥都可以！”
她赞扬了我们的友谊。
“小男孩跟小姑娘交朋友，这是好事情，只是不要胡闹……”
她用最浅白的语言向我们解说什么叫“胡闹”。她说得很美很高尚，使我很好地懂得，含苞待放的花朵是不可以去碰的，否则这花就不会放香，也不会结果了。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美男子，卷头发，留一撮小胡子，尤其是他的两道浓眉，抖动起来神气十足；此人出奇的沉默，我不记得他对孩子们说过一句话；爱抚孩子时，他也像哑巴一样只是哼一哼，甚至打老婆时也不出声。
每逢节假日的晚上，他便穿上蓝色衬衫，绒布裤子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背上一架大手风琴。他把手风琴的皮带挂在肩上，在大门口停下来，活像一个站岗的士兵。这时大门口的“游艺晚会”就开始了：姑娘们、妇女们就像一群鸭子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她们都看着叶夫谢延科，有的从眉毛缝里偷偷地看，有的则公然地、贪婪地看，叶夫谢延科却站在那儿，噘着下嘴唇，瞪着黑眼睛，用挑选的目光看着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无言的眉目传情中，在那种一见到男人就无法自持的女人的轻佻举动中，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猪狗不如的东西，好像每个女人，只要男人命令式地向她眨眨眼睛，她就会驯服得像死人一样躺倒在肮脏的大街上。
“山羊出来了，不要脸的家伙！”柳德米拉的母亲骂道。
她又高又瘦，脸很长很脏，害过伤寒病之后，头发剪得很短，活像一把用旧了的扫帚。
柳德米拉和她坐在一起。她竭力想把母亲的注意力从大街上引开，便老是向她问这问那，但却徒劳无益。
“别烦人啦，真讨厌，倒霉的小残废！”母亲嘟囔道，不安地眨着眼睛。她那双蒙古人的窄眼睛奇怪地闪着亮光并停滞不动了，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事，紧盯住不放。
“妈妈，你不要生气，生气也没用。”柳德米拉说，“你瞧，那位蒲席店的老板娘打扮得多么漂亮呀！”
“我要是没有你们三个孩子的话，打扮起来比她还要漂亮，你们都把我啃光了，吃光了。”母亲残忍地好像流着眼泪地回答说，两眼死盯着那个又肥又高大的蒲席店的寡妇。
她活像一座小房子：凸出的乳房好像是台阶，那张用绿头巾掩盖着的脸则像玻璃上反映着太阳时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搭在胸前，演奏着。手风琴上有许多琴键，它们的声音不可抗拒地传送到四面八方去。孩子们从各条街道聚集过来，拜倒在演奏者的脚下，屏息不动地坐在沙地上，心醉神迷。
“等着吧，人们会拧下你的脑袋的。”叶夫谢延科太太对丈夫说。
叶夫谢延科斜视着自己的老婆，没有出声。
蒲席店老板娘像石头一样坐在离赫雷斯特小店不远的板凳上，脑袋歪在肩上，脸发红。
墓地后面的田野上空，晚霞红光闪耀，街道像河流一样，浮动着其打扮得亮丽而高大的身影。孩子们疾风似的在旋转，暖和的空气亲切而又令人陶醉，整天被照晒的沙土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特别可以闻到那种屠宰场的甜腻腻的油脂味——血腥味。从毛皮匠们居住的那些院子吹来一股又咸又难闻的皮革味。女人们的说话声，男人们的酒后狂言，孩子们的尖叫声，手风琴的鸣奏声——这一切融成了一种沉厚的喧嚣，一种不断地创造万物的大地发出的沉重的叹息。一切都是粗野的，赤裸裸的，却也暗示出一种巨大而又坚定的感情：相信这是一种黑暗的生活，无耻的动物式的生活，它在吹嘘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却又苦闷而紧张地寻求发泄这些力量的地方。
有些特别可怕的话有时通过喧嚣声直刺心窝，永远铭刻在记忆里：
“不能大家同时都打一个人——要一个一个来……”
“要是我们都不怜惜自己，又谁来怜惜我们呢……”
“难道上帝生出女人，就是为了开个玩笑？……”
夜临近了，空气新鲜，嘈杂声静了许多，木房子在黑影包围下膨胀起来变大了。孩子们被带回了各自的院子，睡觉了。孩子们到了晚上变得安静和温顺一些。叶夫谢延科像融化了似的悄然消失了。蒲席店老板娘也不见了。低沉的手风琴则在墓地后面很远的地方鸣响着。柳德米拉的母亲像猫一样弓着背在板凳上坐着。我外婆则到邻居家喝茶去了。邻居是个接生婆和拉皮条的女人，身材高大，青筋凸现，长着鸭嘴似的鼻子，在其男人般的扁平的胸脯上，挂着一枚“救死扶伤”的金质奖章。整条街的人都怕她，说她是巫婆。关于她，有人说：她在一次大火中救出了某某上校的三个孩子及其生病的妻子。
外婆跟她却是好朋友。她们在街上碰见了，两人老远就笑脸相迎，好像特别友好。
科斯特洛马、柳德米拉和我都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丘尔卡邀柳德米拉的兄弟去比武：两人扭打在一起，不停地跺脚，弄得满身尘土。
“别斗了！”柳德米拉胆怯地央求他们说。
科斯特洛马的黑眼睛斜视着她，讲起了猎人卡里宁的故事：这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有一双狡猾的眼睛；此人名声很坏，全村人都认得他，不久前去世了。但人们没有让他埋在墓地的沙土里，而是把他的棺材停在离其他坟墓不远的地面上。棺材是黑色的，用支架垫得很高，棺盖则油上了白漆，上面画着一个十字架，一支矛，一根手杖和两根骨头。
每天夜里，只要天一黑，老头就从棺材里起来，在墓地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直至第一遍鸡叫为止。
“别讲这些可怕的事！”柳德米拉央求道。
“松手！”丘尔卡大声喊道。他一面从柳德米拉兄弟的手中挣脱出来，一面讥讽地对科斯特洛马说：“你吹什么牛？我亲眼看见把棺材埋了，棺盖上也没有画什么标记的东西……说什么死人在那儿走来走去——那是醉鬼铁匠们编造出来的……”
科斯特洛马连看也没看他一眼，气愤地提议说：
“要不你就到墓地上去睡一晚，试试看！”
于是他们争论了起来。柳德米拉不耐烦地摇摇头，问道：
“妈妈，死人夜里会起来吗？”
“会起来。”母亲照样说了一句，像是从远方传来的一种回声。小店女掌柜的儿子瓦廖克走了过来。他是一个敦实、红脸的小伙子，二十岁上下。他听了我们的争论后说：
“你们三个人中，谁敢在棺材上躺一夜，我就给他二十戈比，加十支卷烟，可是要是害怕了坚持不住，我就揪他的耳朵，愿揪多久就揪多久。怎么样？”
大家都愣着，没有吱声。柳德米拉的母亲说：
“胡闹什么？难道可以唆使孩子们去干这种事吗？……”
“给一个卢布我就去！”丘尔卡阴郁地提议说。
科斯特洛马立即挖苦地问道：
“给二十戈比你就害怕？”接着他又对瓦廖克说，“你就给他一个卢布，反正他也不会去的，只是吹吹牛罢了……”
“好，就给一个卢布！”
丘尔卡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扶着篱笆不慌不忙地走了。科斯特洛马把手指塞进嘴里，跟在他的后面，尖声地吹口哨。柳德米拉不安地说：
“哎呀，上帝，真是个吹牛家……这算什么呀！”
“你们这号人哪，都是胆小鬼！”瓦廖克挖苦道，“还以为自己是街上的头号勇士呢！小兔崽子……”
他的挖苦话使我很生气。我讨厌这个酒足饭饱的青年，他经常唆使孩子们去干坏事，给孩子们讲一些关于姑娘们和妇女们的肮脏不堪的坏话，教孩子们去捉弄她们。孩子们听了他的话，往往付出沉痛的代价。不知为什么他很憎恨我的狗，常常拿石头去打它。有一次他竟用藏着缝衣针的面包去喂它。
可是当我看见丘尔卡紧缩着身子怯懦地躲开时，心里感到更加难受。
我对瓦廖克说：
“给我一卢布，我去……”
瓦廖克嘲笑我，吓唬我，而把一卢布递给了叶夫谢延科老婆，但她严厉地说：
“不要，我不拿！”
接着她生气地离开了。柳德米拉也不打算要这张钞票。这就更加剧了瓦廖克的笑骂。我打算不要这小子的钱也要去。这时外祖母走了过来，弄清这件事之后，便把钱接了过来，平静地对我说：
“你把小棉祆穿上，再带一条被子，不然早晨天气要变凉的……”
她的话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相信，什么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瓦廖克提出了条件：我必须在棺材上躺着直到天亮，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是棺材在摇晃的时候，或者是卡里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能下来。我只要下了地，就算输了。
“当心，”瓦廖克警告说，“我整夜都会注视着你的！”
当我去墓地时，外婆给我画了十字，并教我说：
“当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动，只要向圣母祈福就行了……”
我走得很快，只想快点开始和结束这一切。瓦廖克、科斯特洛马和另一些小伙子送我去，穿过砖围墙时，我被被子绊住，摔了一跤。我立即跳起来，好像从沙地上弹了起来似的。墙后面响起了哈哈的笑声。我胸口发紧，脊背上一阵难受的寒战疾驰而过。
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了棺材近旁。这棺材的一边盖上了沙土，另一边露着短粗的脚架，仿佛是有谁想把棺材抬起来而把它弄歪了似的。我坐在棺材的边上，即死者的脚边，向四面张望了一下：凹凸不平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灰色的十字架，它们的影子铺展开来，洒落在各个坟头上，把长满杂草的小山丘围拢起来。有些地方直立着一些瘦长的白桦树，它们好像在十字架中间迷路了，它们的枝叶则把那些分散的墓穴连接起来。透过这些影子所形成的花圈露出一些小草——这种灰色的鬃毛般的小草最叫人心怵！教堂像雪山似的直耸天空。在停滞不动的云彩中，一轮瘦月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它似乎就要溶化了。
雅兹的父亲（绰号“窝囊的乡巴佬”）在钟楼里正懒洋洋地敲钟，他每拉一次绳子，绳子都要碰到房顶上的洋铁皮，发出一种悲戚的声音，然后小钟才干巴巴地响一下，听起来短促而又枯燥乏味。
“天哪，千万别叫人睡不着觉！”我想起了这个守夜人的一句口头禅。
很可怕，而且不知为什么觉得很憋闷。尽管是在寒夜，我却全身冒汗。如果卡里宁老头真的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话，我来得及跑进钟楼里去吗？
墓地我很熟悉。我和雅兹以及其他同伴在墓地里玩过几十次。我母亲就埋在那边，在教堂旁边……
周围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从村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笑声和阵阵歌声；在铁路采石场那边的山丘上，或是在卡特佐夫村那边发出时断时续的手风琴的声音。醉鬼铁匠米亚乔夫经常哼着歌儿在围墙的后面走过——一听见歌声我就知道是他：
咱们家的妈，
过失并不大——
她谁也不爱，
单恋咱们爸。
能听到生命的最后的叹息是愉快的，可是在每一次钟声之后，周围就变得更静寂。这寂静像河水漫过草地一样扩散开来，淹没一切，遮住一切。灵魂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太空中飘游，逐渐地消失，就像在黑暗中擦亮的一根火柴那样，在这个海洋般的太空中溶化得无影无踪了。太空中只有遥不可及的星星活着，闪着亮光，大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无用了，死了。
我用被子裹住，缩着双腿，坐在棺材上，脸朝教堂。我摇动一下，棺材就会轧轧作响，下面的沙子也发出沙沙响声。
不知什么东西从我后面飞过来打在地上，接着又是一次，然后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落下一块砖头——很吓人，但我立即就猜到了，这是瓦廖克及其一伙人从围墙后面扔过来的：他们想吓唬我。不过近旁有人，我反而觉得好一些。
我不由得想起了母亲……有一回，我正学吸烟，被她碰见了。她要动手打我，我却对她说：
“别碰我，你不打我我已经够难受了，心烦得很……”
后来她罚我坐在炉子后面，对外祖母说：
“一个毫无情义的小孩，他谁也不爱……”
听了这话我感到很委屈。每当母亲责罚我的时候，我都很可怜她，为她感到难为情，因为她的责罚常常有失公平，罚不当罪。
总之，生活中有很多使人难受的东西。就说墙后面的那些人吧，尽管他们都很清楚，我一个人在墓地上是很害怕的，但他们还是要进一步来吓唬我。这是为什么呢？
我真想对他们大喝一声：
“你们见鬼去吧！”
不过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谁知道鬼对此是什么态度呢？鬼一定就在附近什么地方。
沙土里有许多云母碎片，在月光的照耀下发出暗淡的亮光，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回，我躺在奥卡河里木筏上望着河里的水，突然有一条小鳊鱼浮出水面，几乎碰着了我的脸。它翻身时侧面很像人的面颊，然后它用鸟一样圆圆的眼睛看了我一眼，便摇摆着身子沉下去，像枫叶落地那样游到深水里去了。
记忆力越来越活跃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都复活了，好像是要让它们去抵抗我脑子里顽固地产生的那些恐怖想象似的。
一只刺猬用坚实的爪子扒着沙土滚了过来。它让人想起了灶神爷——也是那么小，全身长满硬毛。
我还想起了外祖母蹲在炉灶跟前不断地念叨说：
“亲爱的家神，把蟑螂领走吧……”
在看不见的很远的城市上空变得光亮一些了。早晨的寒气使我的脸颊发紧，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把身子缩做一团，用被子把头包上——听其自然吧！
外祖母叫醒了我。她站在我身边，掀开了被子，说：
“起来吧！没冻着吧！喂，怎么样，害怕吗？”
“害怕，只是你别对人说，对孩子们也别说。”
“干吗不说？”她感到奇怪，“要是不可怕，那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了。”
我们回家了，路上她亲切地说：
“一切都得亲自去体验，我的宝贝，一切都得自己知道……自己不去学，谁也教不会你……”
到了晚上，我成了大街上的“英雄”，大家都问我：
“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当我说“害怕”时，大家都摇着头叫喊起来：
“啊哈！你瞧！”
小店老板娘却满有把握地宣称：
“看来，所谓卡里宁会起来的说法，全是撒谎。如果他能起来，难道还害怕一个小孩子不成？他会把小孩子赶出墓地，赶得远远的。”
柳德米拉用其亲切的诧异的眼神看着我，甚至外祖父对我显然也很满意，他一直在微笑。只有丘尔卡郁闷地说：
“他当然容易做到，因为他有个外婆是巫婆！”

三
弟弟柯里亚就像朝霞上的一颗小星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外祖母、他和我睡在小板棚里的一堆木柴上，上面铺垫了一些破布当床。我们的旁边就是东家的鸡舍，中间有一道用毛板拼成的有许多裂缝的墙。一到晚上，我们就听见那些喂饱了的鸡拍打着翅膀，咯咯地叫着睡去。早晨，大嗓门的金色公鸡就会把我们闹醒。
“啊，把你撕碎才好！”醒来的外祖母愤愤地说。
我不想睡了，便欣赏起柴房缝隙里射到我床上的太阳光线来。光线里飞舞着一些银色的灰尘——它们仿佛是神话中的字句。柴堆里老鼠的活动发出沙沙声，翅膀上带有黑斑点的红甲虫四处乱爬。
有时我由于忍受不了鸡粪的恶臭，便从柴房里出来爬上房顶，观察着屋里的人，他们一个个醒来，好像都没有了眼睛，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睡肿了，胀得又肥又大。
瞧，船夫费尔曼诺夫从窗口探出了多毛的脑袋，他是一个阴郁的醉鬼，浮肿的眼睛眯成两条细缝，望着太阳，并像野猪似的哼哼着。外祖父跑到院子里来了，他双手抚平棕红色的头发，急忙地要到澡堂去洗个冷水浴。房东家的那个尖鼻子的多嘴厨娘满脸雀斑，很像一只杜鹃，而东家本人则像一只又老又肥的鸽子。所有的人都使人联想起禽类、牲口和野兽。
早晨是多么可爱，多么明媚，但我却有些郁闷，很想到没有人的野外去。我早就知道，人们照样会把明净的一天弄得肮脏不堪的。
有一天，当时我正在屋顶上躺着，外祖母叫我下去，她冲自己的床点了点头，小声地说：
“柯里亚死了……”
小孩的脑袋歪出了红布枕头，躺在毛毡上，裸着身体，全身发青，衬衣缩到脖子上，露出鼓胀的肚子和长满脓疮的一双歪腿，双手则奇怪地垫在腰下，好像要把自己抬起来似的；脑袋稍稍歪在一边。
“谢天谢地，他超脱了！”外祖母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说，“他怎么能活下去呢，残疾的孩子？”
外祖父像跳舞似的踩着拍子出现了。他小心地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孩子闭着的眼睛。外祖母生气地说：
“你干吗用没洗过的手去碰他？”
外祖父嘟囔道：
“瞧，把他生下来了，他也活过了，吃了喝了……却不三不四地……”
“你就清醒一点吧。”外祖母打断了他的话。
他茫然地看了她一眼，便朝院子里走去，说道：
“我可没有钱葬他，你自己看着办吧……”
“呸，你这个可恶的东西！”
我离开了，直到晚上才回家。
第二天早晨埋葬了柯里亚。我没有到教堂去，在做弥撒的整段时间里，我都和狗以及雅兹父亲在一起，坐在被刨开的母亲的坟墓边。雅兹的父亲刨坟坑少收了一些钱，便老在我面前夸耀自己：
“我只是看在熟人面上，不然就得收一个卢布……”
我瞅了瞅黄色的墓穴，从那里飘来一股难闻的气味。旁边有潮湿的黑色木板。我只要稍动一下，墓穴周围的沙土就纷纷散落下来，形成一条细流，一直流到穴底，两边则留下一道道波纹。我故意晃动身子，让沙土流下去，盖住那些木板。
“别淘气！”雅兹父亲抽着烟说。
外祖母抱来一口白色的小棺材，“窝囊的乡巴佬”跳进墓穴里，接过了小棺材，把它安放在那些黑木板的旁边，然后跳出墓穴，开始用脚和铁铲填沙土。他的烟斗就像香炉一样冒着烟。外祖母和外祖父也默默地帮他一齐干。没有神父，也没有乞丐，在这密密麻麻的十字架丛中只有我们四人。
外祖母付钱给守夜人时责备他说：
“你终于还是惊动了瓦丽娅91的棺木……”
“那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我还是侵占了别人的一些地。这没有什么！”
外祖母脑袋着地跪拜了墓地，呜咽了一阵，然后哭着离开了。外祖父则用帽檐遮住眼睛，拉了拉破旧的外衣，跟在外祖母后面。
“把种子撒在生地里。”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就像田野上的乌鸦一样跑到前面去了。
我问外祖母：
“他说什么？”
“不要管他，他有他的想法。”她回答道。
天气很热。外祖母走得很吃力，双脚陷进热沙里，常常停下来，用手巾擦着脸上的汗。
我鼓足勇气问她：
“墓穴里那黑色的东西是妈妈的棺材吗？”
“是，”她生气地说，“都怪那个狗杂种……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瓦丽娅的尸体就腐烂了，这都是由于沙土不好，渗水所致，要是黏土的话，就会好得多。”
“所有的人都会腐烂吗？”
“所有的人。只有圣徒才不会……”
“你也不会腐烂！”
她停了下来，扶正了我头上的帽子，严肃地劝阻我说：
“别去想这种事，不要去想，听见了吗？”
可是我却在想：死亡——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和讨厌！真可恶。
我心情很坏。
我们回到家时，外祖父已经烧好了茶，铺上了桌布。
“我们喝点茶吧，不然太热了，”他说，“我把茶泡好了，够大家喝的。”
他走到外祖母跟前，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怎么样，老太婆，啊！”
外祖母挥挥手说：
“这没有什么。”
“就是！上帝对我们发怒了，所以把一个个都召回去了……要是我们一家人能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那样健康地过日子，那该有多好啊……”
他很久都没有这样温柔而和气地说话了。我听着他的话，并期待它能消除我的郁闷，让我忘掉那黄色的墓穴和旁边那些黑色潮湿的木板。
但是外祖母却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老头子！你一辈子都说这些话，又有谁变得轻松一些呢？你一辈子都像铁锈吃生铁那样，把什么都吃掉了……”
外祖父咳了一声，看了她一眼，便不作声了。
晚上在大门口我伤心地对柳德米拉讲述了我早晨见到的一切，但并没有引起她的明显的反应。
“当孤儿更好。要是我父亲、母亲都死了，我就把妹妹交给哥哥，我自己到修道院去过一辈子，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我是个瘸子，不能工作，也没有资格嫁人，说不准生下的孩子也是瘸子呢……”
她像我们街上的所有女人一样，说得很理智。也许就是从这个晚上起，我对她便失去了兴趣。再说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已越来越少地见到这位女友了。
弟弟死了没有几天，外祖父便对我说：
“今天你早点睡，天一亮我就叫醒你，我们到林子里打柴去……”
“我也去拾点干草。”外祖母说。
离村子三俄里远的沼泽地是一片云杉和白桦的林子，那里有许多干枯的和倒下的树木。林子的一边是奥卡河，另一边是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越过公路又一直连接下去。在这片柔软的针叶林的上方，像黑色天幕似的高高地耸立着一大片松树林。它就是所谓的“萨维洛夫马鬃”。
所有这一切都是舒瓦洛夫伯爵的地产，但护理得不好。库纳维诺的小市民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他们捡拾干枝，砍伐枯树，有机会时，活树也照砍不误。每到秋天，为了准备柴火过冬，往往有几十个人手里拿着斧子，腰上缠着绳子到林子里去。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天刚亮便沿着洒满露水的银白色的田野走去。我们的左边，奥卡河的对面，嘉特洛夫山棕红色的山坡上，白色下新城的上空，绿色果园的山丘上，教堂的金色的圆顶上，俄罗斯的懒洋洋的太阳冉冉升起，微风从静静的浑浊的奥卡河徐徐吹来，金黄色的毛茛被露珠压得摇晃着身子，紫色的风铃草无言地垂在地上，五颜六色的腊菊直立在贫瘠的草地上，有“夜美人”之称的石竹花开出红色星星般的花朵……
森林像黑色的军队迎面向我们开来，展开翅膀的云杉像一群大鸟，白桦树则像一群小姑娘，沼泽地的酸涩味吹遍了田野；狗垂着玫瑰色的舌头跟我一起走着，不时停下来，闻闻这闻闻那，莫名其妙地摇晃着其狐狸般的脑袋。
外祖父穿着外祖母的开胸短上衣，戴一顶没有帽檐的旧帽子，眯缝着眼睛，莫名其妙地笑着，迈着一双瘦腿，小心翼翼地像在行窃似的。外祖母穿着蓝上衣黑裙子，头上包着白头巾，走起路来像在路上滚一样，很难跟上她。
离森林越近，外祖父就越发精神抖擞，从容地呼吸着空气，不时咳出几声。他开始时，说话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后来却像喝醉了似的，说得欢快而又动听：
“森林是上帝的花园。谁也没有去播种，是上帝的风，上帝的神圣的呼吸使然……年轻的时候我到过日古利，当时我是船夫……咳，列克谢，我经历过的事，你是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奥卡河上的森林，从卡西莫夫到穆罗姆，或者越过伏尔加河，直到乌拉尔，真是太大了，大得不可思议……”
外祖母斜视了他一眼，并给我做了个眼色。他被土墩绊着了，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念叨着。这些枯燥乏味的词句至今还时时闪现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驾着一条运油的木帆船从萨拉托夫到马卡里去赶集。我们的管家基里洛是普列赫人，而船老大是卡西莫夫的鞑靼人，好像叫阿萨弗……船开到日古利时遭遇了上游风，弄得我们精疲力尽，就抛下了锚。我们被摇晃得太累了，便上岸去做饭吃。这时正是五月份，伏尔加河一片汪洋，波浪就像几千只天鹅成群向里海飞去。日古利的山则像春天一样翠绿，高耸在空中。天上的白云活像一群群牲口在草地上吃草。太阳把金光洒落在大地上。我们一边休息，一边欣赏着风光，彼此走得更近了。河上北风凛冽，很冷，岸上则又暖和又芬芳！傍晚，我们的基里洛——一个严肃的上了年纪的男子，站起来，脱下帽子说：‘喂，孩子们，我不再是你们的头儿了，也不是你们的仆人了，你们就自己走吧，我要到森林里去了！’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人对老板负责了，这怎么行？没有头儿我们是走不了的。虽然这是伏尔加河，可是在单行线上也会迷路的。那些人都是疯狂的野兽，不会有怜悯心的。大家都吓坏了。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了，不想做你们的牧人了，我要到森林里去！’当时大家想揍他一顿，把他捆起来，也有人为他着想，大声喊道‘等一等！’船工长鞑靼人也喊道‘我也要走！’真是糟透了。这个鞑靼人已跑了两趟船，老板都没付给他工资，而这第三趟他也已经跑了一半——到时候可是很大一笔钱！大家大吵大嚷一直到晚上。结果这一晚走了七个人，剩下我们不知是十六个还是十四个。这就是森林惹出来的事！”
“他们当强盗去了吗？”
“也许去当强盗，也许去当隐士。在当时，这种事谁也弄不清楚……”
外祖母画了个十字：
“至圣至尊的圣母！一想到人们，你就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
“大家生来都一样聪明，就看魔鬼把你引到哪里去……”
我们沿着沼泽地的土墩和瘦小的杉树之间的潮湿小道走进了森林。我觉得，像普列赫人基里洛那样永远逃进森林里也很好。森林里没有那些唠叨的人，没有打架，也没有酗酒。在那里，你会忘掉外祖父的吝啬，忘掉母亲的沙土坟，忘掉一切使你心烦和压抑你心灵的沉重的郁闷。
在一块干燥的地方外祖母说：
“我们坐一会儿吧，要吃点东西了！”
她的柳条筐里有黑麦面包、绿色的葱、黄瓜、盐和用布包着的奶渣。外祖父看着这一切有点儿难为情，眨巴着眼睛。
“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什么吃的也没带……”
“够大家吃的……”
我们靠着一株可做桅杆用的古铜色的松树干上坐下来。空气中充满了松脂味，从田野里吹来一阵微风，摇动着木贼草。外祖母用一只发黑的手采集各种小草，给我讲述金丝草、药慧草、车前草的药用性能以及蕨薇、黏性柳兰和充满灰尘的千屈菜等的神奇效力。
外祖父在劈一棵倒了的树，叫我把他劈好的木块堆在一个地方，但我却悄悄地跟在外祖母的后面，溜进密林里去了。外祖母静静地在粗壮的树干中间走着，像潜水似的老把身子弯向铺满针叶的地上，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
“又来早了，蘑菇很少！上帝，你没有好好照顾穷人，蘑菇对穷人来说，就是美食。”
我默默地跟在她后面，十分小心，生怕她发现了我，因为我不想打扰她跟上帝、小草、小青蛙……谈话。
可是她还是发现了我。
“你从外祖父那里逃出来的吧？”
接着她向黑土地弯下腰。土地上长满了青草，好像是穿了一件华丽的衣裳。她说，有一次上帝对人发怒了，便让洪水淹没大地，淹死了所有有生命的东西。
“不过，最仁慈的圣母早已把所有的种子都收集在篮子里，把它们藏起来了。之后她请求太阳说：你就把整个地球晒干吧，为此人类会赞美你的！太阳把地球晒干了，圣母便把藏下的种子种上。上帝看见大地上重新长满了有生命的东西，既有草木，也有牲畜及人类……便说：这是谁，竟敢违背我的意旨，干出这种事来？圣母当即向上帝忏悔。其实上帝自己看到大地一片荒凉，也很怜惜，因此他对圣母说：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过觉得有点奇怪，便很认真地说：
“难道真是这样吗？圣母是在洪水之后许久才出生的呀。”
这时外祖母也诧异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学校里，书上写的。”
这倒使她放心了，便劝导我说：
“你把书上的东西扔掉，忘掉它们，那些书呀，都是胡说！”
她悄悄地笑起来，很开心。
“都是瞎编，那些傻瓜！有上帝，却没有上帝他妈，嘿！那么上帝是谁生的？”
“不知道。”
“很好，你学到了一个‘不知道’！”
“神父说了，圣母是约基姆和安娜生的。”
“那就是说，她叫玛丽亚·约基莫夫娜了！”
外祖母生气了。她站在我对面，严厉地直盯着我的眼睛。
“你要是再这样想的话，我就要打你了！”
过了一会儿她向我解释说：
“圣母早已存在，比谁都早！她生下上帝，然后才……”
“那基督呢——怎么样？”
外祖母没有说话，发窘地闭上了眼睛。
“基督吗……这，这，这！”
我知道我胜了，使她在鬼神这种秘密中犯糊涂了。而这并没有使我高兴。
我们往森林里越走越深，走到了一个雾气沉沉的地方，这里不时射进几道金色的阳光。林中暖和舒适的地方，不时轻轻地发出某种令人向往、催人幻想的声音。交喙鸟吱吱地叫，小山雀啾啾地鸣，杜鹃咯咯地笑，金莺打起了口哨，燕雀一刻不停地唱着嫉妒之歌，古怪之鸟松雀则唱得犹豫不决。碧绿色的青蛙在我们的脚下玩耍；黄颔蛇爬在树根中间，昂起其金黄色的小脑袋，正窥视着青蛙；松鼠吃着东西，发出咯吱的响声，其毛茸茸的尾巴在松枝间掠过。你能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却还想看得再多一点，走得更远一些。
松树的树干之间有时出现一种透明的、非常轻盈的巨人般的身影，然后又消失在稠密的绿荫中，透过绿荫，露出一块银中带绿的天空。脚下是一片青苔，它像一块豪华的地毯，上面绣满了越桔丛和干酸果蔓的图饰。石悬钩子在草地里像一滴滴血，闪着亮光；蘑菇放出的浓香，十分诱人。
“至高无上的圣母，人间灿烂之光！”外祖母一边喘息，一边祈祷着。她在森林里就像是周围一切的主人和亲人。她像熊一样慢慢地走着，看到一切，夸耀一切，感激一切。似乎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暖流，注满整个森林。当我看见被她踩踏过的青苔重又伸起来、舒展开来时，心里特别高兴。
我一边走一边在想：去当强盗多好！去打劫那些贪婪的财主，把抢来的东西分给穷人，让所有的人都吃饱，都快乐，不再嫉妒，不再像恶狗那样互相乱咬。同时最好能跑到外祖母的上帝、外祖母的圣母那里去，告诉他们所有的实情：人们的生活过得多么糟糕；他们彼此都埋葬在恶劣的沙土里，很不好，很难受。总之，世间有多少完全不必要的伤心事啊！要是圣母相信我，就请赐我一种智慧，让我能够把一切改变成另一种样子，尽可能变得好一些；希望人们有信心听取我的意见，我会找到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我还小，这没有关系，基督只大我一岁，当时就有许多哲人听他的话了……
有一回，我想事出了神，掉进了一个深坑里。一根树枝刮破了我的腰，也擦伤了我后脑壳的头皮；我坐在又冷又脏的黏糊得像香脂一样的坑底上，自己无法爬上去，感到十分尴尬，又不好意思大声喊叫去惊动外祖母。不过我还是叫了她。
她很快就把我拉了上来，边画十字边说道：
“感谢上帝。幸亏是一个空熊洞，要是有熊的话，可怎么办？”她带着笑哭了起来，然后把我领到小溪边，替我洗擦干净，用自己的衬衫包扎好伤口，敷上一种止痛草药，带我到铁路岗亭里去，当时我已经全身乏力，不能走回家去了。
我几乎天天都央求外祖母：
“咱们到森林里去吧！”
她总是很高兴地赞同。这样，我们就在森林里过了整个夏天，直到深秋，采集药草、野果、蘑菇和各种干果。外祖母把采来的东西拿去卖，以此维持生活。
“寄生虫！”外祖父哑着嗓子骂我们，尽管我们根本没有吃他的饭。
森林让我感到心灵上宁静而又舒适。这种感觉使我的一切烦恼都消失了，忘掉了一切不愉快的东西，同时我也养成了一种特别的警惕性，我的听觉、视觉变得更敏锐了，记忆力也更强了，印象的积累更深厚了。
外祖母让我越来越感到惊奇。我已经习惯于把她看作是高出于一切人的人，是人世间最善良最聪明的人，她也不断地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有一天晚上，我们采了白蘑菇走路回家，走出林边时，外祖母坐下来休息。我则拐到树林后面去看看是否还有蘑菇。
突然我听见了外祖母说话的声音，一看：她坐在小路上，静静地在掐蘑菇的根儿，而在她的身旁，却站着一条垂着舌头、身体细长而筋肉强壮的灰毛狗。
“去，走开！”外祖母说，“快走开吧！”
不久前我的那条狗被瓦廖克毒死了，我很想把这条新的狗领养下来。我来到小路边，这条狗奇怪地弓起身子，没有掉转头来，而是用其饥饿的绿眼睛看了我一眼，便夹着尾巴逃进森林里去了。它的体态并不像狗。我打了一个呼哨，它就野性十足地蹿到灌木丛里去了。
“看见了吗？”外祖母微笑着问我，“我开始时也认错了，还以为是一条狗，定睛一看，嘿，长着狼牙，脖子也是狼的！我甚至吓坏了。于是我就说：你若是狼，就快点滚开！幸好夏天的狼还较为温顺……”
在森林里她从不迷路，总能准确无误地认清回家的路；根据不同草木的气味，她就知道这个地方该长什么蘑菇，那个地方又是什么蘑菇。她还经常考我：
“黄蘑菇喜欢长在什么树上？你怎么辨别好的红蘑菇和有毒的蘑菇？什么蘑菇喜欢跟蕨薇长在一起？”
依据树上不大明显的爪痕，她就能告诉我哪里有松鼠洞，我便爬上树去把松鼠窝掏空，掏出里面藏着过冬的干果，有时可以从窝里掏出十多磅东西……
还有一次，正当我在掏松鼠窝的时候，有个猎人向我开枪，在我身上打进了二十七粒鸟枪的铅砂子，外祖母用针替我取出了十一粒，其余的留在我皮肤里很长时间，逐渐地脱落了。
外祖母看见我能忍痛很高兴。
“好样的，”她称赞我说，“有耐心就会有本事！”
每当她去卖蘑菇和坚果攒下一些钱时，她都把钱放在一些穷人家的窗台上，“偷偷地施舍”，而她自己却甚至过节时都还穿得破破烂烂的，全是打补丁的衣服。
“你穿得比乞丐还差，丢我的脸！”外祖父埋怨说。
“没关系，我不是你的女儿，也不是你的新娘……”
他们吵架变得更多更经常了。
“我作孽并不比别人多，”外祖父生气地大声说，“可受的惩罚却比别人多！”
外祖母刺激他说：
“鬼才知道，谁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外祖母悄悄地告诉我：
“这老头子就是怕鬼！瞧，他老得多快，都是由于害怕……唉，这个可怜的人……”
整个夏天都在森林里，我身子变得结实了，性子也变野了，对年龄相仿的伙伴们的生活，对柳德米拉都失去了兴趣，我觉得她只是一个乏味的聪明女人。
有一天，那是秋天，下着雨，外祖父从城里回来，全身湿透了，在门槛上像一只麻雀那样抖动着身体，还得意地说：
“喂，好吃懒做的人，明天准备上班去了！”
“又要到哪儿去？”外祖母生气地问道。
“到你妹妹玛特廖娜家去，到她儿子家去……”
“啊，老头子，你这可不是好主意！”
“住嘴，傻瓜！说不定人家还会把他培养成一个绘图师呢。”
外祖母低下头，不说话了。
晚上，我告诉柳德米拉我要到城里去了，要住在那儿。
“我很快也要进城了，”柳德米拉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爸爸想让我把整条腿截去，没有腿我会变得健康起来。”
这个夏天她显得瘦了，脸皮有点儿发青，眼睛却变大了。
“你害怕吗？”
“害怕。”她说着，无声地哭起来。
我无法安慰她，因为我自己也怕在城里生活。我们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沮丧地、默默地坐了很久。
要是夏天的话，我会劝说外祖母，像她年轻时那样上街去乞讨，而且可以把柳德米拉也带上，让她坐在小车里，我来拉她……
可这是秋天，外面寒风凛冽，天空阴云密布，大地皱起眉头，变得又脏又凄凉……

四
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92，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做得不大好吃！”
“不，更好吃。”
“那你就找你妈去吧！”
“我是这里的主妇！”
“那我是谁？”
这时老板就出来干预了：
“够了，两只野母鸡！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
这家人的一切都有说不清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饭厅要穿过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厕所，送茶炊和菜饭到饭厅也得经过这里，于是厕所就成了各种笑料的对象，常常引出各种可笑的误会。往厕所的水槽里添水是我的职责。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也挨近正门的门廊，我的头被炉灶烤得很热，门廊的风则直吹我的脚，我躺下睡觉时便把全部的粗地毯收在一起，盖住我的双脚。
大厅里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里装着《涅瓦》杂志作为赠品赠送的两张画，一对牌桌和十二把弯曲的木椅子，房间里空荡荡的，令人觉得乏味。小客厅里倒是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屋里装饰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一张宽大的床之外，还立着一些衣柜和大箱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饭厅里，彼此都很不方便。喝完早茶后八点钟，老板与弟弟便立即摆好桌子，摊上白纸，搁上仪器盒、铅笔、带墨汁的砚台，开始工作，一人坐在桌子的尽头，另一人坐在对面。桌子把整个房间都占去了，并时常晃动，保姆和主妇从育婴室出来时，身子都要碰着桌角。
“你们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多大声嚷道。
主妇生气地对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冲我大声喊叫！”
“可你也别碰着桌子。”老板温和地劝导她。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那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去工作。”
但是主妇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天哪，干吗在大厅里工作？”
这时从厕所门后面探出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凶狠的被炉子烤红了的脸，她大声喊道：
“瞧，瓦夏，你在工作，而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能把小牛犊生下来。这个来自格列别什克的贵族太太，就那么点出息！……”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老板则大声喊道：
“够了！”
可是媳妇却用其恶毒而又善辩的口才，骂得婆婆狗血淋头，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不活了！”
“你们别妨碍我工作，真见鬼！”老板气得脸色发白，怒吼道，“全家都疯了。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腰都累折了！啊，你们这些野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拿着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扣上，关在里面疯狂咆哮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老板双手扶在门上，弓着背对我说：
“来，你爬上去把上面的玻璃打碎，把门钩挑开！”
我灵活地跳到他的脊背上，砸破了门上面的玻璃，但当我弯下身去时，女主人用刀把拼命打我的脑袋，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门，于是老板一边打一边把太太拖进餐厅里，把餐刀从她手里夺下来。我坐在厨房里揉着被打的脑袋，并很快就明白过来，我白挨打了：那是一把很钝的刀子，连切面包也很困难，何况是人的皮肤，那是无论如何也切不破的；我也不需要爬在老板的背上，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挑门钩的事，其实也不用我爬上去挑，大人的胳膊长，更方便。打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的吵闹我再也不害怕了。
他们弟兄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老大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姑娘心爱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下去：
丢掉了这枚戒指，
也就丢掉了我幸福的人生。
从育婴室里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小孩在睡觉呢……”
或者是说：
“你，瓦夏，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唱什么姑娘长姑娘短的歌了，干吗还唱这个？况且晚钟就要敲响了……”
“好吧，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但是女主人又提醒他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唱教堂里的歌是不合适的，况且这里还……”她暗示性地指了指那扇小门。
“我们该换换住所了，要不，鬼知道会怎样呢！”老板说。
他也经常说，要换换桌子了，但连续说了三年也没有换。
听老板一家人议论别人时，我就想起了鞋店，那里他们也是这样地议论人的。我很明白，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才是城里最好的人，唯有他们知道处世为人的最准确的规则，并依据这种规则（我不懂这些规则）去对一切人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老板们的这种规则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懊丧，从而破坏这种规则便成了我快活的源泉。
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涮茶炊及铜制餐具，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放好，要洗餐具、洗菜，随女主人上市场，提着盛满菜蔬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店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等。
直接管我的人是我外祖母的妹子，一个喜欢唠叨、老要生气的老太婆，她起得很早，每天六点钟左右就起床，只穿一件衫衣，匆匆地洗把脸，便跪在圣像面前，久久地向上帝诉苦，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儿媳妇。
“上帝啊！”她把手指捏成一撮贴在脑门上，声音里含着泪水喊道，“上帝，我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只求你让我休息！上帝啊！施展你的力量，让我安宁吧！”
她的喊叫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子下面望着她，恐惧地听着她的热烈的祈祷。秋天的晨光透过淋了雨水的玻璃，照进厨房的窗户里，在寒冷的阴暗中，地板上一个灰色的身影不停地晃动着，不停地挥着一只手。她的头巾滑落下来，小脑袋下面露出稀疏的浅色头发，一直披到颈脖子上和肩上；头巾老是从头上往下滑，老太婆便急促地用左手去把它拉正，嘟哝道：
“真讨厌！”
她挥手拍拍自己的额头、肚子和肩膀，并小声说：
“上帝，你要惩罚一下儿媳妇，哪怕是为了我。把我所有的委屈都算在她头上！其次是请你打开我儿子的眼睛，让他去看看她，看看维克多鲁什卡93！上帝，去帮帮维克多鲁什卡，给他施点恩惠吧……”
维克多鲁什卡也睡在厨房里的板床上。被母亲的哼叫声吵醒后，用半睡半醒的声音说：
“妈妈，这大清早你又在哼叫什么呀！真是要命！”
“好，好，你睡吧。”老太婆歉疚地说。过了一两分钟老太婆默默地摇晃着身体又复仇似的大声嚷道：“上帝啊，让子弹打进他们的骨头，让他们曝尸荒野……”
哪怕是我的外祖父也没有这么骇人地祈祷过。
她祈祷完了后便叫我起来：
“起来，别贪睡了，你不是到这里来睡觉的！……去把柴火抱过来，把茶炊搁上去，昨晚没有把松明准备好吧？唔！”
我努力把一切都尽快地做好，只求不要听到老太婆的唠叨声。可是要做到让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在厨房里不停地打转，时而吱吱乱叫，时而大声咆哮。
“小声点，魔鬼！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吵醒了，我可饶不了你！到小店去跑一趟……”
平时喝早茶就买两俄磅小麦面包，再给年轻女主人买两戈比便宜的小白面包。每当我把面包买回来时，两个女人都疑心地看了又看，并把面包放在手心里掂量掂量，然后问道：
“没有添头吗？没有？那你把嘴张开！”接着她们便会得意扬扬地嚷起来，“你把添头都吃掉了，瞧，面包屑还在牙缝里呢！”
……我很愿意干活，喜欢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地板，擦铜餐具，擦通风口和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两个女主人在和睦时对我的议论：
“他干活很卖力。”
“也喜欢干净。”
“就是太鲁莽。”
“嗯，妈妈，是谁教养他的呢！”
这两个女人想在我心里培养对她们的尊敬，可我却把她们看成神经失常的人，不喜欢她们，也不听她们的话，同她们谈话更是以牙还牙。年轻的女主人想必已经发现了她的话对我不起作用，因此越来越经常地说：
“你应该明白，是我们把你从穷苦家里领来的！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还是带有珠子的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还你这件斗篷，要我从身上把皮剥下来给你不成？”
“天哪，他都要放火了！”女主人吃惊地喊起来。
我感到奇怪极了：为什么是放火？
两个女人常在老板面前告我的状。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老弟，你可是要当心点！”
不过有一次他却冷静地对他老婆和母亲说：
“你们也太好了！竟拿这个孩子当马骑！要是换了别人，不是早跑掉了，就是被这种活儿累死了……”
这话使两个女人气得哭起来。他妻子跺着脚气愤若狂地喊道：“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毛傻瓜。你说这种话，我以后还怎么叫他干活？我可是个有身孕的女人。”
他母亲也哭着哀号起来：
“让上帝饶恕你吧，瓦西里，只是你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惯坏这孩子的！”
当她们生气地离开之后，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看见了吗，小鬼？为了你，我们吵得多凶啊？瞧，我要是把你送回给你外祖父的话，你又要去捡破烂了！”
我忍不住委屈，就对他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这里强！本来是叫我来当学徒的，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呢？倒脏水……”
老板抓住我的头发，但很谨慎，我不感到痛。他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你着急了！这可不行，老弟，不行啊……”
我以为我要被撵走了。但是第二天，他手里拿着纸、铅笔、三角板和尺子来到厨房里。
“你洗完刀具，就把这个画一画！”
图纸上现出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有许多窗户和造型的饰物。
“这是给你用的圆规！你量一量所有的线，把各条线的两端标在纸上，打上黑点，然后把着尺子，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用铅笔画上线；先画横的，这就是水平线，然后画直的，这就是垂直线。你就画吧！”
我很喜欢这种干净的活，并开始学习了。可是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纸和工具时，却什么也不明白。
不过我洗干净手之后立即就坐下来学习。在一张纸上画上了所有的地平线，核对了一下，很好！尽管多出了三条线。我又把所有的垂直线画好，却吃惊地发现，房子的正面歪扭得不成样子：窗户都画到窗与窗之间的间隔上去了，其中一个窗户竟画在了墙外悬在空中，房檐则出现在房顶的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改正的怪物，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想弄明白，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问题尚未弄明白，我又决定靠想象来修改它。我在房子正面的所有房檐上、房顶的屋脊上都画上了乌鸦、鸽子和麻雀，而在窗前的土地上画上一些罗圈腿的人，他们虽举着洋伞，也未能完全掩饰他们的残相。然后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上许多斜线，把图纸交给了老师。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捋了捋头发，阴郁地问道：
“这是什么呀？”
“下雨了，”我向他解释说，“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好像是斜的，因为雨本身就是斜的。瞧，这些鸟——这全是鸟，它们都在房檐下面躲雨。下雨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这边是一些人，他们正跑步回家；瞧，一位太太摔倒了；而那边，是一个卖柠檬的小贩……”
“太谢谢啦！”老板大笑起来，弯着身子，头发在纸上蹭来蹭去，然后大声说，“啊呀，真要把你撕碎，你这个野麻雀！”
女主人来了，她像挺着一个大木桶似的摇晃着大肚子，看了看我的作品后对丈夫说：
“你狠狠地揍他一顿！”
但是老板和善地说：
“没关系，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比他好……”
他在被我画坏了的正面图上标上了记号，又给了我几张纸。
“去再画一次，直到你弄明白为止……”
我的第二张画稿好一些，只是一扇窗户画到门廊的门上去了。不过我不喜欢空荡荡的房子，我让各种各样的居民住了进去：窗口上坐着手里摇着扇子的太太们和嘴里叼着烟卷的绅士们，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抽烟，用大拇指顶着鼻子在戏弄别人；门廊旁边站着一个马车夫，还躺着一条狗。
“干吗又画得乱七八糟？”老板生气地说。
我向他解释说，房子里没有人会很寂寞的。他却骂我：
“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既然要学，就好好学！你这是胡闹……”
最后当我终于画成了一张与原作相像的正面图时，他才喜欢。
“你瞧，终于学会了！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学有所成的……”
于是他给我布置了作业：
“你去画一张住宅的正面图：房间怎样布置，哪里开门，哪里开窗，哪里该放什么东西。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一切你自己去安排！”
我走进厨房里沉思起来：从哪里开始呢？
可是我的艺术绘图学艺也就到此为止了。
老太婆走了过来，不怀好意地问道：
“你想画？”
她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子上戳，结果我的鼻子和嘴都被戳破了；她又跳起来，把图纸撕成碎片，把绘图工具从桌子上扔到地下去，然后双手叉着腰，威风十足地大声喊道：
“好，让你画！不，这可不行！让一个外人来画，而把自己唯一的亲兄弟甩在一边吗？”
老板跑过来了，他老婆也过来了，于是又开始了一场野性的混战：三个人都相互找对方的碴儿，啐唾沫，大声喊叫。最后，当两个女人散去后，老板对我说：
“你就暂时把这一切抛开吧，别学了，你自己也看见了，这会闹成什么结果！”
我可怜他——这么一个软蛋，连自身也保不了，每当听到女人的叫喊声，就昏了头脑。
我早就知道老太婆不想让我学手艺，故意阻拦我。每次坐下来学绘图之前，我都先问她：
“没有什么活要干了吧？”
她总是皱着眉头说：
“有事我叫你，你就到桌子边胡闹去吧……”
于是过不久她就会支使我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对我说：
“正门的楼梯你都擦干净了吗？墙角上都是垃圾和灰尘，去扫干净……”
我过去看一下，什么灰尘也没有。
“你跟我顶嘴？”她高声嚷道。
有一次，她把克瓦斯饮料泼在我所有的图纸上。另一次，她又把圣像龛里的灯油倒在图纸上。她像小姑娘一样带着幼稚的狡猾搞恶作剧，并用孩子般的笨拙来掩饰自己的奸计。我从来没见过像她那么快、那么容易生气和那么喜欢抱怨一切人一切事的人。一般的说，人都喜欢抱怨，但她抱怨起来却特别起劲，就像是唱歌一样。
她对儿子的爱是近乎疯狂的。这种力量使我感到可笑又可怕，我只能把这种力量称为狂热的力量。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晨祈祷之后，她便站在炉炕的踏板上，两只胳膊肘靠在木板床边，热情地小声念道：
“我的儿呀，你是上帝的宠儿，是我的亲骨肉，纯洁的、金刚石般的亲骨肉，是天使的翅膀！你还在睡觉——睡吧，孩子，愿快乐的梦陪伴着我心爱的人，让你梦见你的新娘，她是天字第一号的美女，是公主，是富人，是商人的女儿！你的敌人——将未生下来就死去，而你的朋友——则活到一百岁；姑娘们将成群地追你，就像一群母鸭追一只公鸭那样。”
我忍不住要笑：粗野、懒惰的维克多像只啄木鸟——满脸雀斑，大鼻子，又固执又呆傻。
他母亲的絮叨声常常吵醒了他，他便睡意蒙眬地抱怨道：
“妈妈，你就见鬼去吧，你干吗老对着我的脸唠叨！……我没法活了！”
有时她会从炉炕踏板上走下来，笑笑说：
“好吧，你睡，睡吧……粗暴汉！”
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她两腿一弯，顶在炉炕边上，张开嘴大声地喘气，好像舌头被烫伤了似的，连珠炮似的说出许多激烈的话来：
“什么？你竟敢叫你母亲见鬼去，狗崽子？啊哈，你真是我半夜的羞耻，一根该诅咒的剌，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灵魂里，你应该生下来之前就烂掉！”
她说的话非常肮脏，是大街上酒鬼们说的话，听起来令人吃惊。
她睡得很少，老是心神不定，有时一个晚上好几次从炉炕上跳下来，扑到我睡觉的长沙发上来，把我叫醒。
“你怎么啦？”
“别出声。”她小声说，一边画着十字，一边注视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主啊……伊里亚先知……伟大的殉教者瓦尔瓦拉……千万别让我暴死……”
她用一只颤抖的手点亮蜡烛。她的大鼻子圆脸紧张地鼓胀起来，一双灰色的眼睛恐慌地眨巴着，仔细注视着在黑暗中变了形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塞满了橱柜和大箱子，所以夜里就显得很小。月光静静地照进厨房里，圣像前面的长明灯在颤动，墙上挂着的菜刀闪着亮光，像是一串串冰柱，架子上的黑色煎锅则像是某人的没有眼睛的面孔。
老太婆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爬下来，就像从堤岸爬进水里去一样，然后光着双脚走进屋角里去，那里在泔水盆上面挂着一个带耳朵的盥洗器，很像一颗被砍下来的脑袋。旁边放着一桶水。
她气喘吁吁地一边喝水一边叹气，然后从窗子里透过玻璃上一层浅蓝色的冰花，向外张望。
“饶恕我吧，主啊，饶恕我吧！”她小声地央求道。
有时她灭掉烛光，跪在地上，抱怨地说：
“有谁爱我呀，主啊，谁需要我呢？”
她爬到炉坑上，朝通向烟囱的小门画了个十字，并摸了摸，看风门是否关得严实；她的双手沾满了煤烟，拼命地骂起来，不知怎的，她马上就睡着了，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压住了。每当我生她的气的时候，我就在想：幸好外祖父没有娶她做老婆，不然他也会让她骂得够呛！当然她自己也少不了要吃苦头。她经常欺负我，不过她那虚胖得像棉花似的脸，有时也会变得愁眉不展，眼里含着泪水，不无道理地说：
“你以为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抚育他们，让他们成人——为了什么呀？现在则给他们当老妈子，你以为我日子过得很甜蜜吗？儿子娶了老婆，就把自己亲生母亲扔了！你说，这好吗？”
“不好。”我真情地说。
“啊哈？就是了……”
于是她又没羞没臊地说她的儿媳妇：
“我曾和她一起洗过澡，看过她的身子！到底他看中了她什么呢？这种人也称得上是美女？”
谈到男女关系时，她总是说得极其肮脏。开始时听到她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厌恶，不过很快我也就习惯了，并且抱着很大的兴趣认真地听，觉得这些话里也有某些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连上帝本人也被她骗了94。真是这样！”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嗡嗡地说，“就是因为夏娃，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你瞧瞧！”
谈到女人的力量她可以说得没完没了。我却总觉得，她是想用这种话来吓唬什么人，我特别记住了她一句话：“夏娃欺骗了上帝。”
我们院子里还有一座厢房，它跟正房一样大小。两座房子共有八户人家，其中四家是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职人员，整个院子都是勤务兵、传令兵。一些洗衣妇、清洁女工、厨娘常来找他们。在各个厨房里经常会闹出一些风流丑剧，哭泣、漫骂、打架之事常有发生。士兵们之间相互打架，士兵们跟挖土工人们打架，跟房东的工人们打架，还打妇女。院子里那种淫乱和放荡的事情经常闹得沸沸扬扬，那些健壮的小伙子们遏制不住野性的饥饿。这种生活充斥着残暴的情欲、空虚的折磨和胜利者们的肮脏的夸耀。我的老板的一家人每当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毫无羞耻地议论一番。老太婆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总是什么都知道，并热衷地、幸灾乐祸地加以宣扬。
年轻的女主人默默地听着这些故事，张开厚厚的嘴唇微笑着。维克多哈哈大笑。老板则皱起眉头说：
“够了，妈妈……”
“上帝啊，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老太婆抱怨说。
维克多则鼓励她：
“说吧，妈妈，有什么不好说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既嫌恶又怜悯，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旦碰到一起，母亲肯定会对他诉说儿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向他要钱。他就急忙地塞给他一个或三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
“妈妈，你要钱没啥用，不是我舍不得，而是你——没啥用！”
“我要给乞丐布施，我要买蜡烛，我要去教堂……”
“哪里有什么乞丐啊！最终你会把维克多毁了。”
“你不喜欢弟弟，这是你最大的罪过！”
他手一挥，离开了她。
维克多对母亲很粗暴，常常嘲笑她。他很能吃，老嚷肚子饿。每逢礼拜天，母亲都做油煎饼，总是要藏几块放在瓦罐里，偷偷地搁在我睡觉的长沙发底下。维克多做完弥撒回来便把瓦罐拿出来，抱怨说：
“不能多留几块吗，老东西？”
“你就快点吃吧，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我就故意要说是你偷偷替我藏起来的油煎饼，老木头！”
有一次我拿出了罐子，吃了两块油煎饼，维克多毒打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就跟我不喜欢他一样。他挖苦我，强迫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鞋；我在高板床上睡觉，他就把床板推开，从板缝里吐口水，千方百计地朝我头上吐。
他哥哥常说人家是“野鸡”，大概维克多也要学哥哥的样子，常说些俗话，但却说得非常荒唐，毫无意义。
“妈妈，向右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故意刁难我，常向我提一些愚蠢的问题：
“阿廖什卡，你回答我：为什么写的是‘浅蓝’却读‘粉蓝’呢？为什么大家都说‘排钟’而不说‘编钟’呢？为什么‘走向树木’，而不是‘走向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所说的话。我从小受外祖父外祖母美丽语言的教育，我根本不明白这种不能联结却硬扯在一起的话，什么“可笑得可怕”啦，“想吃到死”啦，“快活得吓人”啦。我觉得，可笑的东西不可能是可怕的，快活的东西怎会吓人呢，而且所有的人直到死那一天都是要吃饭的。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么说吗？”
他们就骂人：
“瞧，你算什么老师！看我不把你的耳朵摘下来……”
可是“摘下耳朵”，我觉得也说得不对：草木、花朵、坚果才可以摘下来。
他们使劲地揪我的耳朵，试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来的。但他们没有压服我，我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说：
“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来！”
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残酷、野蛮、肮脏和厚颜无耻，比我们的库纳维诺街上还要多得不计其数，有数不清的“妓院”和“荡妇”。在库纳维诺街上你还能体会到某种可以解释这种肮脏和丑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理由：半饥半饱的穷困生活、不堪重负的劳动。而这里的人却都有饭吃，生活轻松，他们的工作不外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无谓忙碌和无事奔忙罢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在刺人神经，使人生气，让人憋闷。
我的日子本来就很不好过了，而外祖母来做客我心情就更坏了。她从黑黑的台阶上过来，走进厨房，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后，便给妹妹弯腰鞠躬。这一鞠躬就像千斤重物那样压倒了我，让我透不过气来。
“哎呀，这是你啊，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毫不在意地、冷漠地接待外祖母。
我都认不出外祖母了：她谦卑地紧闭着嘴，整个脸都变了样，静静地在门口脏水盆边的长凳子上坐下来，好像犯了什么过失似的不敢言语，小声地恭顺地回答妹妹提出的问题。
这使我很不自在，我便生气地说：
“你怎么坐在这种地方呢？”
她温厚地向我眨了眨眼睛，提醒我说：
“这里不是你做主，你少说话！”
“他老是爱管闲事，打他、骂他也没有用。”老太婆开始抱怨起来了。
她经常幸灾乐祸地问外祖母：
“怎么，阿库林娜，还过着讨饭的日子吗？”
“这没啥了不得的……”
“如果不怕难为情，那就一切都没啥了不得了。”
“据说耶稣以前也要过饭……”
“糊涂人、邪教徒才说这种话，可你这个老傻瓜也听哪！耶稣可不是乞丐，而是上帝的儿子。圣经上说，他是到世上来光荣地审判活人和死人的——记住，连死人也要审！老姐呀，就是烧成灰也躲不掉他的审判……耶稣要惩罚你和瓦西里，是因为你们骄傲，是因为我——从前你有钱时，我曾求过你们帮助……”
“那时候我可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过你，”外祖母平静地说，“可上帝还是惩罚了我，你知道……”
“对你们的惩罚少了，不够……”
妹妹用她那不知疲倦的舌头对外祖母狠狠地讽刺和奚落了一番。我听着她那凶狠而刺耳的叫声又伤心又纳闷，外祖母怎么忍受得住。这一时刻的外祖母我不喜欢。
年轻的儿媳妇从房间里走出来，客气地朝外祖母点点头。
“请到饭厅里来，没关系，进来吧！”
外祖母的妹妹在外祖母后面大声喊道：
“把脚擦干净，乡下来的就是脏！”
老板倒高兴地接待了外祖母。
“啊，聪慧的阿库林娜，生活过得怎么样？卡希林他老人家还好吗？”
外祖母用真心的微笑答谢了他的微笑。
“你还是尽心尽力在工作？”
“还在干，像囚徒那样。”
外祖母跟他谈得很好，很亲切，同时也不失长辈的身份。他还常常提到我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好的女人——真像个男子汉！”
他的老婆则向外祖母打岔说：
“你还记得吗？我送了她一件斗篷，黑绸子的，还带有珠子呢！”
“怎么不记得呢？……”
“那件斗篷还是全新的……”
“是啊，”老板也嘟哝道，“斗篷啦，斗笠啦，生活却是会耍弄人的啊！”
“你说什么？”他老婆疑心地问道。
“我，没说什么……好日子过得快，好人容易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女主人不安地说。
后来外祖母被带去看新出生的婴儿，我则去收拾桌上的脏茶具。老板小声地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你外婆，这老人家多好啊……”
我深深地感激他对我说这些话。但当我和外祖母单独在一块时，我却伤心地对她说：
“你干吗要到这里来，干吗来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哎呀，阿廖沙，我知道。”她那张好看的脸上流露出和善的笑容，望着我说。于是我觉得有点儿惭愧。她当然全都看见，全都知道，而且还知道此刻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她小心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看是否有人过来，然后搂着我，亲切地说：
“要不是你在这里，我才不会来这儿呢！我干吗要找他们？而且你外公在生病，我得照顾他。我没有去干活，没有钱了……再就是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沙赶走了，我得管他的吃喝。这里他们答应过每年给你六个卢布的工钱。因此我想，你在这里已经过了近半年了，看能否给我们哪怕是一个卢布呢……”她又在我的耳边小声说，“他们要我教训你，骂你，并说你谁的话都不听。我的心肝宝贝啊，你要在这里待着才是，要忍受两年，直到你挺立起来！你得忍住，知道吗？”
我答应忍耐，这却是很难的。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就是为了吃口饭。这种乞丐似的生活，枯燥无味的生活打压着我，我像做梦似的活着。
我有时真想逃走！可现在正是该死的冬天，每天晚上暴风雪都在怒吼，疾风在顶楼上肆虐，被冻得紧缩起来的房梁发出轧轧的响声——能往哪里逃呢？
他们不让我出去游玩，我也没有工夫去玩。短暂的冬日不知不觉地、很快地都消磨在忙忙碌碌的家务劳动中了。
不过教堂我是必须去的。每逢礼拜六我都去做彻夜弥撒，每个节日都去做晚祷。
我喜欢去教堂。我站在宽敞的黑黑的角落里，喜欢远远地望着圣像壁，它好像熔化在烛光里了，变成一条浓重的金色的小溪，流在讲经台灰色的石板上。黑色的圣像在轻轻地摇晃，圣幛中门的金色花环快活地抖动，烛光像一只只金色的蜜蜂悬在浅蓝色的空中，妇女们和姑娘们的脑袋则像一朵朵鲜花。
周围的一切都与合唱班的歌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一切都像神话般的奇怪，整个教堂在浓得像焦油一样的漆黑的空虚中摇动，就像在摇篮中一样。
有时我觉得整个教堂好像深深地沉到湖底下去了，它是为了去过一种特殊的、什么也不能与之比拟的生活而躲到地底下去的。这种感觉大概是由于外祖母讲的关于基捷日城95的故事引起的。我常常同周围的人一起迷迷糊糊地摇晃着身子，被合唱班的歌声、祈祷声以及人们的叹息声带入了梦境，不停地念叨着一首音调和谐的悲歌：
该死的鞑靼人，
用其最可恶的武力，
在复活节晨祷之时，
包围了光荣的基捷日城……
啊，上帝，我的主，
我最神圣的圣母！
啊，赐给你奴隶恩惠吧，
让他们做完祈祷，
让他们听完圣书！
啊，别让那些鞑靼人
玷污神圣的教堂，
奸淫我们的妻子女儿，
摧残我们的儿童，
折磨我们的老人！
人们的这些叹息声，
基督徒的这种惋惜，
万物之主上帝听见了，
圣母也听见了。
万物之主上帝吩咐
天使长米哈依尔说：
“米哈依尔，你快去，
让基捷日附近发生地震，
把基捷日沉入湖底。
让那儿的人们得以祈祷，
既不休息，也不劳累，
从晨祷直到彻夜祷告，
让教堂的所有神圣的祈祷
永不停息，万世永存！”
在那些年代，我脑子里装满了外祖母的诗歌，就像蜂窝里装满了蜂蜜一样，好像连想事也是按照这些格调想的。
在教堂里我没有祈祷，因为在外祖母的上帝面前重复外祖父那些发泄怨气的祷词和哭哭啼啼的圣诗，我觉得很尴尬。我坚信外祖母的上帝不会喜欢这些东西，就跟我不喜欢一样，况且这些圣诗都印在书本上了，也就意味着，上帝记住了这些圣诗，如同一切认字的人那样。
因此在教堂里，当我的心灵受到某种甜腻腻的痛苦挤压时，或者是过去的一天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而受到刺激时，我就竭力编织自己的祷词。我只需想想自己痛苦的命运，就能毫不费力地把那些诉苦的言词编成祷词：
上帝啊，上帝，我烦闷难忍，
请让我快快长大成人！
否则——我无法生存，
上帝饶恕，只好上吊寻死！
我的许多“祷词”直至今天都还记得。孩提时的这些智力劳作像一道道深深的伤痕，留在了心灵里，往往一辈子也难于愈合。
教堂里很好，在那里就像在森林里和田野上一样，能得到休息。我这颗幼小的心已见识了许许多多的委屈，受尽了歹毒粗暴生活的玷污，如今在这种朦胧热烈的梦幻中受到了洗涤。
不过我只有当严寒或暴风雪在全城肆虐的时候才会上教堂去，那时候，天空好像被冻僵了，风把天空分割成块块雪云，大地也好像在雪堆底下被冻住了，永远不能复苏，没有活力了。
我最喜欢在幽静的夜晚到城里去游玩，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走进最偏僻的角落里；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好像身上长了翅膀似的飞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就像天空中的月亮一样，在你的前面爬动着你的影子，盖住了雪上面的亮光，可笑地碰着墩子或者栅栏。巡夜的更夫走在街道中间，手里拿着梆子，穿着笨重的羊皮袄；一条狗跟在他的身边，不时地抖动着身子。
从院子里出来一个笨拙的人，他沿街走着，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一条闷闷不乐的狗跟在他的后面。
有时会碰到一些快活的小姐和少爷，我想他们也是从彻夜祈祷中溜出来的。
偶尔从亮堂堂的窗户的通气口飘来一股特殊的气味，掺杂在新鲜的空气里。这是一种精美而又陌生的气味，它暗示着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你站在窗口，仔细地闻一闻，留心地听一听，就会去猜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什么人？现在正是彻夜祈祷的时间，他们却如此欢乐喧闹，放声大笑，弹奏特殊的吉他。从通气口还传来沉厚的铜弦乐声。
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坐落在两条僻静街道（吉洪诺夫街和马尔丁诺夫街）拐角处的一幢平房。我是在谢肉节周之前的一个化雪的月明之夜来到这里的。一种非同寻常的音响与一股热气一起从方形的通气口流到大街上来，好像一个强壮而又善良的人闭着嘴在哼曲子，歌词听不清，但曲子我觉得非常熟悉并且好懂，只是有一种弦音令人讨厌地阻断了歌声，妨碍我听下去。我坐在石墩子上，猜想着：这是用什么提琴拉出来的声音，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让人受不了——听起来几乎令人心痛。这种乐器发出的力量竟是如此巨大，似乎整个房子都震动了起来，窗玻璃沙沙作响，房顶上滴滴答答，像是下雨。我的眼睛也滴下了眼泪。
巡夜的更夫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把我从石墩上推开，问道：
“你干吗在这里呆坐着？”
“听音乐。”我解释说。
“有啥好听的！走开……”
我很快地在这个住宅区转了一圈，重又回到窗口下面，不过这时房子里已没有人演奏了，从通气口传出来的是热烈的欢笑声，这声音与刚才悲哀的音乐完全不同，好像我刚才是在做梦似的。
我几乎每周六都要到这所房子跟前来，可是只有一次（那是在春天）才再次听到了这里的大提琴演奏——它不停地演奏，一直到半夜。我回到家之后，挨了一顿揍。
在冬夜的星光下，在僻静的街道上夜游，大大丰富了我的见识。我特地选择了离市中心较远的街道出游，因为市中心街灯太多，容易碰见老板的熟人，老板就会知道我没有去参加彻夜祈祷而在外面闲逛。碍事的还有那些醉汉、警察和妓女。在离城市较远的街道上，还可以通过低层房屋的窗户看到屋里的情景，如果他们的窗户还没有冻得结霜，里面没有拉上窗帘的话。
这些窗户让我看见了许多各种不同的情景。我看见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在接吻，有些人在打架，有些人在玩牌，还有人愁眉不展地无声地在谈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像我花一戈比在西洋镜里看到的那种漫长而又无声的、鱼一般的生活。
我看见一个地下室的桌子边有两个女人，一个年轻，另一个年纪大一些。在她们对面，坐着一个头发很长的中学生，他挥动着一只手，在念书给她们听。年轻的女人身子靠在椅背上，严厉地皱着眉头听着；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身材瘦削、头发蓬松，她突然用手掌遮住脸，双肩抖动起来。中学生扔掉了书。等年轻女人跳起来跑出去后，中学生便跪在头发蓬松的女人面前，并开始吻她的双手。
在另一个窗口，我偷偷看见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高大的男子让一个穿着红色短上衣的女人坐在自己的双膝上，像摇晃小孩似的摇晃着她，并张着大嘴、瞪着眼睛，显然在唱什么歌。她笑得全身抖动，向后仰着身子，两脚乱蹬。他把她扶正之后又唱了起来，女的也再次大笑起来。我看了他们许久，当我明白他们会这样整夜玩下去时，我就走了。
许多类似的景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常常因为看得着了迷，耽误了回家的时间，从而引起了老板的怀疑，他们质问我：
“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主事？”
他们熟悉全城的所有神父，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念什么经，他们什么都知道。我撒谎，他们很容易抓住。
婆媳两个女人所敬奉的上帝就是我外祖父那个脾气不好的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人们对他心怀恐惧。两个女人经常把这个上帝的名字挂在嘴边，甚至吵架时也拿他来威吓对方。
“等着瞧吧！上帝会惩罚你的，会让你成为驼子！卑劣的家伙！……”
大斋节第一周的礼拜天老太婆煎油饼全都煎焦了，她被火烤得满脸通红，气冲冲地大声喊叫：
“你们都见鬼去吧！”
突然，她又嗅了嗅煎锅，脸一沉，把煎锅扔在地上，大吼起来：
“天哪，煎锅里有荤油味，真该死啊！我在圣洁的礼拜一没有把煎锅的荤油烧干净，上帝啊！”
她跪在地上，流着眼泪祈求说：
“上帝爷，千万要饶恕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上帝啊，你就不要惩罚我这个老糊涂了吧……”
她把煎焦的饼子扔给狗吃了，把煎锅洗干净。儿媳妇在吵架时也曾拿这件事来责备老婆子。
“你在大斋日还拿荤油锅来煎……”。
他们在一切家务事中，在其渺小生活的一切角落里，都把自己的上帝拉扯进去。这样一来，贫乏的生活似乎就有了其外表的意义和重要性，似乎他们的生活也时刻在为最高权力服务。这种把上帝拉进一切无聊琐事中的做法使我非常难受。我不由自主地老要向各个角落张望，觉得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监视着我，晚上也有一种恐怖的冷云包围着我——这恐惧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在那里黑色圣像前面点着长明灯。
圣像架的旁边是一扇大窗户，中间立一根柱子，把窗户分成两个框架。从窗口望去是一片无底的蓝色天空，好像房子、厨房、我——全都挂在这片天空的边缘上，如果发生猛烈的运动，就全都会掉进这个蓝色冰冷的窟窿里，从星星的身边经过，飞进死亡的静寂里，就像一块石头无声地沉入水里一样。我一动不动地躺了许久，害怕得不敢翻身，等待着可怕的生命的结束。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治好这种恐惧病的了，不过我很快就治好了。当然这是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帮助了我。我想，在当时我就已经体验到有一种简单的真理：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无罪罚我，没有这样的法律；而别人犯罪，我不能负责。
白天去做礼拜的时候，特别是在春天，我也常溜出去玩。春天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坚决不让我进教堂。要是他们给我两个戈比做蜡烛钱的话，那算彻底害了我：我会拿这些钱去买羊拐子96，把整个做弥撒的时间花在玩羊拐子上，而且准是晚回家。有一回，我把追念亡灵和买圣饼的十戈比全输光了，结果我只好趁一个执事端着盘子从祭坛下来时，偷走了人家盘子里的圣饼。
我非常爱玩，简直玩得入迷发狂。我玩得相当灵巧和带劲，很快就成了邻近街道上玩羊拐子、玩球、玩棒子游戏的高手。
大斋节期间，他们强迫我斋戒，于是我便到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去忏悔。
我认为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我做过许多对不起他的事：我扔石头砸坏过他花园里的亭子，敌视他家的那些孩子。总之，他可以向我举出许多让他不愉快的行为来，因此我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当我站在这所简陋的教堂里等候忏悔时，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
但是多里梅东特神父对我却很宽厚，唠唠叨叨地感叹道：
“哎呀，邻居……好吧，你跪下，你犯过什么罪？”
他拿一块很厚实的绒布盖在我头上，蜂蜡和神香的气味呛得我难于说话，而且我也不想说。
“你听长辈们的话吗？”
“不。”
“那你得说——我有罪！”
出乎自己的意料之以外，我竟脱口说：
“我偷过圣饼。”
“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哪儿偷的？”神父想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道。
“在三圣教堂，在波克罗夫教堂，在尼古拉教堂……”
“好家伙，在所有的教堂都偷过！老弟，这可不好，是犯罪——明白吗？”
“我知道。”
“那你得说：‘我有罪！’真荒唐。是偷来吃吧？”
“有时候是吃，不过有时是玩羊拐子输了钱，没有钱买圣饼带回家，所以就去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开始念叨起来，含混不清，疲倦了，然后又提了几个问题，并突然严厉问道：
“你没有看禁书吧？”
当然，我不懂他的问题，便反问道：
“什么？”
“你看过不许看的书没有？”
“没有，从没看过。”
“宽恕你的罪了……起来吧！”
我惊讶地看了看他的脸。我觉得他的脸是和善的，正在想些什么事。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觉得惭愧，因为老板叫我来忏悔时，对我说了许多吓人的和让我害怕的话，要我老老实实地把我的一切罪过都说出来。
“我曾拿石子砸过你的凉亭。”我坦白地说。
神父抬起头说：
“这也是不好的！去吧……”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父没有看我，呼唤道。
我出来了，有点儿受骗和委屈的感觉：我原以为忏悔是很可怕的，结果却一点都不可怕，而且也没趣！让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问我看没看过我不知道的书。我想起了地下室那个中学生给妇女们朗读的那本书，也想起了“好事情”——他也有许多黑本子的很厚的书，上面有许多我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老板给了我十五戈比，派我去领圣餐。这一年的圣诞节姗姗来迟，雪早已经融化了，街道也已经干燥，路上尘土飞扬，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快活日子。
在教堂围墙旁边，有一大群手工业工人在热烈地玩羊拐子。我在想：领圣饼来得及，不着急。我便对赌友说：
“让我也参加吧！”
“入门费一戈比。”一个麻脸的红头发的人高傲地说。
我比他更高傲地说：
“我左边第二对押三戈比。”
“把钱押上！”
赌博便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的银币换开，拿三戈比押在一对长长的羊拐子的下面，谁击打这对羊拐子击中了，他就把钱收走，如果没有击中，他就赔三戈比给我。我的运气来了：有两人瞄准我的赌注，两人都没有击中。我从两个成年人手中赢了六戈比。这大大鼓舞了我的斗气……
可是有一个赌友说：
“注意他，伙伴们，别让他赢了钱就溜了……”
我当时很生气，便像擂鼓似的宣称：
“在左边最后一对上押九戈比！”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赌友们的注意，只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大声警告说：
“小心，他现在正走运。这是兹维兹金街的一个小绘图员，我认得他。”
有一个瘦小的工匠，一身毛皮匠的气味，则阴险地说：
“一个小鬼？好嘛……”
他用一种灌了铅的羊拐子，准确击中了我的赌注，弯下腰来问我：
“要大哭一场？”
我回答他说：
“右下面最后一对——押三戈比！”
“我也能击中。”毛皮匠吹牛说。可是他输了。
一个注最多只能下三次。现在轮到我来击打别人的赌注了。我又赢了四戈比和一个羊拐子。但当再次轮到我坐庄时，我三次都输了，输掉了所有的钱。这时正好白天的弥撒也结束了，响起了钟声，人们纷纷从教堂里走出来。
“娶老婆了吗？”毛皮匠问道，想揪我的头发，可是我一转身就跑了。我追上一个穿节日盛装的小伙子，很有礼貌地问他：
“你领圣餐了吗？”
“领过了，怎么啦？”他疑惑地看着我，答道。
我请求他讲讲，圣餐是怎么领的，当时神父说了些什么话，要是我在场的话，该做些什么。
那小伙子严厉地紧皱眉头，用吓唬人的声音吆喝道：
“领圣餐时你却闲逛去了，邪教徒？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父亲扒掉你的皮！”
我跑回家去，坚信他们一定会盘问我，并识破我没去领圣餐的事。
可是老太婆却向我祝了福，然后只问了我一件事：
“你给了执事多少蜡烛钱？”
“给了五戈比。”我随意回答说。
“当面给他三戈比就可以了，剩下两戈比留给自己用，傻瓜！”
春天，每一天都穿新装，每个新的一天都更加灿烂更加可爱；嫩草放出醉人的芳香，白桦长出新鲜的绿芽。我禁不住想跑到野外去，仰天躺在暖和的土地上，倾听百灵鸟的歌唱。我忙着洗刷冬衣，装进箱里；切烟叶，清除家具的灰尘。从早到晚我都在为那些我不需要的、不痛快的东西瞎忙。
闲下来的时候，我倒不知如何生活了。我们这条简陋的街道空无一人，想走远一点又不允许。院子里则尽是那些脾气很坏、疲惫不堪的挖土工人，蓬头乱发的厨娘和洗衣妇；每天晚上都有猫狗式的婚礼。这真令人讨厌，气得我真想变成一个瞎子。
我跑到顶层阁楼上，拿起剪子把各种色纸剪成各种不同的纸花，挂在屋椽子上……这终究也是无聊中的一种消遣吧。我心神不定，很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里的人不这么贪睡，不这么爱吵架，也不这么纠缠不休地向上帝诉苦，不这么欺负人、侮辱人。
……复活节的礼拜六，人们把弗拉基米尔圣母显灵的圣像从奥兰斯基修道院接到城里来。她要在城里停留到六月中旬，对每个教区的各家各户进行访问。
圣像到我老板家里来，是在一个非假日的早晨。我去厨房里擦洗铜器时，年轻的女主人从房间里出来，惊慌地大声嚷道：
“快去打开大门，奥兰斯基圣母就要到了！”
我全身很脏，两手都是油污和砖头粉末，便跑去开门。年轻的修士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香炉，小声嘟哝道：
“还贪睡呢？快来帮忙……”
两个小市民抬着沉重的神龛上了狭窄的楼梯，我用很脏的双手和肩膀顶住神龛的边，后面有几个腿脚笨拙的修道士跟着上来，不大情愿地低声哼着：
“至高无上的圣母，替我们祈祷上帝吧……”
我带着一种悲怆的信心在想：
“我这么脏去抬她，她定会责罚我，让我两只手变残了……”
圣像放在前室拐角的两张椅子上，椅子用干净的床单铺着；神龛两边站着两个修道士，扶着神龛，两人都很年轻、漂亮，像天使一样，两眼发亮，满心高兴，披着蓬松的头发。
祈祷开始了。
“啊，众人称颂的圣母呀！”身材高大的神父高声唱道，并用红红的手指摸了摸藏在蓬松头发下的胖耳朵。
“最最神圣的圣母，发发慈悲吧。”修道士没精打采地唱道。
我喜欢圣母。按外祖母的说法，圣母为了安慰穷人，在人间播种了所有的鲜花，所有的快乐——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因此，当轮到我去吻她的手时，我都没有去注意大人们是怎样吻的，只是战战兢兢地在圣像的脸上和嘴上吻了吻。
不知是谁，用一只有力的手推了我一下，把我推到门槛旁边的角落里。我不记得修士们是怎样抬着圣像离开的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地上，老板一家人围着我，极其恐惧和忧虑地相互议论着：现在该拿我怎么办？
“应该去找一个懂得多的神父谈一谈。”老板说，没有恶意地骂了我几句：
“真没有礼貌，难道你不知道，圣母的嘴是不能吻的吗？亏你还进过学校，念过书呢……”
好几天我都带着大难临头的心情等待着，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用脏手去扶神龛，不守规矩去吻圣母——罪责难逃，罪责难逃！
不过看来圣母已经宽恕了我，因为我是出于真诚的爱而无意犯的错误。或许就是她的责罚太轻，以致我都觉察不到，就像平时许多好人对我的责罚那样。
有时我为了气气老太婆，便有意刺激她一下：
“看来，圣母已经忘记惩罚我了……”
“你就等着吧！”老太婆恶狠狠地说，“等着瞧……”
……我一边用茶叶包装纸、锡纸、树叶以及各种杂物装饰着顶楼的房椽，一边用教堂的曲子编成歌儿唱起来，边想边唱，就像卡尔梅克人在路上边走边唱那样：
我坐在顶楼间，
剪刀在手边，
我心烦无礼貌……
把那纸儿剪！
我若是条狗——
就能随处走，
如今枉为一个人，
却都向我吆喝：
冒失鬼，规矩些，要沉默，
再不老实，你就别想活！
老太婆瞧着我剪的纸花，不住地冷笑，不停地摇头：
“你干脆把厨房也装饰起来得了……”
有一天老板来到顶楼上，看到我的劳作后，叹口气说：
“彼什科夫，你真滑稽，活见鬼……你想当魔术家吗？真猜不透你……”
他给了我个五戈比大的银币。
我用细铁丝做了一个络子，把银币装在里面，像一枚奖章似的挂在五颜六色的装饰品中最显眼的地方。
但是过了一天，那银币连同铁络子都不见了。我肯定是老太婆拿去了。

五
到了春天，我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一天早晨，我去小店买喝早茶用的面包。小店老板当着我的面在同老婆吵架，拿一个秤砣砸在他老婆的脑门上，她老婆跑到大街上便倒下了。街上立刻聚集了许多人，大家把女人抬上四轮马车，送到医院去。我跟在马车后面，不知不觉竟跑到伏尔加河岸上了，手里还捏着一个二十戈比的银币。
春光明媚。伏尔加河一泻千里，大地幅员辽阔，热闹非凡。而我活到今天，却像地窖里的一只小耗子。于是我下定决心，不再回老板家去了，也不回库纳维诺区外祖母那里去，因为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羞于见她；而外祖父对我则会幸灾乐祸的。
我在堤岸上游荡了两三天，靠好心的装卸工人给些吃的，并和他们一起在码头上过夜。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对我说：
“孩子，我看你老在这里闲逛，也不是办法呀！你到那边‘善良’号轮船上去看一看，那边要招一个洗碗工……”
我去了。一个蓄着大胡子的高个儿餐室管事，戴一顶没有帽沿的黑绸帽子，透过眼镜用一双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小声对我说：
“一个月两个卢布。要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餐室管事想了想，提议说：
“把母亲叫来。”
我跑去找了外祖母。她支持我的作为，便去说服外祖父到职业局替我领取了身份证。外祖母亲自陪我到船上去。
“好，”餐室管事看了我一眼说，“我们走。”
他带我到了后舱。那里有一个一身白衣白帽、身材高大的厨师，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抽着粗大的卷烟。餐室管事把我往他身边一推说：
“洗碗工。”
他说完立即就走了。厨师哼了一声，捋了捋他的黑胡子，望着管事的背影说：
“尽贪便宜，什么样的鬼都要……”
他生气地把剪得很短的黑头发的大脑袋一仰，瞪着一双大眼睛，紧张地绷着脸，大声嚷道：
“你是什么人？”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虽然穿得全身白，可我仍觉得他很脏，手指头长毛，大耳朵里面也有一撮毛。
“我想吃东西。”我对他说。
他眨了一下眼睛。由于咧嘴大笑，脸孔也变了样；他那被烤红了的胖胖的两腮波浪式地拉到耳朵边，露出一口粗大的马牙，胡子软绵绵地向下垂着——他变得像一个和善的胖婆娘了。
他把自己茶杯里的剩茶泼在船外，重新斟了一杯新茶，又拿了一个没有咬过的法式面包和一大截香肠推到我面前说：
“吃吧！有父母亲吗？会偷东西吗？喂，别害怕，这里全是小偷，会把你教会的。”
他说话像狗吠一样。他那张肥大的脸刮得发青，鼻子旁边布满了网络般的红色微血管，肥胖的红鼻子垂在胡子上，下嘴唇沉重地、令人嫌恶地耷拉着，嘴角上叼一支卷烟，直冒烟。他显然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身上散发着桦树条和胡椒酒的气味；太阳穴上和脖子上充满汗水，闪着亮光。
我喝完茶之后，他塞给我一卢布纸币。
“去，给自己买两条带胸板的围裙。不，还是我自己去买！”
他扶正了帽子，便笨重地摇晃着身体，蹭着甲板走了，活像一只熊。
……夜，月光明媚，它正从轮船的左边向草地偏移。来了一条火红色的很旧的轮船，烟囱上有一条白道道，轮叶不慌不忙地很不平稳地拍打着银色的河水，黑色的河岸静静地迎面浮来，在水面上投下自己的影子。岸上农舍的窗户里亮着红光，村里有人在唱歌，姑娘们在跳圆舞；歌中的重唱词“阿衣，柳里”听起来就像是赞美诗中的“哈利路亚”一样……
轮船后面，一根很长的缆索拖着一条驳船，也是火红色的。驳船甲板上有一个铁笼子，里面关着被判了流刑和苦役的囚犯。驳船船头上哨兵的刺刀像烛光一样闪着亮光，蓝天里微小的星星也像一支支蜡烛在发光。驳船上一片静寂，洒满月光。在黑色的铁笼子里，可以模糊地看到一些圆圆的灰色斑点——这是囚徒们在观看伏尔加河。河水发出响声，像是哭泣，又像是窃笑。周围的一切都像教堂里一样，也像教堂里那样，散发出浓烈的油脂味。
看着这驳船，我就记起了小时候从阿斯特拉罕到尼日尼的旅途，记起了母亲的坚定的脸和把我带进这个有趣的、尽管是艰苦的人间的外祖母。一想到外祖母，一切不好的、令人难受的东西就离我而去，一切就发生变化，变得更有趣更令人愉快了，人们也变得更好更亲切了……
这美丽的夜景，这驳船，让我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驳船像一口棺材，在浩渺的泛滥的河面上，在温暖的夜晚，在令人沉思的静寂中，它简直就是多余的。河岸的不平稳的线条，时而升高，时而下降，心里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动——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对人们有用的人。
我们船上的人都很特别。我觉得，所有这些人，不论是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好像都是一个样。我们的轮船走得很慢，有事的人都搭乘邮船走了，聚集在我们这里的都是些休闲的不要办事的人，他们从早到晚就是吃呀，喝呀，弄脏许多餐具、刀、叉、勺子，我的工作就是洗餐具，擦刀叉，从早晨六点钟直到半夜，就干这些活。下午两点到六点，晚上十点到半夜工作少一些，因为旅客们吃了饭之后要休息，只喝点茶、啤酒和伏特加，所以餐室里的所有服务人员（他们都是我的上司）这时都有了空闲时间。厨师斯穆雷、他的助手雅科夫·伊万内奇、厨房洗碗工马克西姆、旅客服务员谢尔盖等，都在分水管旁边一张桌子后面喝茶。谢尔盖是个驼子，满脸麻子，颧骨很高，有一双油亮的眼睛；雅科夫·伊万内奇笑起来像哭一样，露出一口发绿的腐朽的牙齿，尽讲些乱七八糟的淫秽故事；谢尔盖像一只青蛙，大嘴巴一直拉到耳根；马克西姆则沉默着，用一双严厉的、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眼睛望着他们。
“亚——细亚人！莫尔——多瓦人！”厨师长偶尔提高嗓门说。
我不喜欢这些人。秃头的矮胖子雅科夫·伊万内奇只谈论女人，而且满嘴脏话，他的脸毫无表情，布满了青色的雀斑，一边脸上长着一颗带红毛的黑痣，他把这撮毛旋起来，拧成针状，要是船上来了比较随和的活泼的女顾客，他就会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像乞丐一样，唯唯诺诺地一旁侍候，说出一些甜腻腻的话和诉苦的话，嘴角上冒着泡沫，并不时伸出不洁的舌头迅速地把泡沫舔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刽子手就应该是这样的肥头大耳的人。
“要善于让女人动情。”他教导谢尔盖和马克西姆说。他们俩鼓着腮帮子、红着脸，认真地听他讲。
“亚细亚人！”斯穆雷吃力地站起来，嫌恶地大叫一声，并命令我道，“彼什科夫——过来！”
他到自己舱室里拿来一本用封皮包着的小书塞给我，然后躺在靠冷藏室墙边的一张吊床上。
“念吧！”
我坐在装通心粉的箱子上，认真地念起来：
“‘天幕挂满星星，意味着与上天的沟通方便，有了这种沟通，他们就可以从愚昧和罪恶中解脱出来’……”
斯穆雷点燃了烟卷，吐出一口烟雾，不满地说：
“这帮骆驼！他们都写了些……”
“‘露出左胸，表示心灵坦荡’……”
“谁露出左胸？”
“没有说明。”
“那就是说——女人的啰……呸，好色之徒。”
他闭上眼睛躺着，双手垫在脑后，烟卷叼在嘴角上，微微冒烟。他用舌头拨动一下烟卷，深深一吸，弄得胸口发出嗖嗖的声音，他的肥胖的大脸便淹没在烟雾里了。有时我以为他睡着了，便停下不念了，仔细地瞅着这本该死的书——这本书真是讨厌得让人作呕。
但是他却哑着嗓子嚷道：
“你念呀！”
“‘大师父回答说：你看看吧，我亲爱的修维里扬先生’……”
“是谢维里扬吧……”
“书上印的是——修维里扬……”
“是吗？见鬼了！下面还有诗，你跳下去念吧……”
我跳下去念诗：
愚昧的人们，对我们的事感到好奇——
你们弱视的眼睛将永远也看不分明。
就算是天神在歌唱，你们也听不清。
“等一等，”斯穆雷说，“这并不是诗呀，把书给我看……”
他生气地翻着那厚厚的蓝色书页，然后把书塞进褥子下面去。
“去拿另一本来……”
使我难受的是，他那个用铁皮包着的黑箱子里竟有那么多的书，有《奥米罗夫的训令》《炮兵札记》《谢丹加里勋爵的书信集》《论害虫——臭虫及消灭它的方法，另附防治臭虫的建议》等，还有一些没头没尾的书。有时候厨师逼着我把书一本一本拿出来，读出所有的书名。我照读了，他还生气地唠叨个没完。
“胡乱瞎编，这些坏蛋……他们就像在打你嘴巴，为什么打，却无法明白。格尔瓦西！我要他干什么——这个格尔瓦西！还有什么天幕……”
这些奇怪的字眼，陌生的名字，讨厌地记了很多，念着舌头发痒，每分钟都想重复地念它们，或许能从声音里揭示出其含义来？可窗外河水不倦地在歌唱，发出哗啦啦的响声。这时候能跑到船尾上去有多好啊！那边，在货箱中间，水手们、司炉们围坐在一起正在玩牌、唱歌、讲有趣的故事，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简单明白的话，观望卡马河岸上那些像铜弦一样笔直的松树，有多么好啊！春汛过后，草场上留下一个个小水塘，就像许多玻璃的碎片，映照出蓝色的天空。我们的轮船离开陆地，离得远远的，可是在白天疲劳的静寂中，听见从岸上看不见的钟楼传来的钟声，你就会想到那里有村庄，有人。波浪上漂荡着一只渔船，很像是一块面包。瞧，河岸上出现了小村庄，有一群孩子在河里玩水，沿着黄色的沙带正走着一个穿红色衬衣的农民。远方，从河上望去，一切都显得多么欢快——就像是一件小玩具，小得可笑，而且五颜六色。很想向岸上大声说几句亲切的善意的话，既对岸上，也对驳船上。
这条火红色的驳船，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能整整一个小时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看它如何地用其粗笨的船头去冲破浑浊的河水。轮船拖着它就像拖着一头猪，松弛时船索就打在水面上，然后重又绷紧，落下许多水滴，拉紧驳船的鼻子。我很想看看那些被关在铁笼子里面像野兽一样的人的脸。在彼尔姆，他们被领上岸的时候，我挤在驳船跳板上看，有几十个面色阴沉的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踏着沉重的步子，镣铐叮当响，弯腰驮着沉重的背包。走过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俊的有丑的，不过他们都跟所有的人一个样，只是穿的衣服不同、头发剃得不一样罢了。当然，这是一些强盗，不过外祖母却给我讲过关于强盗的许多好话。
斯穆雷比其他人更像凶残的强盗。他阴沉地望着驳船喃喃地说：
“上帝，去解脱这种命运吧！”
有一次，我问他：
“为什么别人都去杀人、抢劫，你却去做饭呢？”
“我不做饭，而是备菜，做饭的是娘儿们。”他笑着说道；想了想后又补充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愚蠢。有些人聪明些，另一些人不够聪明，第三类人则完全是傻瓜。要想聪明一些，就需要读正经的书，黑魔书也读，那有啥？所有的书都要读。只有这样你才能找到正经的书……
他经常劝导我说：
“你念吧！不懂就念它七遍，念七遍还不懂就念它十二遍。”
斯穆雷对所有的人，包括对那位沉默寡言的餐室管事，说起话来总是时断时续，嫌恶地噘着嘴，翘起胡子，好像要拿石头砸人似的，而对我却温和而又关心，不过在这种关心里面却也有一点令我害怕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这位厨师好像是个半疯癫的人，就像我外祖母的妹妹那样。
有时他对我说：
“等一下再念……”
接着他就闭上眼睛，久久地躺着，打起鼾来。他的大肚子不断地起伏着，两只多毛的过去被烫伤过的手像死人一样交叉地放在胸前，手指微微地动着，像用看不见的织针在编织看不见的袜子。
突然他又开始嘟哝起来：
“是啊，天赐你智慧，你就用这智慧去生活吧！可是天赐给人智慧是很吝啬的，也是不一样的。要是大家都一样聪明就好了，可是——不……有些人明白，有些人不明白，还有人压根儿就不想明白。就是这样！”
他结结巴巴地将其在部队生活的故事讲给我听。我听不懂他这些故事的意思，觉得很没趣，而且他往往不是从头开始讲，而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团长把一个士兵叫来，问他：‘中尉对你说了什么？’士兵如实地做了回答。军人要说实话。可是那位中尉像盯着墙似的盯着他，于是他便转过脸去，低下了头。嗯……”
厨师很生气，吐着烟，嘟哝道：
“我怎么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呢？当时中尉就被关进了要塞里，而他的妈妈却说……‘啊，我的天哪！’我那时却什么也不懂……”
天气很热，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发出呜呜声；船舱的铁板后面，河水噼啪作响，轮船的转轮也轰然不停；舷窗旁边，河水像一条宽带子流泻着，远处可以看到一长条堤岸的草场和一些树木。我们已经听惯了所有的声音，觉得周围很安静，尽管有一个水手在船头悲凉地叫唤着：
“七个，七个……”
我什么都不想参与，不想听，也不想干活，只想坐在一个阴凉的地方，一个闻不到厨房的油腻味和热气的地方，半睡不醒地坐着，望着这平静而疲倦的生活跟随着河水潺潺地流去。
“念！”厨师生气地命令说。
客舱里的各级茶房都怕他，就连那个性格温顺、像鱼一样不爱说话的餐室管事，显然也害怕斯穆雷。
“喂，你这条猪！”他对餐室的一个伙计吆喝道，“你过来！亚细亚人……天幕……”
水手们和司炉们都恭维他，巴结他，因为他常常把熬过汤的肉给他们吃，向他们打听农村和家乡的情况。那些满身油污和带有煤烟味的白俄罗斯的司炉被认为是船上最下等的人，大家都叫他们一个名字——雅古特97，并且逗弄他们说：
“雅古，比亚古，在岸上住……”
斯穆雷听到这些话就非常生气，满面通红，对司炉大声喊道：
“你怎么允许人家嘲弄你呢，草包！该给客查普98一个耳光才是！”
有一次，长得漂亮而凶恶的水手长对他说：
“雅古特和霍霍尔99是一路货！”
厨师一手抓住他的衣领，一手抓住他的腰带，把他举到空中，一边摇晃一边问道：
“你想要我把你摔死吗？”
他们经常吵架，有时还打起架来，可是斯穆雷却没有挨过打，因为他有超人的气力；除此之外，船长太太经常地而且亲切地跟他交谈，她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有一张男人的脸，头发剪得非常平整，像男孩子一样。
斯穆雷喝伏特加酒喝得很凶，却从来没有喝醉过。他从早晨就开始喝，一瓶酒四口就喝完，以后，直到晚上又喝啤酒。他的脸渐渐地变成了褐色，一双发黑的眼睛吃惊似的睁得大大的。
傍晚他经常坐在排水管上面，身材高大，穿一身白衣服，默默地一坐就是几小时，忧郁地望着流动的远方。在这个时候，大家特别怕他，而我却有点儿怜悯他。
雅科夫·伊万内奇从厨房里出来，满身大汗，脸被烤得通红。他站着，搔他那秃顶的头皮，然后一挥手就走了，走远之后才说：
“那条鲟鱼死了……”
“那就把它做杂拌汤吧……”
“可是要是客人要吃鲜鱼汤或清蒸鱼呢？”
“你就做吧，他们会吃的。”
有时我想走近他身边，他便费劲地把眼睛转过来看着我说：
“干啥？”
“不干啥。”
“好吧……”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问他：
“你干吗要大家都怕你呢？可你是个和善的人呀。”
出乎我的预料，他没有生气。
“我只是对你才和善。”
不过他立即又补充一句，表现出很宽厚并且带着深思的样子：
“也许你说得对，我对大家也和善，只是没表露出来罢了。不能让大家都知道，否则，他们就会让你招架不了，什么人都会往好人身上爬，就像在泥淖里往土堆上爬一样……还会把你踩下去。去吧，把啤酒拿来……”
他一杯接着一杯喝完一瓶之后，舔舔胡须，又说：
“你这只小鸟再长大一点，我会教你许多事情。我可不是傻瓜，我有值得告诉人的东西……你就念书吧，里面有一切你需要的东西。书可不是小事！想喝啤酒呢？”
“我不喜欢喝。”
“好，那就别喝。酗酒可是很糟糕的事，喝伏特加更是魔鬼的事。我要是有钱，我一定送你去读书。没有学识的人就是一条牛，随便让人套上轭，即便是宰它吃肉，它也只能摇摇尾巴……”
船长太太借给他一本果戈理的作品。我念完《可怕的复仇》后，心里很喜欢，可是斯穆雷却生气地嚷道：
“扯淡，瞎编！我知道，还有别的好书……”
他从我手里把那本书拿走，去船长太太那里取来另外一本，阴沉地命令说：
“你念《塔拉斯》100……他叫什么来着，找出来。她说是本好书……谁觉得好呢？她觉得好，也许我却觉得不好？她把自己的头发剪了，瞧！那为什么不把耳朵也剪掉呢？”
当我念到塔拉斯向奥斯塔普挑战的故事时，厨师满意地笑了。
“这就对了！可不是吗？你有学问，而我有力气！还真能编，这些骆驼……”
他听得认真，但老要唠叨：
“扯淡！哪能一刀把一个人从肩膀劈到屁股呢，不能的。也不能把人挑在长矛上——长矛会断的！我自己当过兵……”
安德烈的背叛引起他的憎恶。
“卑劣的家伙，是吗？为了一个女人！呸……”
可是当塔拉斯杀死儿子时，厨师则把两只脚从床上放下来，双手搁在床上，弯下腰哭了起来，泪水慢慢地从两颊流下，滴在甲板上，呼哧着嘟哝道：
“唉，我的天呀……我的天呀……”
接着他突然向我吆喝道：
“你念呀，鬼东西！”
他再次哭起来，而当奥斯塔普临死前喊叫着“爹，你听见没有”的时候，他哭得更厉害更伤心了。
“全都死了，”斯穆雷呜咽着说，“全死了，啊！念完了吗？哎呀，这事糟糕透了！以前真有这样的人吗，塔拉斯这个人怎么样？是的，这才是人物……”
他把书从我手里夺过去，仔细地看着它，泪水滴在书皮上。
“好书！简直像是过节！”
后来我们念了《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略》101。斯穆雷非常喜欢作品主人公理查德·普兰塔格涅特。
“这才是真正的国王！”他提示性地对我说。我却觉得这本书没趣。
总的说来，我们两人的趣味并不相投。我非常喜欢《汤姆·琼斯的故事》102——旧译《捡来的孩子汤姆·琼斯的故事》。斯穆雷却不满地说：
“愚蠢！汤姆与我有啥关系？我干吗要读他的书？肯定还有别的书……”
有一天，我对他说，我知道有一些别的书——地下的禁书，只能在夜里读，在地下室里读。
他睁大眼睛竖起眉毛说：
“什么，你胡说啥？”
“我没有胡说。我忏悔时，神父问过我这件事，而且我还亲眼看见有人念这种书，他们还哭了呢……”
厨师忧郁地看着我的脸，问道：
“谁哭了？”
“一个听书的太太，另一个甚至被吓跑了……”
“你醒醒吧，你在说梦话。”斯穆雷说，慢慢地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又嘟哝起来：
“当然，总会有什么地方有些……秘密的东西的。不会没有的……不过我已不是那个年纪了，而且我的性格也……好了，不过……”
他可以这样雄辩地足足说上一小时……
不知不觉地我便有了念书的习惯，一拿起书来就兴高采烈。那些书里讲述的生活不同于今天的生活，令人愉快。而实际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斯穆雷对读书也越来越入迷了，他经常打断我的工作，拉我去念书。
“彼什科夫，走，念书去。”
“我还有许多餐具没有洗。”
“马克西姆会洗的。”
他粗暴地要老洗碗工去替我干活。这个工人一生气便摔杯子。餐室管事温和地告诫我：
“这样我会把你赶下船去的。”
有一次，马克西姆故意拿几个杯子放在盛污水和茶渣的水盆里，结果我在把盆里的脏水倒到舷外去时，那几个杯子也一起倒出去了。
“这是我的过错！”斯穆雷对餐室管事说，“把要赔的钱记在我的账上吧。”
餐室里的那些跟班都斜眼看着我，对我说：
“喂，你这个书迷！是靠什么领薪水的？”
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尽量加重我的活，无缘无故地把餐具弄脏。我知道，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果然真是这样。
一天傍晚，在一个小码头上，我们的船上来一个红脸的女人和一个戴黄色头巾穿粉色新裙子的姑娘，她们两人都喝醉了，那个女人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说话像教堂的执事一样，应发“а”音的地方却发“о”音：
“对不起，亲爱的，我刚才喝了一点酒！我刚打完官司，打赢了。由于高兴，就喝了一点酒……”
姑娘也微笑着，用浑浊的眼睛看着大家，并推了一下女人说：
“你走呀，疯婆娘，快走呀……”
她们在二等舱旁边住下了，正对着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和谢尔盖睡觉的舱室。那个女人不知到哪儿去了。谢尔盖坐到姑娘身边，贪婪地咧着青蛙嘴。
晚上，我刚干完活，躺在桌子上要睡觉的时候，谢尔盖走过来，抓住我的手：
“走，我们给你娶老婆……”
他喝醉了。我想把手挣脱出来，他却打了我一下。
“快走，走！”
马克西姆也跑了过来，他也喝醉了。于是两人拖着我沿着甲板，经过正在睡觉的旅客身边，到他们的舱室去。但是舱室门边却站着斯穆雷，门里边是雅科夫·伊万诺维奇，他扶着门框，姑娘正用拳头敲击他的背脊，并用带醉的声音叫喊：
“放开我……”
斯穆雷从谢尔盖和马克西姆的手中把我夺下来，抓住他们两人的头发，把两个脑袋相撞一下，他们两个都跌倒了。
“亚细亚人！”他对雅科夫说，朝着他的鼻子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推开我说：
“快离开这里！”
我跑到船尾上去了。这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河面是黑色的。船尾后面有两道灰白色的水纹在翻腾，向看不见的两岸散去。驳船就在这两道水纹中间缓慢地移动，忽左忽右地显示出灯光的红色斑点，什么也照不见，在突如其来的河湾后面消失了。此后四处就变得越来越黑，我的心情也更难受了。
厨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他沉重地叹口气，并点着了香烟。
“他们拖你到那个女人那里去？嘿，这些败类！我听见了，他们要加害于你……”
“是你把那姑娘从他们那里拉开了吗？”
“她？”他粗暴地骂起那姑娘来，接着又用沉重的语调说：
“这里的人全是坏蛋。这条破船比村子里还要糟糕。你在村子里住过吗？”
“没有。”
“农村里糟透了，尤其是在冬天……”
他把烟蒂扔到船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你在这群猪里面会完蛋的，我很可怜你，小狗崽。我也可怜所有的人。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要跪下来问他们：‘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狗东西？你们都是瞎子吗？’这些骆驼……”
轮船一声长鸣，拖索啪的一声打在水上。在深度的黑暗中晃动着一盏灯火，指明码头的所在。接着又有许多灯光出现了。
“这是醉林103，”厨师嘟哝道，“这里有一条河，叫醉河；有一个司务长，姓醉科夫104……还有一个文书，姓啤酒兴105……我要上岸去……”
身材粗壮的卡马河的女人和姑娘用长长的架子从岸上把木柴搬下来，她们压着背带弯着腰，一对接着一对有弹性地跳跃着，走到锅炉舱跟前，把那些半俄丈长的木柴扔进一个黑洞里，然后用清脆的声音喊道：
“搬完了！”
在她们搬木柴的时候，水手们便摸她们的乳房、大腿，妇女们尖声叫起来，向那些男人身上吐唾沫。回去时，她们就用空架子挡住男人们，防止他们动手动脚。这种场面在每次航运中都会发生，我已见过几十次了。在所有搬木柴的码头上，都有同样的情况。
我似乎觉得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在轮船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明天会发生什么，一星期后会发生什么，甚至秋天、明年会发生什么，我好像全都知道。
天已经亮了，在比码头高的沙岸上已出现了茂密的松林。一群妇女正向山上林边走去，她们笑着，唱着低音的歌曲，身上背着长长的空架子，像士兵一样。
我很想哭。泪水在胸中沸腾，好像心在泪水中煮着，这是很痛苦的。
可是又不好意思哭出来，于是我就去帮助水手布利亚欣洗甲板。布利亚欣是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人，整个身子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他老是躲在角落里，一双小眼睛闪着微微的亮光。
“我的真姓不叫布利亚欣，而是……你知道的，由于我母亲过的是淫荡的生活。我还有一个姐姐，也是这样。她们两人都注定是同样的命运。老弟，命运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一个铁锚，你想往前走……可是……不行……”
现在他正一边用拖布拖甲板，一边小声对我说：
“看见了吧，女人受到何等的凌辱！就是嘛！哪怕是一根湿木头，烤久了也会着火的！老弟，我不喜欢这种事，我瞧不起，要是我生来是女人的话，我就投进泥潭里淹死。我敢向神圣的基督保证！……本来大家就没了自由，还要用火烧你！我告诉你吧，那些阉割派教徒并不是傻子。你听说过阉人吗？他们是聪明人，他们的想法很对：抛开一切琐事，一心服务上帝，诚心诚意……”
船长太太高高地提着裙子沿着水洼地从我们身边经过。她总是很早起床，高挑的身材，苗条的身段，她的脸也总是那么朴质、明朗……很想跑上去跟在她后面，全心全意地请求她：
“请您对我说点什么吧，说点什么吧！……”
轮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布利亚欣画着十字说：
“开船了……”

六
在沙拉普尔，马克西姆离开了轮船。他跟谁也没有打招呼，不声不响地、严肃而又平静地离开了。那位快活的女人冷笑着跟在他的后面，而那位姑娘则跟在女人的后面，没精打采，两眼红肿。谢尔盖在船长室门前跪了很久，吻着门板，用脑门撞击着它，大声号叫着：
“原谅我吧，不是我的过失，这是马克西姆……”
水手们，餐室人员，乃至一些旅客都知道他在撒谎，但还是劝慰他说：
“求饶吧，求吧，会原谅你的！”
船长撵他走，甚至踢了他一脚，致使谢尔盖摔了个跟头。不过船长终于还是原谅了他。于是谢尔盖立刻从甲板上跳起来，端起茶盘去送茶，像狗一样，用讨好人的眼色看着大家。
一个从岸上雇来的当过兵的维亚特省人取代了马克西姆的位子。这个人骨瘦如柴，小脑袋，红眼睛。厨师的助手马上派他去宰鸡。这个小兵宰了两只鸡，其余的鸡都跑了，在甲板上乱窜，旅客们开始捕捉它们，有三只鸡飞到船舷外去了。小兵便坐在厨房旁边木柴堆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啦，傻瓜？”斯穆雷诧异地问他，“难道当兵的也哭鼻子？”
“我是卫戍部队的兵。”这个小兵静静地说。
这一哭可让他倒大霉了。半小时之后，船上的所有人都来取笑他，走近他身边，眼睛直盯着他问：
“是这个人吗？”
接着就是一阵恼人的荒唐的笑声，大家直笑得全身抽搐起来。
小兵起初没看见人，也没听见笑声。他用旧印花布衬衣的袖子把泪水从脸上抹掉，好像把泪水都藏到袖子里去了，但是很快他的红眼睛便充满了怒气，用喜鹊般的维亚特的话绕口令似的说：
“你们干吗瞪大眼睛看着我？啊，我要把你们撕碎……”
这样一来，观众就更开心了。他们有的用手指去戳戳他，有的拽拽他的衬衣，拉拉他的围裙，像捉弄山羊似的跟他闹着玩，一直玩到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有个人把一块挤了汁的柠檬皮套在一个木勺子的把上，然后系在小兵背后围裙上，小兵一走动木勺子就在背上左右摆动起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小兵像一只被逮住的小耗子似的忙个不停，不明白是什么引起大家发笑。
斯穆雷默默地严肃地注视着他。厨师的脸绷得都像娘儿们的脸了。
我可怜小兵，便问厨师：
“可以把木勺子的事告诉他吗？”
他默默地点点头。
当我把大家发笑的原因告诉小兵后，他很快地摸到了勺子，扯下来把它摔在地上，用脚踏碎它，接着便双手抓住我的头发，我们便扭打起来。这使观众大为开心，马上把我们围了起来。
斯穆雷推开观众，把我们拉开，先是揪我的耳朵，然后又揪小兵的耳朵。观众看见这个矮小的人在厨师的手下摇晃着脑袋，跳舞似的旋转时，便疯狂地叫喊起来，有的打呼哨，有的跺脚，笑得前仰后合。
“卫戍兵万岁！用脑袋去顶厨师的大肚皮呀！”
看到他们这种野蛮的哄笑，我恨不得向他们扑过去，用劈柴敲破他们的脑袋。
斯穆雷放开了小兵，双手贴在背后，像野猪似的翘着胡子，可怕地露着牙齿，向人群冲过去。
“各就各位——开步走！亚细亚人……”
小兵重又向我扑过来，可是斯穆雷一只手把他抱住并把他拖到抽水机那边，用水浇他的头，像玩布娃娃似的让他那瘦弱的身体旋转起来。
水手、水手长、船长助理都跑来了，人群又聚集起来。比众人高出一头的餐室管事像平时那样，不声不响地、悄悄地站在那里。
小兵在厨房边的柴堆上坐下来，双手发颤，脱掉靴子，打算拧干包脚布，可是包脚布并没有湿，是他的稀疏的头发在滴水。这一举动又使观众笑了起来。
“反正，”小兵声音又高又尖地说，“我要揍死这小子。”
斯穆雷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对船长助理说了一些什么，水兵们便驱散了观众。当大家都散开之后，厨师对小兵说：
“该拿你怎么办呢？”
小兵没有说话，一双野性的眼睛盯着我，全身奇怪地抽搐着。
“立——正，歇斯底里的家伙！”斯穆雷说。
小兵回答说：
“别妄想了，这里不是在连队里。”
我发现厨师有点尴尬了，鼓胀的两颊瘪了下去。他啐了一口唾沫，便带着我走开了。我虽然是昏头昏脑地跟着他走，却还老是回过头来看小兵。斯穆雷困惑不解地嘟哝道：
“咳，什么样的一个活宝啊？好吧……”
谢尔盖追上了我们，不知为什么，悄悄地说：
“他要自杀！”
“他在哪儿？”斯穆雷喊了一声，就跑过去了。
小兵站在茶房舱室门边，手里拿着一把很大的刀子。这是一把用来斩鸡头、劈木柴的刀，很钝，刀刃上已有许多口子，像锯齿一样。舱室前面围了许多人，在观望这个头发湿淋淋的矮小而又可笑的人。他那张翘鼻子的脸像一块肉冻似的抖动着，嘴巴疲惫地张开，嘴唇不停地跳动，哼哼哈哈地说：
“你们折磨人……折磨人……”
我跳到一件什么东西的顶上，越过人群的脑袋看见许多人的脸——他们都嘻嘻哈哈地笑着，互相谈论着：
“你瞧，你瞧……”
当他用他那干瘦的孩子般的手把露出来的衬衣掖进裤子里去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好心的男人叹了口气说：
“都要自杀了，还去整理裤子……”
观众的笑声更响了。显然，谁也不相信这个小兵会自杀。我也不相信。可是斯穆雷瞥了他一眼后，一边用自己的大肚子推开人群，一边说：
“散开，混蛋！”
他一下子把许多人都骂为混蛋，逼近一大群人的身边，对他们喊道：
“各就各位，混蛋！”
这也很可笑，但却似乎又是对的。今天从早晨起，所有的人好像都成了混蛋。
斯穆雷把人群驱散后，走到小兵跟前，伸出一只手说：
“把刀拿来……”
“反正。”小兵说着，刀锋朝外把刀子递过去。厨师把刀子给我，把小兵推进舱里。
“躺下睡觉吧！你是怎么啦，啊？”
小兵没有说话，在床上坐下来。
“他给你拿吃的去，拿伏特加去——你喝伏特加吗？”
“可以喝一点……”
“你要注意，别碰他——取笑你的并不是他，听见没有？我说了——不是他……”
“他们干吗要折磨我？”小兵小声地问道。
斯穆雷没有立即回答，并沉着脸说：
“我又怎么知道呢？”
他带我走进厨房，嘟哝道：
“看吧，真是弱者众人欺！你看见了，怎么样！这回看到了吧！老弟，真要让人发疯……像臭虫一样缠着你——你就完了！他们甚至比臭虫还坏，比臭虫还凶……”
当我把面包、肉和伏特加拿给小兵时，他正坐在床上，前后摇晃着身体，像娘儿们那样小声哭泣着。我把盘子放在桌上，对他说：
“吃吧……”
“把门带上。”
“关门屋里就黑了。”
“关上，不然他们又要来了……”
我走了。我不喜欢这个小兵，他不能引起我的同情和怜悯。这让我心里感到不快，因为外祖母曾多次教导我：
“要同情人，大家都是不幸的，大家都有困难……”
“拿去了吗？”厨师问我，“喂，他在干啥？”
“他在哭。”
“唉……真是草包！他算什么士兵？”
“我并不可怜他。”
“啥？你怎么啦？”
“可是应该怜惜人……”
斯穆雷抓住我一只手，拉到他身边，动情地说：
“不要勉强去怜惜人，可撒谎也不行，你懂吗？不要甘当懦夫，得了解自己……”
于是他推了我一下，补充了一句：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来，抽烟吧……”
旅客的这种行为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和难受。当斯穆雷揪小兵的耳朵时，他们竟高兴地哈哈大笑。他们如此地捉弄这个兵，我觉得有一种无法表达的侮辱和压抑：他们怎么会喜欢这种可恶而又可鄙的事情呢？这里有什么让他们感到快乐和可笑的东西呢？
瞧，他们重又坐在或躺在低矮的帐篷下面，有的喝酒，有的吃饭，有的玩牌，平静而又庄重地谈话，欣赏河上的景色，好像一小时之前那些打呼哨、起哄、戏弄人的家伙不是他们似的，他们仍然像平时一样，安静而又慵懒。他们从早到晚都在船上优哉游哉地溜达，就像阳光照耀下的蚊虫和尘埃那样。瞧，有十多个人在搭板旁边拥挤着，画着十字，从轮船走上码头，又有同样多的人从码头迎面走来，同样都弯着腰，背着沉重的背包和箱子，也穿着同样的衣服……
这种乘客的经常更替却丝毫没有改变轮船上的生活，新的旅客与离去的旅客说着同样的话：土地啦，工作啦，上帝啦，女人啦，而且他们用的词句也是一样的……
“你就——忍耐吧，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啊！毫无办法，我们命该如此……”
这些话听起来很枯燥，令人生气。我不能忍受龌龊的东西，不能忍受恶意的不公平的屈辱和待遇。我坚信并觉得我不应受到这种待遇，小兵也不应受这种待遇，除非他自己想成为可笑的人……
马克西姆被赶下了轮船，他是一个严肃、善良的小伙子，而谢尔盖这个卑劣的人却留了下来。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干吗都挤在船边上？”水手长眯着其漂亮而又恶毒的眼睛大声喊道，“轮船倾斜了，快散开，穿厚呢子衣服的魔鬼们……”
魔鬼们乖乖地转到甲板的另一边去了，可是这边他们也像绵羊一样遭到驱赶。
“咳，该死的家伙……”
炎热的夜晚，待在被晒了一天的铁皮遮篷下，闷热难耐。旅客们像蟑螂似的在甲板上爬动，随地躺着。快到码头的时候，水手们便用脚把他们踢醒。
“喂，怎么一个个都横躺在道上呢！快滚回自己铺位上去……”
他们都站起来，睡眼惺忪地被推着回到自己铺位上去。
水手们也跟他们一样，只不过是服装不同罢了，可是他们却像警察一样指挥旅客们。
在这些旅客身上首先可以看到一种静默的胆小的和令人忧虑的顺从性格，当这种性格的外壳破裂后，就会暴露出其残酷的、毫无意义的和几乎总是令人不快的恶作剧，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和可怕。我觉得，人们并不知道，轮船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似乎带到哪里去，他们都无所谓。不管在什么地方上了岸，在岸上坐一会儿，他们又要跳上这条或那条船，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他们全都像是迷了路的人，是无亲无故的流浪汉，对他们来说，整个地球都是陌生的，所以他们全都胆小得要命。
有一天午夜后，机器轰的一声，什么东西爆炸了，好像放了一发炮弹似的，甲板上立即盖上了一层白雾，浓浓地从机舱里冒出来，填满了所有的空间。不知道是谁刺耳地大声喊道：
“加夫里洛，拿防锈漆来，还有毡布……”
我在机舱旁边洗碗桌上睡觉。在爆炸声和震动声把我惊醒之前，甲板上是很安静的，机器吱吱地喷着热气，汽锤不时当当作响。但是过了一分钟，甲板上的旅客便吵吵嚷嚷地叫的叫，号的号，顿时变得十分恐怖。
白色的雾气很快变得稀疏了。一些没戴头巾的女人和一些蓬头垢发、瞪着圆圆的鱼眼睛的男人相互磕绊着东奔西突，他们全都背着背包、箱子，跌跌撞撞地跑啊，嘴里念叨着上帝、圣徒尼古拉的名字，并相互扭打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但同时又是非常有趣的景象。我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看他们要干什么？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夜间的惊慌场面，但不知为啥我立刻就明白他们误会了：轮船正常地行驶着，没有减低速度，左边很近的地方点燃着割草人的篝火。夜是那么明净，满月高照。
但甲板上的那些人却跑得越来越快了，连二三等舱的人也跑了起来。有人跳到船舷外去了，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两个农民和一个修道士用木柴把钉在甲板上长板凳撬了下来，把一大笼子的鸡从船尾抛到水里去；在甲板中间船长驾驶台扶梯旁边，跪着一个农民，向从他身边跑过去的人们鞠躬，像狼一样地号叫：
“正教徒们，我有罪……”
“把小船放下来，魔鬼！”一个没有穿衬衣只穿着裤子的老大爷大声叫道，他还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
水手们也在跑，抓住人们的领口，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推到甲板上去。斯穆雷踩着笨重的步子，大衣上披着一件衬衣，大声地劝导大家说：
“你们真不害臊！你们要干啥？发疯啦？轮船要停了，要靠岸了，瞧，那就是岸！那些跳到水里去的人都是傻瓜，他们已被割草的人救上来了，拖上来了，他们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里有两只小船。”
他用拳头打三等舱旅客的脑袋，从上往下打，那些人却像麻袋一样，默默地拥到甲板上去。
慌乱还没有停息下来，便有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向斯穆雷冲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把餐勺，在他的鼻子底下晃动着，喊道：
“你怎么敢打人？”
一个全身湿漉漉的老爷，一边舔着自己的胡子，一边劝阻女人，恼恨地说：
“别管他，一个蠢货……”
斯穆雷两手一摊，尴尬地眨眨眼睛，问我：
“怎么一回事，啊？她干吗骂我？莫名其妙！我这是头一次看见她呀……”
另一个男人也一边擤着鼻血，一边喊道：
“嘿，这些人呀，真是强盗！……”
整个夏天我在船上看到两次惊慌。这两次都不是由于直接的危险引起的，而是由于害怕可能发生的危险造成的。第三次是旅客们逮住了两个小偷，其中一个扮成朝圣的香客。旅客们背着水手暗地里地把两人私刑拷打了差不多整整一个小时。当水手把小偷带走时，旅客们就骂水手：
“贼贼相护，有谁不知呀！”
“自己是骗子，所以要纵容骗子……”
两个小偷被打得不省人事。等到把小偷交给码头上的警察时，他们已经站不起来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它使我非常不安。我不理解这些人——他们是恶人还是善人？是温和的人还是鲁莽的人？又为什么如此残忍、贪婪凶狠，那么无耻温顺呢？
这事我问过厨师，但他却吐出浓烟遮住自己的脸，恼恨地说：
“唉，你何必去管这些闲事呢！人嘛，就是人……有些人聪明，有些人呆傻。你就念你的书吧，别嘟嘟哝哝啦！在书本里，所有正确的东西都应该有说明……”
他不喜欢教会的书和圣徒传。
“嘿，这是给神父和他们的儿孙们读的……”
我想做点让他高兴的事——送他一本书。在喀山码头上我花五戈比买了一本《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不过当时厨师喝醉了，在生气，我没有把礼品送给他，而是自己先读了这本《传说》，我非常喜欢它，一切都写得如此朴质、明白易懂，有趣而且很简练。我深信这本书一定会让我的老师满意的。
可是当我把书给他时，他却默默地用手掌把它揉成一团，扔到船舷外去了。
“瞧你送的什么书，傻蛋！”他沉郁地说。
“我像教狗一样教你去掉野性，你还是贪婪野味，啊？”
他跺起脚叫起来：
“这是什么书呀？书里胡说八道的东西我都念过了！你以为书里写的都是真的吗？好，你说呀！”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当一个人被砍下了脑袋，他就会从楼梯上掉下来，其他的人就再也不会爬到草棚上去了，士兵们并不是傻瓜！他们会点把火，把草棚烧掉，溜之大吉！懂吗？”
“懂了。”
“明白了就好！彼得皇帝的事我知道，没有这回事，你走吧……”
我知道厨师的话是对的，但我还是喜欢这本小书，我又一次去买了这本《传说》，重新读了一遍。很奇怪，我终于确认了它真是一本坏书，这使我有点难为情。后来我对厨师变得更加注意，更加信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越来越懊丧地说：
“唉，要怎样教育你才好呢！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也感觉到了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谢尔盖对我极坏。我多次发现他从我桌上偷茶具，瞒着餐室管事暗地里交给旅客。我知道这是偷盗行为。斯穆雷常常提醒我：
“当心，不要让自己桌子上的茶具给堂倌拿走了！”
对我不好的事情还有许多。我常常想，船一靠岸就逃走，跑到森林里去。是斯穆雷留住了我：他对我愈加温和了。此外是轮船的不停的航行也深深地吸引着我；轮船要靠岸，我就不高兴，总期待着好像立即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们就要从卡马河漂到别拉雅河、维亚特卡河去，要不就沿伏尔加河漂去，我将会看到新的河岸，新的城市，新的人们。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在船上的生活却意外地而且可耻地中断了。一天晚上，当我们正从喀山开往尼日尼去时，餐室管事叫我到他那儿去。我进去后，他随即把门关上，对沉着脸坐在铺着毯子的板凳上的斯穆雷说：
“他来了。”
斯穆雷粗暴地问我：
“你给谢尔盖餐具了？”
“他趁我没看见，自己拿的。”
餐室管事小声说：
“你没有看见，但你知道。”
斯穆雷朝自己的膝头打了一拳，然后搔着膝头说：
“等等，别着急……”
接着他沉思起来。我看着餐室管事，他也看着我。可是我觉得在他的眼镜后面似乎没有眼睛。
管事静悄悄地活着，走路没有声音，说话低声低气。有时候他那褪了色的胡子和空洞的眼睛也会从什么地方偶然露一下，但立即就消失了。睡觉前他总要在餐室的圣像和长明灯前跪很长的时间。我从红桃爱司形的锁孔里看见过他，但却没有看到他是怎样祈祷的，他只是站在那儿望着圣像和长明灯，边叹气边摸胡子。
斯穆雷沉默了一会儿后问我：
“谢尔盖给你钱了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他不会撒谎。”斯穆雷对餐室管事说。管事却小声回答说：
“反正都一样，您看着办吧。”
“我们走吧！”厨师喊了一声，走到我桌子旁边，用手指轻轻在我头上弹了一下说，“傻瓜，我也是傻瓜，我本该关照……”
到了尼日尼，餐室管事给我结了账。我得到将近八个卢布。这是我赚到的第一笔大钱。
斯穆雷向我告别时，抑郁地说：
“好了，瞧，如今你可要睁大两只眼睛留神了——懂吗？马马虎虎可是要不得啊……”
他塞给我一个镶着花珠子的荷包。
“拿去，这个给你！这是个很好的工艺品，是我的教女绣的……好吧，再见了！读书，这是最好的事！”
他把我挟在腋下，稍稍提起来，吻了一下，便稳稳地把我放在码头的垫板上。我感到很难过，既为他，也为我自己。看着这个身材高大却又笨重而孤单的人，正推开那些脚夫回到轮船上去时，我差点儿放声大哭起来……
后来我又碰到过多少像他这样善良、孤单、受尽生活折磨的人啊！……

七
外祖父和外祖母又搬到城里来了。我是带着一种愤懑的、好斗的情绪回到他们那里去的。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为什么把我当成小偷呢？
外祖母亲切地接待了我，立刻就去烧茶炊。外祖父则像平时那样，讥讽地问道：
“攒了不少金子吧！”
“不管多少金子，那都是我的。”我回答说，在窗户旁边坐下来，然后堂而皇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卷烟，傲慢地抽起来。
“是这——样，”外祖父仔细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说，“居然烧起魔草来了？不是太早了一点吗？”
“人家还送了我一个烟荷包呢！”我夸耀说。
“烟荷包！”外祖父尖着嗓子说，“你这是要故意逗弄我吗？”
他向我扑过来，伸出一双瘦小却是有力的手，两只绿色的眼睛闪着亮光。我跳了起来，用脑袋去撞他的肚子。老头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惊讶地眨着眼睛，张开黑黑的大嘴，沉重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镇静地问道：
“你竟把我撞倒了？把你的外公、你亲妈的父亲撞倒了？”
“你打我也打够了。”我喃喃地说，不过心里也知道，这样做很不好。
瘦小而轻巧的外祖父从地板上站起来，坐到我的身旁，灵活地把我的卷烟夺过去，扔出了窗外，并用惊恐的声音说：
“野东西，你知道吗，上帝永远不会饶恕你，一辈子都不会饶恕你？老太婆，”他向外祖母说，“你来看吧，他把我撞倒了，知道吗？是他，他撞了我。你问问他吧！”
她没有问我，而是走到我身边，一手揪住我的头发，摇晃几下，说：
“你撞他，我就这样揪你，这样揪……”
我并不觉得痛，但感到很委屈，尤其是外祖父恶毒的笑声，使我特别生气。他跳到椅子上，拍打着膝盖，边笑边喊道：
“活该，活该……”
我跑了出来，走进过道，躺在一个角落里，颓丧而又空虚地听着茶炊的嗡嗡响声。
外祖母走过来，向我俯下身子，用勉强听得见的低语说：
“你要体谅我，要知道，我并没有揪痛你，我是故意这样做的，不这样不行；外祖父老了，要尊敬他，他也是累断了筋骨、心里灌满了苦水的人，你不能再气他了。你已经不小了，这一点你该明白……应该明白了，阿廖沙！他现在也不过是个小孩子……”
她的话像温水一样洗涤了我的心灵。这种友善的低语使我感到既惭愧又轻松。我紧紧地拥抱她，亲她。
我走进外祖父的房间，看了他一眼，差一点忍不住笑起来：他真的高兴得像小孩一样，容光焕发，乐得跺起脚来，两只长着红毛的手不停地敲打着桌子。
“怎么样，小山羊？想再撞我一次吗？咳，你这个小强盗！跟你父亲一个样！你是个虚无主义者——进门不画十字，拿出烟就抽！哎呀，你这个拿破仑，一文不值。”
我没有说话。他把话说完后，也累得不做声了。可是到了喝茶的时候，他又教训起我来了：
“人要敬畏上帝，就像马要笼头一样。除了上帝，我们没有别的朋友！人对人——是残酷的敌人！”
说人和人都是敌人——我觉得这话有些真实。其他的一切我都不以为然。
“现在，你还是回到玛特廖娜姨婆家去吧，到春天再到轮船上去。冬天就在他们家待着，可别说春天就离开他们……”
“唔，干吗要骗人呢？”刚才假装揪我头发、蒙骗外祖父的外祖母说。
“不骗人，你就活不下去！”外祖父坚持说，“那你就说说看，有谁活着不骗人？”
傍晚，外祖父坐下来念圣诗时，我和外祖母便走出大门到野外去了。外祖父住的是有两扇窗户的小房子，坐落在郊区康纳特街的后面。从前外祖父在这里曾有过自己的正房。
“瞧，我们都搬到什么地方来了！”外祖母窃笑着说，“老头子找不到合意的地方，老搬来搬去。他觉得这地方不好，我却觉得这里很好！”
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约三俄里宽的草场，它被几条山沟隔开，顶端是梳子形的森林和喀山公路边的桦树林带。灌木丛的小树枝像鞭子似的从山沟里伸出来，冷冷的落日的余晖把它们染成了血红的颜色；微微的晚风摇晃着灰白色的小草。在附近一条山沟后面，出现了小市民青年男女的黑色身影，他们也像小草一样飘忽不定。远处，右边是一扇旧教派墓地的红墙，它被称为“布格罗夫隐修所”；左边山沟上面，有一片黑色的树林耸立在原野上，那儿还有大片犹太人的墓地。周围的一切都显得贫瘠，一切都无声地紧贴着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城郊的那些矮小的房子的窗户都怯生生地望着尘土飞扬的道路，一些喂养得不好的瘦弱的小鸡在道路上来回走动。在女修道院旁边有一群牛哞哞地叫着在那里走过。从营地传来阵阵军乐声——那是多管铜喇叭在号叫和轰鸣。
一个醉汉使劲地拉着手风琴磕磕绊绊地走来，小声嘟哝道：
“我到你那边去……一定去……”
“傻瓜，”外祖母说，红色的夕阳使她眯起了眼睛，“你能走到吗？你都快跌倒了，快睡着了。等你睡着了，小偷会来偷你的东西……连破手风琴和你的快乐都会被偷走……”
我一边给外祖母讲述我在轮船上的生活，一边观望四周景色。我见识多了之后再来看这个地方，便觉得有点儿愁闷了。我有一种像鲈鱼在煎锅里的感觉。外祖母默默地留心地听着，就像我喜欢听她讲那样。当我讲到斯穆雷时，她恭恭敬敬地画了个十字，说：
“好人啊，愿圣母保佑他，好人！你要注意，可别忘了他！好事你要牢记，坏事就干脆忘掉吧……”
我很难向她说清我为什么被解雇的事，不过我还是下决心跟她讲了。这事并没有对她引起什么反应，她只是淡淡地说：
“你还年幼，不会生活……”
“大家都说：你不会生活。男人、水手们都这么说，姨婆玛特廖娜对她的儿子也这么说。可是怎样才算会生活呢？”
外祖母闭上嘴，摇摇头：
“这我也不知道。”
“那你还去说别人？”
“干吗不说？”外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要生气，你还小，你也不该会生活。谁会生活呢？是那些骗子。你瞧，外祖父很聪明，也有学问，可同样什么也不会……”
“那你自己生活得很好吗？”
“我？很好。也有不好的时候——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过过……”
行人在我们身边从容不迫地走过，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脚下扬起烟雾似的灰尘，把影子掩盖了。黄昏的愁闷变得越来越沉重了。从窗口传来了外祖父不满的唠叨声：
“上帝啊，求你不要把盛怒发泄在我的身上，对我减轻一点责罚吧……”
外祖母笑着说：
“你看，上帝也厌烦他了！每天晚上都这样尖声哭诉，诉什么苦呢？都那么老了，什么也不需要了，还老在诉苦，老是那么固执……上帝每天晚上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会嘲笑他的：瓦西里·卡希林又在嘟哝了！走，我们睡觉去……”
我决定从事捕鸣禽的活计。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我捕鸟，外祖母卖鸟。于是我去买了网、套环、捕鸟器，做了几个鸟笼子。每到天亮时，我就守候在山沟里、灌木丛里，外祖母就提着篮子和口袋在林子里来回采摘一些过了季节的蘑菇、荚莲果，各种干果。
疲劳的九月的太阳刚刚升起，它的白色的光线时而消失在云雾中，时而成银色的扇面洒落在山谷里的我的身上。山谷底下依然是阴暗的，从那里升起一股浅白色的雾气。粘土质的陡峭的山谷的侧面则是一片漆黑的不毛之地，另一面是一片缓坡，覆盖着枯草和茂密的灌木丛，布满了黄色、棕色和红色的叶子；清风吹来，叶子落下，飘散在山谷里。
在山谷底下的牛蒡丛中，金翅雀在啼鸣。在灰色的杂草丛中，我看得见一些活泼的小鸟头上的红冠。在我的周围有许多好奇的山雀在不停地啼啭，它们可笑地鼓起白色的腮帮，吵吵闹闹，忙忙碌碌，活像节日中的库纳维诺的小市民，又敏捷，又聪明，又凶狠；它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去碰一碰，于是它们一只又一只掉进捕鸟器里面去了。它们那乱跳乱闯的样子，真有点让人目不忍睹。但我是做买卖的，这是严肃的事，我把这些鸟关在鸟笼里，用布袋把笼子罩住。在黑暗中它们变得安静了。
一群黄雀落在被太阳照亮了的山楂树丛里，黄雀喜欢太阳，所以叫得更欢了。看它们的派头，很像一群小学生，那只贪婪的、恋家的伯劳鸟耽误了飞往温带的时机，蹲在一棵野蔷薇柔软的树枝上，用鼻尖清理着自己翅膀上的羽毛，一双黑眼睛警觉地注视着自己的猎物。它像云雀那样，快速飞上天空，逮住一只野蜂，细心地把它穿在树刺上，然后再蹲在树枝上，不断地转动着其灰色的贼溜溜的小脑袋。一只有预见性的松雀无声无息地飞了过去，那正是我渴望要捕捉的对象——要能逮住它多好啊！一只离群的灰雀停在赤杨树上，全身通红，摆出一副将军的架势，摇动着黑鼻子，怒气冲冲地时而发出吱吱的叫声。
太阳升得越高，鸟雀便越多，鸟唱得也越欢，整个山谷充满了音乐，其基调却是风吹灌木丛的不停的簌簌声，充满热情的鸟声也掩盖不住这种静静的、动听而又愁闷的音响。在这种音响里我听出一种夏天的惜别曲，它暗中告诉我某些特别的言辞，这些言辞自然地变成一支歌。这时我便不由自主地记起了许多过去的活生生的画面。
外祖母从上面什么地方喊道：
“你在——哪儿？”
她坐在沟谷边上。地上摊开一块头巾，上面放着面包、黄瓜、萝卜和苹果；在这些天赐的食品中间，立着一个非常美丽的菱形小玻璃瓶，它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水晶玻璃的瓶塞子是拿破仑的头像。瓶子里装着一什卡里克106用金丝桃浸泡的伏特加酒。
“多好啊，上帝！”外祖母感叹地说。
“我编了一支歌！”
“是吗？”
我就把一首类似诗的东西说给她听：
冬天快要临近，渐渐明显，
我夏天的太阳哟，再见！……
可是她没有听完我的话，就插嘴说：
“这种歌是有的，不过比这还要好！”
于是她便唱歌似的说：
哎哟，夏天的太阳就要离去了，
进入黑夜，躲进森林后面那遥远的地方！
哎呀，就留下我一个年轻的姑娘，
孤孤单单，没了我那春天的快乐……
早晨我是否要走出乡村，
去回忆五月同游的风情——
纯洁的田野不快地瞅着我们——
在这里我失去了我的青春。
哎哟，我亲爱的朋友们！
轻柔的初雪已经降临——
请从我白净的胸口挖出心儿
把它埋进雪堆里！……
我的作家自尊心丝毫没有受到损害，我很喜欢这首歌，并且很同情这位姑娘。
可是外祖母却说：
“这是一首悲歌。它显然是一位少女编写出来的：她从春天开始恋爱，可是到了冬天，她的情人就抛弃了她，可能已另有新欢，所以她悲痛欲绝了……若不是你亲身体验的事情，是不会说得那么好、那么真切的。你瞧，她把歌编得多好啊！”
她第一次卖鸟就挣了四十戈比，这使她感到非常惊奇。
“你瞧，我原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认为那是小孩的玩意儿，没想到竟能挣这么多钱！”
“你还是卖得太便宜了……”
“是吗？”
在一个赶集日，她竟卖了一个卢布甚至更多，这就让她更惊奇了：这种无聊的玩意儿怎么能卖这么多的钱呢！
“一个妇女洗一整天的衣服或擦一天的地板，才挣二十五戈比，你就想想看吧！这事恐怕不大好吧！况且把鸟关在笼子里也不合适。这事我们别干了，阿廖沙！”
可是我一心就想捕鸟，对此很感兴趣，而且可以让我独立为生；何况这样做，除鸟之外，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我购置了一套很好的捕鸟工具，常跟一些捕鸟的老人交谈，学到了不少知识。我经常一个人跑到近三十俄里远的克斯托夫森林和伏尔加河岸边去捕鸟，在这里的可作桅杆用的松树上有交喙鸟和被爱鸟者所珍视的白头翁，后者也是一种长尾白毛的非常罕见的美丽小鸟。
我经常从傍晚出发，一整夜都跋涉在喀山公路上，有时还冒着秋雨，走在深深的泥泞中，身上背着漆布袋子，里面装着捕鸟工具和诱鸟笼子，一只手拿着桃木棍子；在秋天的黑夜里又冷又害怕，非常害怕！……道路两旁屹立着被雷打过的老白桦树，湿漉漉的树枝从我头顶上伸展出去。左边山脚下，在黑色的伏尔加河面上行驶着几艘末班轮船和驳船，桅杆上闪烁着稀疏的几盏桅灯，它们仿佛正在驶向无底的深渊，蹼轮拍打河水，汽笛发出呜呜的响声。
在生铁般的土地上建起了几幢路边村庄的农舍。一群来势汹汹的饿狗向脚下冲过来；更夫敲着梆子惊恐地喊道：
“谁在那儿？说句夜间不该说的话，是魔鬼带来的人吧？”
我很害怕我的捕鸟工具被没收，所以身上总是带着几个五戈比的铜板，以备送给更夫。福基纳村的更夫跟我处得很好，见到我时，他总是惊叹道：
“你又来了？啊哈，你是个勇敢的、不安分的夜来客，是吗？”
他的名字叫尼丰特，是小个子，白头发，像个圣徒，他常常从口袋里掏出萝卜、苹果，或一把豌豆塞到我手里，说：
“拿去，朋友，是我送给你的小礼品，你好好地尝尝吧。”
然后他便送我到村口。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0 2. c o m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你走好，上帝保佑你！”
我来到森林里时已经快天亮了。我把捕鸟工具安装好，把诱鸟的笼子挂好，然后躺在林子的边缘，等待着白天的来临。这时一片静寂，四周的一切都好像凝固在深深的秋眠中了。透过灰蒙蒙的雾气，勉强可以看见山下面的广阔草地。这一大片草地被伏尔加河断开，越过河伸展开去，直至渺茫的云雾中。远处，在草地那边的森林后面，一轮初露光芒的太阳冉冉升起，在黑色的鬃毛般的树梢上放出亮光，一种奇异的、动人心弦的运动开始了：雾从草地上越来越快地升腾起来，被阳光映成了银色；紧接着从地面上出现了灌木丛、树木、干草堆，草地好像在阳光下融化了，变成一种棕黄色带金色的东西，向四面流泻开去。瞧，太阳就要触到岸边静静的河水了，似乎整条河都动了起来，向着太阳沐浴的地方流去。太阳越升越高，欢快地祝福和温暖着光秃秃的寒冷的大地，地上却散发着甜蜜的秋天的气息。清澈的天空使大地显得十分宽阔，无边无涯。一切都向远方流去，引诱它到蓝色的最远的地方去。在这个地方，我看见过几十次日出，而每一次都在我面前诞生一个新的世界，另一个新颖的美丽的世界……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太阳，喜欢太阳这名字，喜欢这名字的甜美的音符和藏在音符里的音响。我喜欢闭上眼睛，让灼热的光线照晒我的脸。当阳光像剑一样穿过围墙的空隙或树枝中间时，我就伸出手掌去捕捉它。外祖父特别景仰“不崇拜太阳的米哈伊尔·切尔尼科夫斯基大公和贵族费多尔”107。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和茨冈人一样又黑又阴沉的恶人，他们也像贫穷的莫尔多瓦人那样老是患眼病。每当太阳在草场上升起时，我便高兴得不由得笑起来。
在我的上空，针叶林发出簌簌的响声，绿叶尖上滴着露珠。在树木的阴影下，在有花纹的蕨薇叶片上，早晨的寒露像银箔似的闪闪发亮。颜色变红的草被雨水打倒了，垂在土里的草茎一动也不动，可是当明亮的阳光照着它们的时候，就会发现，草叶在轻轻地颤动——这也许就是其生命的最后挣扎吧。
鸟雀们醒了。灰色的煤山雀像一个个绒毛球似的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火红的交喙鸟用其弯弯的嘴啄食着松树梢上的松子；松树末梢上有一只白色的山雀摇晃着身体，摆动着长长的船舵般的羽毛，用黑珠子似的眼睛，不信任地斜视着我布下的网子。不知何故，一分钟前还处在沉思中的整个森林，突然间响起了千百种鸟雀的叫声，充满了大地上最纯洁的生物的忙碌。人世间最美之父——人，正是按照它们的形象创造了爱尔菲108、司智天使109、六翼天使110以及整个天使群来安慰自己。
捕捉小鸟我有点儿不忍心，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我心里也有点过不去。我更喜欢欣赏这些鸟雀。可是猎鸟的热情和挣钱的欲望却战胜了同情之心。
鸟雀们有许多狡猾的动作让我发笑：一只浅蓝色的山雀认真又仔细地观察了捕鸟器，知道那儿对它有危险，便从旁边走进去，安全而又灵活地从捕鸟器的横杆上啄食种子。山雀很聪明，不过它们过于好奇了，这就害了它们。那些傲慢的灰雀笨一点，它们成群地走进网里，就像吃得酒足饭饱的小市民走进教堂一样；当它们被罩住时，却很惊讶，转动眼睛，用厚实的嘴啄着鸟爪子。交喙鸟走进捕鸟器时，沉着而又庄重。绕树鸟则是一种不知名的怪鸟，这种鸟会长时间地站在网前，摆弄着长长的鸟嘴，把身子支在厚实的尾巴上，像啄木鸟一样，在树干上跳来跳去，并且总有一些山雀陪伴着它。在这种烟灰色的小鸟身上有一种可怕的地方：它好像很孤独，谁也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任何人；它跟喜鹊一样，喜欢偷一些卑微而发亮的东西并藏起来。
到中午时我便停止捕鸟，经过森林和田野回家去，如果走大路穿过村子的话，那边的小孩和小伙子们就要来抢我的鸟笼，把我的捕鸟工具毁坏、砸烂。这种事我已经历过了。
晚上回到家时我又累又饿，不过我觉得这一天之后我长大了，获得了新的知识，人也变得更有劲了，这股新的力量使我能够平静而又不怀恶意地倾听外祖父的恶言嘲笑。外祖父看见我这种态度，也开始讲道理并严肃地说话了。
“别干毫无意义的事情了，别干了！没有一个捕鸟的人是有出息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这我知道！你该给自己找个好的职业，到那里去发展自己的才智。人不是为一些无聊琐事活着的。人是上帝的种子，应该结出好的谷粒来！人好比卢布，周转得好，一个卢布可以变成三个！你以为生活轻松吗？不，很不容易啊！世界对人来说，就是黑夜，每个人都得自己照亮自己。上帝让每个人长了十只手指，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手去捞取更多的东西。所以要显示力量，而人没有力量，就得狡猾；谁要是又小又弱，他就将上天国无路，下地狱无门！你好像是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其实别忘了，你是孤独一人。所有的话你都要听，但你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你表面相信，背后可要反复掂量。要少说话。房子和城市都不是用嘴造成的，而是用卢布和斧头建造的。你既不是巴什基尔人，也不是加尔梅克人，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有虱子和羊群……”
他可以这样地对你唠叨一个晚上。这些话我都背下来了。我虽然喜欢听这些话，但它们的意义我却有些怀疑。从他的话里可以听明白：有两种力量妨碍着人过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就是上帝和人。
外祖母坐在窗前纺花边线。纺锤在她灵巧的手中转得嗡嗡响。她默默地听着外祖父说话，听了很久，后来忽然说道：
“一切都会像圣母所说的那样。”
“什么？”外祖父大声嚷道，“上帝，我并没有忘记上帝，我了解上帝！傻老太婆，难道傻瓜都是上帝种在地上的吗？”
我觉得世界上生活得最好的似乎是哥萨克和军人。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一清早就出现在山谷后面我们房子的对面，像白蘑菇似的分散在空地上，做起了复杂而又有趣的游戏。他们灵活、壮实，身穿白衬衣，手里拿着枪，在野地里跑来跑去，消失在沟谷里；突然一声号响，他们又出现在野地里，伴随着凶猛的战鼓声，高喊着“乌拉”，竖起枪刺，朝我们的房子冲过来，好像他们马上就要把我们的房子像稻草垛似的冲倒了。
我也喊着“乌拉”忘乎所以地跟他们跑在一起。凶猛的鼓声激起我一种炽热的愿望，去破坏一切东西，去捣毁围墙或把小孩子痛打一顿。
休息时，这些士兵请我抽马哈烟，让我看他们的重武器，有时某个士兵还把枪刺对准我的肚子，故意凶狠地叫喊：
“刺死你这只蟑螂！”
枪刺闪闪发亮，像一条活的蛇，盘卷着，要咬人似的，真让人有点害怕。不过更多的是快活。
一个莫尔多瓦的鼓手，他教我用鼓槌敲鼓。开始时他把着我的双手，硬把鼓槌塞进我手指中间，弄得我手指发痛。
“你敲呀，一、二。一、二！特郎——达——达——汤！敲吧！左边轻，右边重；特郎——达达——汤！”他睁着鸟儿一样的眼睛，威严地大声喊着。
我和士兵们在野地里跑在一起，一直到操练结束，然后一边听着他们嘹亮的歌声，一边打量着他们和善的面孔，穿过全城直送到他们兵营里。这些面孔个个都那么新颖，就像刚铸出来的五戈比的铜币。
一些相同的人结成一种坚实的群体，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他们欢快地在大街上走过，使人产生一种乐于同他们相交的感情，就像乐于沉到河里去，走进森林里去一样，投身到他们的群体中去。这些人什么都不怕，勇敢地面对一切，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主要是——他们都是纯朴、善良的人。
不过有一天在休息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下士给了我一支很粗的烟卷。
“你抽一抽吧，这是一支难得的烟卷，我没有给过任何人，可你是个好小伙子，太好了！”
我点火抽起了烟。他后退了一步。突然一股红色的火焰灼得我眼睛发花，烧伤了我的手指、鼻子和眉毛。灰色的带咸味的烟雾呛得我又打喷嚏又咳嗽；我眼睛看不见，十分害怕，站在原地直跺脚。士兵们把我团团围住，快活地哈哈大笑。我往家里走，他们的呼哨声和笑声就像牧人的鞭子发出的噼啪声跟在我的后面。我的被烧伤的手指痛得很，脸皮刺痒，两眼流泪；但是使我伤心的还不在于疼痛，而是那种沉重的说不出的惊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这种事为什么会让这些善良的小伙子感到开心呢？
回到家里，我爬到阁楼上，在那里坐了许久，回想着我人生道路上多次遇到的所有无法解释的残酷。我特别鲜明而生动地记得的就是那个来自萨拉普的矮个子士兵——他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问道：
“怎么样？明白了吗？”
不久后，我又遇到了一件更沉重更令人吃惊的事情。
我经常跑到哥萨克的兵营里去，这些兵营就在彼切尔区附近。哥萨克和那些兵好像有所不同，倒不是因为他们骑马技术好，穿得比人漂亮，而是他们说话跟别人不一样，唱不一样的歌，舞也跳得特别好。他们经常在晚上把马洗擦好之后，就在马厩旁边围成一个圆圈。一个矮小的红头发的哥萨克把头发一甩，就用高亢的声音像吹铜号似的唱起来。他紧张地挺直身子，轻轻地唱着关于静静的顿河和蓝色多瑙河的悲歌。他双目紧闭，就像红雀闭上双目一样。这种鸟常常唱歌唱得忘乎所以，从树枝上掉下来摔死。这个哥萨克敞开衬衣的领口，露出铜嚼环似的锁骨，于是他全身就像是一尊铜铸的雕像，他两腿站着，身体摇晃，好像大地在他脚下摇动一样。他摊开双手，闭上眼睛，引吭高歌。这样他就好像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了号手的喇叭、牧羊人的笛子。有时我觉得他会马上摔倒在地，像上述那只红雀一样死去，因为他唱歌已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心灵和力气了。
伙伴们有的双手插在衣袋里，有的把手搭在宽阔的背脊上，在他的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严厉地望着他的古铜色的脸，注视着他那轻轻挥动着的手。他像教堂里的唱诗班那样，庄重而又平和地唱着歌。他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留胡子的还是不留胡子的，在这种时刻都跟圣像一个样，跟圣像一样威严，一样远离人们。这首歌像大路一样很长，也像大路一样平坦、宽阔，而且富于智慧。听着此歌，你会忘掉一切，忘记世上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忘记自己是小孩还是老人。歌唱者的歌声渐渐消失，可以听到那些军马的叹息声；它们思念着草原的辽阔，思念那秋夜如何静静地、无法阻止地从田野离去。而你的心脏却膨胀起来，由于充满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感情，由于对人类对对大地伟大的无言的爱，它马上就要爆炸了。
我觉得这个矮小的铜铸般的哥萨克不是人，而是一个具有更重大意义的神话人物，他比所有的人都更优秀更高尚。我无法跟他说话。当他问我一些事的时候，我只会幸福地微笑，默默地发窘。我情愿一声不响地跟随着他，像狗一般地顺从他，只求能经常地看见他，听到他的歌。
有一次，我看见他站在马厩的一个角落里，一只手举在前面，仔细地端详着戴在手指上的一只光滑的银戒指。他的美丽的嘴唇在微微颤动，红色的小胡子也在抖动，脸上却呈现出忧郁、沮丧的神色。不过还有一次，是一个黑茫茫的夜晚，我提着几个鸟笼子来到老干草场上一家酒铺里。酒铺老板非常喜欢会唱歌的鸟，经常买我的鸟。
那个哥萨克坐在柜台旁边一个角落里，在墙壁与火炉子中间，跟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几乎比他胖一倍的女人。她的圆脸像一张上等山羊皮，并闪着亮光；她用一种母亲的慈爱的目光略带恐慌地看着他。哥萨克喝醉了，两只脚不停地蹭地板，可能是蹭痛了女人的脚，她全身颤抖了一下，皱起眉头，小声央求说：
“别胡闹……”
哥萨克使劲地抬了抬眉毛，但很快又无力地垂下了。他感到闷热，解开了制服和衬衣，露出了脖子。女人把头巾从头上摘下来披在肩上，一双又白又结实的手搁在桌子上，手指交织着，绞得发红了。我看着他们，越发觉得，他是善良母亲的一个有过失的儿子，她正慈爱而带点责备地对他说些什么，他却不好意思地沉默着，无法回答她的有充分理由的指责。
突然，他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站了起来，胡乱地戴上军帽——帽子低低地扣在脑门上，用手掌拍了拍它，连制服扣子也没扣上，便朝门口走去。那女人也站起来，对酒铺老板说：
“我们马上就回来，库兹米奇……”
大家用笑声和嘲讽送走了他们。有人沉厚而严厉地说：
“领航员111会回来的，他要让她吃点苦头！”
我跟在他们后面，离他们约十步远光景，黑暗中穿过了广场，在全是泥泞的道路上，朝伏尔加河高岸的斜坡走去。我清楚地看见那女人扶着哥萨克，摇摇晃晃地走着，听得见他们脚下泥泞吧嗒吧嗒的响声。女人小声而恳切地问道：
“您要到哪里去，喂，去哪里呢？”
我也踩着泥泞跟在他们后面，尽管这并不是我要走的路。他们走到斜坡便道时，哥萨克便停住了。他离女人约一步远，突然朝她脸上猛击一拳，女人又是惊讶又是害怕，大叫起来：
“啊哟，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也吃了一惊，跑到他们身边去。哥萨克拦腰抱住女人的身体，把她推到围栏外的山坡下去，自己也跟着跳下去，两人抱成黑黑的一团，沿斜坡的草地一起滚了下去。我顿时发晕，惊呆了，只听见下面的沙沙声，撕衣服的声音和哥萨克的吼叫声，女人则低声地断断续续地嘟哝道：
“我要喊了……我要喊了……”
她大声地病态地哼了一声，然后便静寂了。我摸到一块石头扔下去，只听见青草的沙沙声。广场那边小酒铺的玻璃门砰地响了一下，有人哎哟地叫了一声，大概是谁跌倒了；然后四周又是一片静寂。这意味道，每一秒针都会有让人吃惊的事情要发生。
山坡下出现了一大团白色的东西。这团东西在呜咽着，抽搭着，缓慢地、摇摆不定地走上来。我认出了她就是那个女人，她像只羊似的爬过来。我看见她上半身全裸着，垂着两个大乳房，好像她有三张脸孔。现在她已经爬到围栏边，坐在围栏上，几乎与我并排。她像是一匹害了气肿病的马，一边喘着气，一边整理着凌乱的头发。在她洁白的身体上显出许多乌黑的泥巴的污点。她在哭，用猫洗脸的动作擦着脸上的泪水。她看见了我，小声地说：
“天哪，这是谁呀？走开，不要脸的东西！”
一种惊讶、痛苦和忧伤感把我惊呆了，已无法走动。我想起了外祖母妹妹的一句话：
“女人是一种魔力，上帝本人还受了夏娃的骗……”
那女人站起来，用破衣服碎片掩饰着自己的乳房，光着脚，快速地离开了。这时哥萨克从山下爬上来，用白色破布片在空中挥动，小声吹着口哨，留心倾听着，并用愉快的声音说：
“塔莉娅！怎么样？哥萨克想要的东西总是能得到的……你以为我喝醉了吗？不，我是装出来的……塔莉娅！”
他稳稳地站在那里，说话很清醒，并带着嘲笑。他弯下腰，用那块破布擦自己的皮靴，接着说：
“喂，你把你的上衣拿去吧……塔什克！就别装模作样了……”
接着哥萨克又说了一句侮辱女人的话。
我坐在碎石堆上听着这种声音，它是夜深人静中孤零零的一种耍威风的声音。
广场上的灯光在我眼前晃动。右边，在一堆黑色的树林里矗立着白色的贵族女子专科学校的校舍。哥萨克懒洋洋地一句接一句说着一连串脏话，手里挥动着白色破布片走到广场上，终于像一场噩梦似的消失了。
下面，斜坡下的水塔里，排气管在咝咝地排气。一辆四轮马车正从坡道上跑过去。四周荒无人烟。我垂头丧气地沿斜坡走去，手里还捏着一块冷冰冰的石头（我当时没有来得及把它扔向哥萨克）。在格奥尔基·波别多诺谢茨教堂附近，巡夜的更夫拦住了我；他怒气冲冲地盘问我是谁，背包里装着什么东西。
我详细地跟他讲述了哥萨克刚才的事情，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轻轻地喊了几声：
“真高明！老弟，哥萨克人很能干，我们哪里能跟他们相比！娘儿们都是母狗……”
他不停地笑着，我便往前走了。我不明白，他到底在笑什么？
于是我惊恐地想到：要是我母亲或外祖母碰到这种事该怎么办？

八
天要下雪了，外祖父又把我领到外祖母妹妹家去。
“这对你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他对我说。
我觉得，这个夏天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长大了，也变得聪明了。可是这期间，老板家里也变得更加无聊乏味了。他们仍像过去那样吃得太多，伤了肠胃，经常害病，仍然不厌其烦地诉说着彼此的病情；老太婆仍然那么可怕而又恶毒地祈祷上帝。年轻的女主人产后变瘦了，身材也变小了，但走动起来仍然像怀孕时那样大摇大摆和缓慢。她每次为婴儿缝衣服时总是小声地哼着同一首歌：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东——
斯皮里亚，我的好弟兄；
我坐在雪橇里，
斯皮里亚坐后脚蹬……
若是我走进她屋里去，她便立即停止哼唱，生气地嚷道：“你来干啥？”
我坚信，她除了这首歌之外，别的一首都不会。
晚上，老板一家子把我叫到房间里，命令式地说：
“来，你说说你在船上生活的情况吧！”
我坐在厕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便说了起来。在我不愿意来却硬要把我塞进来的这个地方，回忆一下另一个地方的生活，我还是觉得愉快的。我说得入迷了，竟忘记了听众是谁，不过时间不长。那两个没有坐过船的女主人问我：
“在船上总会有点害怕吧？”
我不明白——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要是轮船忽然开到很深的地方并沉了下去怎么办？”
老板哈哈地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轮船在深水地方不会沉下去，但也无法说服这两个女人。老太婆不相信轮船是在水上浮游着，而认为是像四轮大车在地上跑那样，靠轮子在河底下转动。
“它既然是铁的为何能浮动呢？想必斧子不能浮在水上吧……”
“铁勺子不是也不会沉入水里吗？”
“怎么能这样比较呢！铁勺子可是又小又空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及他的藏书时，他们也不信任地看着我。老太婆说，那些书都是傻瓜和异教徒编写的。
“那么圣诗集呢？大卫王呢？”
“圣诗集是圣书；大卫王也为圣诗集向上帝请求过宽恕。”
“什么地方有这种记载？”
“就记在我的手掌上，给你后脑勺一巴掌，你就知道记在什么地方了！”
老太婆知道一切，无论说什么她都很有把握，而且说得很粗野。
“彼丘尔克街有个鞑靼人死了，灵魂从他的喉咙里流了出来，是黑色的，像焦油一样！”
“灵魂是一种精神呀。”我说。她却轻蔑地嚷道：
“傻瓜！鞑靼人也有精神吗？”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籍。
“读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她说，“我老家格列别什卡有一个良家少女，就是因为读书，读着读着就爱上了一个教堂执事。于是执事的老婆便非常难堪地羞辱了她一顿，就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我有时候引用斯穆雷书中的一些话，其中有一本前后页都有缺损的书中写着这样的话：“老实说，火药并不是谁发明的，跟往常的情况那样，它的出现，是长期一系列细微的观察和发现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固，尤其是“老实说”这个词，我十分喜欢。我感受到其中的力量，因为它给我带来过许多痛苦，可笑的痛苦。确有此事……
有一天老板一家提出要我再讲讲轮船上的事，我回答说：
“老实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大声嚷道：
“什么？你说什么？”
同时他们四个人全都哈哈地笑起来，学着说：
“老实说，啊——天哪！”
连老板也对我说：
“这词你用得并不高明，怪人！”
从那时起，他们很长时间都叫我：
“喂，老实说！去把娃娃床底下的地板擦擦干净，老实说……”
这种毫无意义的挖苦话，并没使我生气，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生活在这种愚笨的令人愁闷的迷雾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心境，我便尽量地多干活。这里有干不完的话：屋里有两个婴儿，保姆不合心意，经常更换，只好我去照料婴儿，每天都要洗尿布片，每周要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边的洗衣妇取笑我说：
“怎么，你竟干起女人家的活来了？”
有时她们把我捉弄得太过分了，我就把湿衣服拧成条状击打她们，她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不过跟她们一起玩倒是很愉快、很有趣的。
“宪兵泉”顺着深沟底流入奥卡河，深沟把被称为古神的雅里洛的田野与城市隔开，每逢悼亡节，城里的小市民都要在这块田野上举办游艺会。外祖母对我说过，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里洛，并给它供祭品；人们把轮子缠上浸了松脂的麻屑，点上火从山上滚下去，大家一起喊呀，唱呀，看这轮子是否滚到奥卡河里去，如果能滚到，就表明雅里洛神接受了祭品，那么这一年就是阳光普照，人人幸福的好年景。
这些洗衣女工大部分是从雅里洛来的，全都是性格活泼、尖牙利齿的娘儿们，她们对城里的生活十分了解。听她们讲述雇用过她们的那些商人、官吏和军官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简直就是苦役，所有妇女的手都冻得裂了皮肉，在一个满是缝隙的挡不住风雪的旧棚子下，她们弯着腰，用引进木槽里的溪流洗衣服；她们的脸冻得通红，湿手指冻得刺痛，不能弯曲，双眼流眼泪。可是妇女们还是不停地聊天，相互讲述各种不同的故事，用特殊的勇气去对待一切人和事。
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讲故事讲得最好。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很有朝气，长得很结实，有一双讥讽人的眼睛，说话特别伶俐和尖刻，受到所有女伴们的关注，大家有事情都跟她商量。她干活十分麻利，衣服穿得整洁，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在中学读书，所以她受到人们的尊敬。每当她弯着腰背着两筐湿衣服从溜滑的小道上下来时，大家都会高兴地迎接她，关切地问她：
“女儿还好吗？”
“还好，谢谢，上帝保佑，她在念书。”
“等着吧，她将来会当太太的！”
“要她念书就是为了将来能当太太。那些贵族老爷和保养得很好的太太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都是我们这些土百姓出身。学问越多，手就越长，捞到的东西就越多，而谁捞得越多，他的事业也就越神圣……上帝派我们下凡的时候都还是个傻孩子，而回去的时候却要求我们是聪明的老人，就是说，得学习。”
她说话的时候，大家都默默地仔细地听着，她说得有条有理，十分自信，大家当面背后都称赞她，为她的吃苦耐劳和智慧感到惊讶，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仿效她。她把棕色长皮靴的筒子剪下来一段，做了一副袖套，这样她就不用把袖子卷到肘弯上，也不会把袖子弄湿了。大家都说她想出了好办法，可是谁也没有照她这样去做。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做时，她们却取笑我：
“啊呀呀，你倒在娘儿们那里学到本事啦！”
她们也谈论她的女儿：
“这倒是一件大事！又要多一位太太了，容易吗？不过，也许还没有完成学业，就死了……”
“要知道，即便是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好日子。瞧，巴希洛夫的女儿念了许多书，念书念书，结果自己也成了女教师，既然是女教师，也就意味着是个老处女了……”
“不错，不识字也照样嫁人，只要有点可取之处，就有人娶你……”
“女人的聪明不在脑子里……”
听到她们这样没羞没臊地谈论自己，我既觉得奇怪又有点难为情。我知道水兵们、士兵们、挖土工人是怎样谈论女人的，也见过他们总是相互吹牛，吹嘘自己骗女人的手段如何巧妙，与女人交往如何才能持久。我觉得他们对待“娘儿们”的态度含有敌意，他们在谈及自己的胜利时，往往都带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他们的话里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女工彼此没有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她们在谈论男人时，我也能听到一种嘲讽的含有敌意的东西。我想，说女人是一种魔力，这句话或许是对的。
“不论你如何绕来绕去，也不论你跟谁相好，到头来你还得回到女人身边去，你是跑不掉的。”有一次娜塔利娅这么说。有个老太婆用感冒似的声音对她喊道：
“除此之外，还能到哪里去呢？连那些修道士、隐士都离开上帝，到我们这儿来了……”
这些话我是在山沟底下，在洁净的冬雪都掩盖不住的肮脏的破棚里，在如泣如诉的溪水声和捣击湿淋淋的破衣衫的响声中听到的。她们不知羞臊地恶意地谈论所有种族和民族是从哪里来的秘密。这些谈话使我产生了一种胆怯的厌恶感，使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远离了周围那些令人厌烦的“浪漫故事”。从此我对“浪漫故事”的理解便与肮脏的下流故事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了。
不过在山沟里待在洗衣女工中间，在厨房里跟勤务兵在一起，在地下室跟挖土工人在一起，终究要比待在家里有趣得多，在家里老是重复刻板、单调的语言、概念和那些事情，只能让人感到难受、无聊。老板一家子就是吃、病、睡觉，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是准备吃，就是准备睡，跳不出这个圈子。他们谈论罪恶，谈论死亡；他们非常怕死。他们就像磨盘周围的谷粒，争先恐后地拥挤着，时刻等待着自己被磨成粉末。
空闲时候我就到柴棚里去劈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但很少能做到，那些勤务兵经常要走过来，谈论他们院子里的事情。
最常来柴棚里找我的是叶尔莫兴和西多罗夫。前者是一个瘦长的驼子，卡卢加人，他全身布满了又粗又结实的青筋，脑袋很小，一双浑浊的眼睛。他又懒又愚笨，动作迟缓不灵活，不过见到女人他就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身体向前倾，好像要倒在女人脚下似的。他能很快地把厨娘和女佣弄到手，速度之快，让全院子的人感到惊讶。他有熊一般的力气，大家都怕他。西多罗夫则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图拉人，老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话小声细语，咳嗽也小心谨慎，一双眼睛闪着怯懦的亮光。他非常喜欢朝黑暗的角落里瞧，无论是小声说什么话，还是静静地坐着，他都总是瞧着最黑暗的角落。
“你在瞧什么？”
“也许会跑出一个耗子来……我喜欢耗子，这些耗子老是悄悄地跑来跑去……”
我常替勤务兵代写寄往农村的家信和情书，我很乐意做这种事，不过在这些人中我最喜欢替西多罗夫写信，他每星期六都要给他在图拉的妹妹写一封信。
他请我到他厨房里去，跟我并排坐在桌子旁边，两只手使劲地揉着他刚理了发的头，凑近我耳边小声地说：
“好，写吧，开头还是老样子：我最亲爱的妹妹，祝你健康长寿！接着你写：一卢布收到了，只是你没有必要给我寄钱，谢谢你。我什么也不要，我们过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好，像狗一样。不过这一点你不要写。你就写：很好吧！她还小，只有十四岁，干吗要她知道呢？现在就你自己写吧，按照别人教你的写吧……”
他从右边把整个身体压过来，一股热气和臭气吹到我的耳边，小声地不停地对我说：
“叫他不要让小伙子们抱她，摸她的乳房，千万不要！你写：如果有人对你说亲蜜的活，你千万不要相信他，那是他想骗你，糟蹋你……”
他极力想要憋住咳嗽，灰色的脸涨得通红，两腮鼓起，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他无法安定地坐下来，推了我一下。
“你别妨碍我！”
“不要紧，你写吧！……尤其那些老爷们，更不要相信，他们是蒙骗姑娘的老手，他们会说好听的话，什么话都会说，一旦你相信了他，他就会把你送到妓院里去。你如果攒下了钱，就交给神父，他要是好人，定会帮你存起来。不过最好还是把钱埋在地里，谁也看不见，只是要把埋钱的地方记住。”
听他这种被气窗铁皮叶子的吱吱声压住了的低语是很不好受的。我转身看着被煤烟熏黑了的炉口，看着布满苍蝇屎的餐具，厨房也脏得难以置信，臭虫成堆，到处散发出呛人的焦油、煤油和煤烟的气味。炉灶上、木柴上蟑螂在爬动，真让人心灵沮丧。我可怜这个士兵及其妹妹，难过得几乎落泪。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就是生活得好吗？
我不再听西多罗夫的低语，而自己写，写生活的无聊和难受。他却叹口气对我说：
“你写了很多，谢谢你！现在她会懂得该害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要害怕！”我生气地说，虽然我自己也害怕许多东西。
士兵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
“怪物，怎么能不怕呢？那些老爷呢？上帝呢？……这种人还少吗？”
收到妹妹的信后，他就不安地请求我：
“快，请你给我念一念……”
他就这样逼着我把那写得潦草不清、简短和空洞得令人遗憾的信连念三遍。
他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但是对待女人，他也和所有人一样，像狗一般粗野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观察过他们与女人的关系，亲眼看到这些关系从开始到结束的发展过程快速和肮脏得令人惊讶。我看见，西多罗夫用抱怨自己军人生活的手法去引起女人的善良感情，用甜蜜的谎言把她们迷倒，得手后便把自己的胜利讲给叶尔莫兴听，厌恶地皱起眉头，啐着唾沫，就像是喝了苦药似的。这种行为刺痛了我的心，我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士兵：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骗女人，对她们撒谎，然后又去玩弄她们，再把她转给另一个人，并且常常打她们？
他只是静静笑一笑说：
“你不要去关心这些事情，这都不是好事，这是罪过！你还小，对你来说太早了……”
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更明确的答案，让我永远忘不了。
“你以为女人不知道我在骗她吗？”他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咳嗽着说，“她都知道！她是自愿受骗的。在这种事情上大家都在撒谎，就是这么回事！全都很可耻，谁也不爱谁，不过是玩玩罢了！这是真正不要脸的事。等着瞧吧，将来你自己会晓得的！这只能在晚上，要是白天，就得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在柴房里，真的。干这种事，上帝要把你撵出天堂的。所有干这种事的人都要倒霉……”
他说得这么好，这么郁闷，并带有悔恨的意味。这使我对他的浪漫故事多少有点谅解，我对他比对叶尔莫兴更友好一些。我恨叶尔莫兴，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激怒他，这一点我做到了。于是他常常在院子里追我，想报复我，可是由于他十分笨拙，所以很少得逞。
“这种事是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说到禁止，这事我知道，但说人们会为此倒霉，我却不相信。我是看到有些人不幸，但我也常观察到那些情人们眼中异乎寻常的表情，感觉到一种恋人们特有的幸福。看到这种心灵的欢乐，总是令人愉快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生活到底是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严厉了，它好像永远在我每天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和关系里牢牢地凝固了，感觉不到，除每天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眼前的东西之外，还可能有什么更好的东西。
但是有一次这些士兵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使我非常感动。
院子中的一所住宅里住着一个本城最好的裁缝铺的裁缝，他不是俄罗斯人，很文静、谦虚，他的妻子个儿矮小，没有孩子，她一天到晚都在看书。在嘈杂的院子里，到处都是酒鬼。这两口子无声无息地在这里住着，毫不引人注目，从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从不外出，只有在节日才去看看戏。
丈夫从早晨一直到晚上很晚都在上班，妻子像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每星期上图书馆两次。我常常看到，她摇晃着像个跛子那样迈着小步走在堤坝上，像中学生那样，用皮带捆着书，一双小手戴着手套，显得朴素、欢快、清新、洁净。她长着一张鸟一样的脸，眼珠子转得很快。她全身都很漂亮，就像一个摆在梳妆台上的瓷娃娃。士兵们都说，她右边缺少了一根肋骨，所以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很奇怪。不过我倒喜欢她这个样子，这样一下子就可以把她同院子里的其他太太——军官太太们区分开来。军官太太们虽然嗓门很高、服装华丽，臀部垫得高高的，却仍然显得陈旧，好像她们在黑暗的杂物间里，在各种无用的废物堆中待的时间太长了，并且被人遗忘了。
院子里的人认为这位裁缝的娇小的妻子是一个神经病，说她是因为念书失去了理性，以致不能料理家务，她丈夫得亲自到市场上去买食品，亲自吩咐厨娘做午饭和晚饭。厨娘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非俄罗斯女人，性情阴郁，一只眼睛是红的，并老是湿漉漉的，另一只眼睛则眯成一条粉红色的细缝。可是太太自己呢——人们都说太太连猪肉和小牛肉都分不出来。有一次她去买香芹菜，却可笑地买了洋姜回来。你们想想看，多糟糕啊！
在这所房子里，他们三个都是陌生人，好像是偶然地落到这个大养鸡场的笼子里来了，使人想起那些山雀，由于怕冻，便从气窗口跳进了一家又闷又脏的住所里。
忽然勤务兵们告诉我，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一个主意，要跟娇小的裁缝妻子玩玩令人难堪的恶作剧：他们轮流地几乎每天给她写一张求爱的纸条，称赞她如何美丽，她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她便给他们回信，请求不要打扰她；至于她引起他们的伤心，则表示歉意，并求上帝帮助他们打消对她的爱慕。军官们接到这样的字条后便聚在一起朗读，嘲笑这个女人，然后又用另一个人的名字给她写信。
勤务兵们一边把这故事讲给我听，一边笑骂裁缝的妻子。
“倒霉的傻瓜蛋，瘸婆娘。”叶尔莫兴低声说，西多罗夫也小声地附和着说：
“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人家去骗她。她们全都明白……”
我不相信裁缝的妻子知道人家在笑话她。于是我决定去把这件事告诉她。等她的厨娘去地下室的时候，我沿着黑黑的楼梯跑到这位娇小女人的住宅里。进了厨房，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便走进她的房间里。裁缝的妻子坐在桌子旁边，一只手端着一只粗重的金色茶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吃了一惊，把书按在胸口上，小声喊道：
“这是谁？奥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以为她会拿书或茶杯向我扔过来，便马上快速地、不连贯地对她说了。她坐在一张很大的深红色的圈椅里，穿一件天蓝色宽大的室内布拉吉，下摆缀着丝绒边，领口和袖口也滚着花边，一头淡黄色的卷发披在肩上，像一个天使。她靠在椅背上，用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我，开始时有点儿生气，后来露出诧异的微笑。
当我把一切都说完之后，却失去了勇气，便向门口走了。她叫了一声：
“站住！”
她把茶杯放在茶托上，把书扔在桌子上，然后叠起双手，用沉厚的成年人的声音说：
“你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孩子……走近一点过来！”
我很小心地走过去。她抓住我一只手，用小小的冰凉的指头摸摸我的手，问道：
“没有人叫你来对我说这种话吧，没有吧？那好，我看得出，我相信，是你自己的主意……”
她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小声地拖长声音说：
“原来那些肮脏的兵在谈这个！”
“您还是离开这个住宅吧！”我郑重地劝告她。
“为什么？”
“您扛不过他们。”
她愉快地笑了笑，然后问我：
“你上过学吗，喜欢读书吗？”
“我没有工夫读书。”
“你如果喜欢读书，时间总是可以找到的。喂，谢谢你了！”
她把手指里捏着的一个银币伸给我。接过这个冷冰冰的东西我觉得很难为情，但是又不好拒绝她，于是我走的时候把它放在楼梯栏杆的柱子上。
我从这个女人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深刻的印象，宛如朝霞在我面前升起，有好几天我都生活在快乐之中，想着那个宽敞的房间和房间里那位穿着天蓝色衣裳的天使般的裁缝的妻子。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而又美丽，豪华的金色地毯铺在她的脚下，冬日的白昼透过银色的玻璃窗依在她身边取暖。
我很想再瞧见她一次。我要是向她借书的话，会怎么样呢？
后来我真这样做了。我再次看见她坐在原来的地方，也是手里拿着一本书，不过她双颊上围着一条棕色的头巾，一只眼睛肿了。她拿给我一本黑封皮的书，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我拿了书便郁闷地走了，从书里散发出一种杂酚油和茴香的气味。我把书用一件干净的衬衣和纸包起来，藏在阁楼里，害怕被老板一家人没收了，损坏了。
老板家里订了一份《涅瓦》杂志，那是为了得到上面刊载的裁剪服装的样式和某些赠阅品，并不是为了阅读。他们看过那些图片后，便把杂志搁在卧室橱柜顶上。到了岁末便把它们装订起来扔在床底下。那里还有三本《绘画评论》。每当我用水擦洗卧室地板时，脏水便流进这些杂志下面去。老板还订了一份《俄罗斯信使报》，每天晚上，他都一边读一边骂：
“见他们的鬼去，干吗老写这玩意儿！无聊透顶……”
礼拜六，当我去阁楼上晾晒衣服时，才想起了这本书。我把它拿出来，打开包，读了开头的一行：“房子也和人一样，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面貌。”这句真话使我感到惊奇。我就站在天窗旁边继续读下去，一直到身体冻僵才停下来。到了晚上，老板一家人都去晚祷时，我便带着书来到厨房里，埋头读这些像秋天落叶般发黄而且破损不堪的书页。这些书页很快就把我引进另一种生活里去，接触到各种新的名字和新的关系，看到了许多和我以前看厌了的完全不同的善良的英雄和阴险的恶棍。这是克萨维耶·德·蒙特潘112的一部长篇小说。像他的所有小说一样，篇幅很长，人物和事件众多，写一种陌生的急变的生活。这本小说里的一切都写得惊人的简单、明了，好像有一种光，隐藏在字里行间，照出了善与恶，帮助人们去爱与恨，逼使人们紧张地注视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人们的命运，并立即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要去帮助这个，阻止那个，从而使人完全忘记所发生的一切是纸上的东西。斗争的起伏，使人什么都忘记了。阅读这一页时，你会沉浸在欢快的感情之中，而阅读另一页时，你又会伤心不止。
我读书读得入迷了，听到大门外的铃声响时，我竟然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是谁在拉铃？为什么拉铃？
蜡烛几乎烧完了，今天早晨我刚刚擦干净的烛台又盖满了蜡油；我应该照料的长明灯的灯芯也从夹具中滑落，灯火熄灭了。我立即在厨房里忙乱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迹，竟把书塞到炉灶底下，并着手修理长明灯。保姆从房间里跳了出来。
“你聋了吗？门铃响啦！”
我赶快去开门。
“睡着了？”老板严厉地问道，他的妻子一面艰难地登上楼梯，一面抱怨说，我让他害得感冒了；老太婆也骂着，跑进厨房里马上就发现那支烧完了的蜡烛，便开始审问我干了些什么。
我好像从很高的地方掉了下来似的，没有出声却全身发软，生怕她发现了那本书。她大声嚷着，说我会把房子烧掉。老板带着妻子来吃晚饭，老太婆便向他们抱怨说：
“等着瞧吧，整支蜡烛都烧完了，房子也会烧掉的……”
吃晚饭时，老板一家四口都摇唇鼓舌地责骂、数落我有意无意的各种过失，甚至威吓我，说我不得好死。不过我很清楚，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出于好心，只是因为烦闷无聊罢了！令人奇怪的是，拿他们同书中的人物相比，他们竟是多么空虚，多么可笑。
现在吃完饭了，他们都拖着笨重的身体疲惫地各自回房睡觉了。老太婆气冲冲地诉着苦、惊扰了上帝一番之后，也慢慢地爬上炕不作声了。这时我爬起来，从炉灶底下取出那本书，走近窗口。这是一个明亮的夜晚，月亮直接照进窗里，不过由于字体太小，还是看不清楚。可是我忍不住想要看书。我从架子上取下一只铜锅，用它把月光反射在书上——然而更坏，更暗了，于是我就爬到墙角的一张板凳上，靠近圣像，借助长明灯的亮光站着看书。后来由于过度疲劳，我便趴在板凳上睡着了。是老太婆推了我一下，把我叫醒了。她手里拿着那本书，狠狠地打我的肩膀。她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气得满脸通红，凶狠地摇晃着棕红色的脑袋。这时维克多在床上吼了起来：
“妈妈，你就别嚷嚷了！简直没法活了……”
“那本书要完了，他们要把它撕了。”我在想。
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审问了我。老板严厉地问道：
“你从哪里拿来这本书？”
两个女人也大声嚷嚷，相互抢着说话。维克多疑心地嗅了嗅书页后说：
“有香水味，真的……”
听到我说是神父的书后，他们再次对书检视了一遍。他们又惊讶又奇怪：神父怎么看这种小说呢，不过毕竟也让他们稍稍放心了一点，虽然老板还是教训了我很久，说什么，读书是有害的，危险的。
“正是他们那些读书人，把铁路炸毁了，他们要杀人……”
老板的妻子又生气又害怕地对丈夫嚷道：
“你疯了！你跟他说什么呀？”
后来我把蒙特潘的小说带到士兵那里去，并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西多罗夫把书接过去，默默地打开他的小箱子，从里面取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把小说包起来，藏在箱子里，对我说：
“别听他们的，你到我这里来读，我对谁也不说！你来了后，若是我不在，钥匙就挂在圣像后面，你把箱子打开，拿去读就行了……”
老板一家子对书的这种态度，立即提高了书在我心目中重要的和令人害怕的秘密地位。至于什么样的“读书人”，在哪里炸毁了铁路，想杀什么人，我并不感兴趣。不过我倒想起了忏悔时神父提的问题，中学生在地下室的朗读，以及斯穆雷关于“正经的书”等那些话，还想起了外祖父讲的关于巫师-共济会会员的那些故事：
“尽善尽美的皇帝亚历山大·巴夫雷奇在位的时候，贵族们听信了巫术和共济会思想，图谋把全俄罗斯的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阿拉克切耶夫将军当场捉住了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爵位，统统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们就像蚜虫一样都死在那里了……”
我又想起了“挂满星星的天幕”“格尔瓦西”，以及一些庄严而又可笑的话：
“门外汉们，你们好奇地打听我们的事情！可是你们的弱视的眼睛永远也看不清它们！”
我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某种伟大秘密的门槛上了，并且像发了疯似的活着。我想早一点读完这本书，生怕它在士兵那里丢失了或者被毁了。到那时我怎么向裁缝的妻子交代呢？
老太婆对我盯得很紧，不让我到勤务兵那里去，警告我说：
“书虫子！书会教人变坏的。你瞧那个爱读书的女人是什么样的结果，连上市场买东西都不会，只会跟军官们鬼混，大白天也接待他们。我很清楚！”
我真想大声嚷道：
“你这是谎话，她没有跟人鬼混……”
但是我不敢去保护裁缝的妻子，万一被老太婆猜到这是她的书呢？
有好几天我都心情郁闷，垂头丧气，焦急不安，睡不着觉，担心蒙特潘那本书的命运。有一天，裁缝的保姆在院子里叫住我，说：
“把书送回来呀！”
我选了一个午饭后的时间，趁老板一家子都去休息的时候去见裁缝的妻子。我当时非常尴尬，心里十分懊丧。
她像头一次见到我时那样接待了我，只是服装换了：穿一条灰色裙子，黑色丝绒上衣，裸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镶有绿松宝石的十字架。她很像一只雌灰雀。
我对她说，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主人们不让我看书。由于委屈和见到这位女子时的欢喜，我当时竟热泪盈眶。
“呸，这些人多么愚蠢！”她紧蹙了一下细长的眉毛说，“你主人还有一张挺有趣的脸呢。你别难过，我来想想办法。我给他写封信吧！”
这话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向他说明，我曾向主人撒了个谎，说这本书不是从她那里拿的，而是向神父借的。
“不要，不要写信！”我请求她说，“他们会笑话您，骂您的。要知道，这个院子里没有人喜欢您，都在嘲笑您，说您是傻女人，说您少一根肋骨……”
我一口气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之后，才立即明白过来，这是不必说的话，都是使她难受的话。她咬着自己的嘴唇，并像骑在马上似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胯股。我尴尬地低下了头，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去。但是裁缝的妻子却往椅子上一坐，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反复地说：
“啊呀，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可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地问道，仔细端详着我，然后叹了口气说，“你是一个很怪的孩子，很怪……”
我朝她旁边的镜子看了一眼，看见一张高颧骨、宽鼻梁的脸，额头上有一块很大的青痣，许久没有剪过的头发，乱蓬蓬地向四面撅着——这就是那个被称为“很怪的孩子”吗？……这个孩子可不像一个纤细的瓷人……
“你当时没有把我给你的那点钱拿去。为什么？”
“我不要。”
她叹了一口气。
“算了，有啥办法呢！如果他们允许你看书，你就来吧，我借书给你……”
梳妆台上放着三本书。我送回来的那一本是最厚的。我郁闷地望着这本书。裁缝妻子向我伸出了粉红色的小手：
“好，再见。”
我小心地碰了碰她的手，便赶快离开了。
人家说她什么都不懂，这也许是对的。瞧，她把二十戈比的硬币称为小钱，真像个孩子。
不过，这我喜欢……

九
为这迅速迸发出来的读书热情，我经受了多少侮辱、委屈和惊吓啊！回想起来，真是可悲又可笑。
我觉得裁缝妻子的那几本书是非常珍贵的，生怕它们被老太婆扔进炉子里烧毁了。我极力不去想这些书，每天早晨去买早茶面包时，就在小铺里租借一些五颜六色的小书回来。
小铺老板是一个极其讨厌的青年：肥厚的嘴唇，一张汗渍渍的、苍白颓丧的脸，布满了瘰疬的疤痕和污斑，一双眼睛也是白色的，手指又短又不灵活。他的小铺是街上青少年和轻浮少女夜间聚集的地方。我们老板的弟弟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他这里来喝啤酒和玩纸牌。老板常常派我来叫他回家吃晚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小铺后面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那位有点傻气的红脸的老板娘坐在维克多或者其他小伙子的膝头上。显然老板对此并不生气。还有那位在铺子里帮他做买卖的妹妹，当歌手们、士兵们和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紧紧地搂抱她时，他也满不在乎。铺子里的商品并不多，他解释说，这是新开张，他还来不及把货物配齐，其实这铺子早在秋天就营业了。他拿一些淫秽的画片给顾客们和买主看，拿一些秽亵的诗给爱好者抄录，从中牟利。
我每本花一戈比的租钱，向他租了米夏·叶夫斯季格涅夫113的无聊小书来看。租钱很贵，可是这些书并没给我带来任何乐趣。《古阿克，或称不可战胜的忠诚》114《威尼斯人法兰齐尔》115《俄罗斯人与卡巴尔达人之战，或称一个死在丈夫坟上的美女伊斯兰教徒》116，以及所有这一类的文学作品，都没有让我感到满意，常常引起我极度的烦恼：好像这些书把我当傻瓜地嘲弄，用难懂的词句在说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射手》117《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118《神秘的修道士》119《鞑靼骑士亚潘恰》120等作品我较为喜欢——它们给我留下了一些余味。不过最能吸引我的是《圣徒传》。在这些书里有一种严肃的使人相信的东西，我常常深受感动。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的殉道者都使我联想起那个“好事情”，而所有大的女殉道者使我联想起外祖母，而那些圣徒则使我想起心情好时候的外祖父。
劈柴的时候我就躲到柴棚里或阁楼上去看书。这些地方也同样不方便，很冷。如果碰到有感兴趣的书，或者需要赶快读完的书，我就夜里起来点上蜡烛看。可是老太婆发现晚上蜡烛短了后，便用小木片把它测定，然后把小木片藏在一个地方，如果早晨起来发现蜡烛少了一点，或者我虽然找到了木片，却没有把木片折短到她测定的长度，那么厨房里就定会嚷起来了。有一天维克多在板床上不满地大声喊叫起来：
“妈，你就别嚷嚷了！没法活了！他当然要点蜡烛的，因为他要看书。书是从小铺里租来的，我知道。你到他阁楼里去瞧瞧吧……”
老太婆立即跑到阁楼上去，发现了一本书，便把它撕成了碎片。
这当然使我很伤心，不过读书的愿望也更强烈了。我知道，哪怕是一位圣人到这个家庭来，我们老板一家人也定要教训他，把他改造成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是因为无聊而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去责难别人，不大声喊叫，不去嘲弄别人，他们就会失去说话能力，变成哑巴，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存在了。人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就必须用某种方式去对待人。我们的老板一家人除了教训和责难人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身边的人。即便是跟他们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他们还会因为这个来责难你。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尽一切巧妙办法继续看书。老太婆好几次毁了我的书。这样我一下子便欠小铺老板一大笔钱：四十七戈比！他要求我还钱，并威胁说，等我去小铺买东西时就扣下我主人的钱抵我的债。
“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他嘲讽地问我。
我非常讨厌他。显然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用各种威胁来折磨我，并且津津乐道。每当我走进铺子时，他那污渍斑斑的脸就笑逐颜开，和蔼地说：
“欠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这让他突兀，便沉下了脸。
“怎么，要我把你交给法庭吗？让我把你查抄后，送你去教养院吗？”
我没地方去借钱。我的工资全都交给了外祖父。我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我请求小铺老板缓一缓再还债，他却伸出其油渍渍的像油炸饼一样的胖手，说：
“你吻吻我这只手，我就再缓一缓！”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一个秤砣朝他举起时，他却蹲在地下，喊道：
“什么，你要干啥？你要干啥？我这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决定去偷钱来还清他的债。每天早晨，在替老板擦衣服时，从他的裤袋里都发出硬币的叮铃声，有时还从口袋里掉出来，在地板上滚动。有一次，一个硬币掉到楼梯下面的缝隙里，滚进柴堆里去了。这事我忘了告诉老板，几天之后在柴堆里发现了这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把它还给老板时，老板娘对他说：
“瞧见没有？把钱放进衣袋里时，要数一数。”
但老板却笑着对我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东西！”
现在我决定要去偷了，想起了这些话和他那信赖人的微笑，才觉得难于下手。有好几次，我从老板的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了数，还是没能下决心偷走。为此我苦恼了三天。而这一切却突然非常快速而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老板忽然问我：
“彼什科夫，你怎么啦？怎么变得无精打采呢？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坦白地把我的伤心事全都对他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
“你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书早晚会让你倒霉的……”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并严厉地忠告我说：
“当心，不要对我妻子或我母亲透露口风，不然她们又会大闹一番的！”
然后他又善意地笑笑说：
“你还真够顽强，鬼东西！没有什么，这样很好。不过那些书就别看了！从明年起，我要订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看吧……”
现在，我每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里，都给老板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朗读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为那些无聊得要命的人助消化的文学作品。
我不喜欢朗读。这会妨碍我理解所读的书。但是老板一家人都听得很认真，表现出一种虔诚的渴望，对书中人物的恶行表示惊讶，发出“啊哟、啊哟”的叹息，并相互自豪地说：
“可是咱们的日子却过得很安稳、平和，什么事也没有。感谢上帝！”
他们常常把事件搞混，把有名的江洋大盗丘尔金所干的事安在马车夫福马·克鲁钦纳的头上，名字也弄错。我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感到很吃惊。
“咳，他的记性多好呀！”
在《莫斯科小报》上经常登有列昂尼德·格拉韦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其中有几首诗我抄在本子里，但老板一家人谈到诗人时却说：
“一个老头子，还作诗呢！”
“是个酒鬼，神经病，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梅明托-莫里伯爵的诗。可是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却认定，诗歌是粗俗的玩意儿：
“只有丑角们和戏子们才用诗来说话。”
冬天的晚上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跟老板一家人面对面地坐着是很难受的。窗外是死寂的黑夜，偶尔听见树木被严寒冻裂的哔剥声；人们像冻鱼一样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暴风雪击打着玻璃和墙壁，刮得烟囱嗡嗡叫，吹得炉门当当响，孩子在婴儿室里啼哭——真想坐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去，蜷缩起来，像狼一样号叫。
两个女人坐在桌子的一头，在缝衣服或织袜子，另一头是维克多鲁什卡，弯着腰，不大乐意地在绘图，他不时地喊道：
“别摇桌子！真没法子，这些钉子-王牌，咬耗子的狗！……”
在大刺绣架后面的一边坐着老板，他在一张粗麻布上用十字纹在绣一面台布。在他的手指下面，逐渐地显现出红色大虾、青色鱼、黄色蝴蝶和金色的秋叶。这幅刺绣的图案是他自己绘制的，他干这个活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现在已经十分厌烦这项工作。我白天有空闲的时候，他常对我说：
“喂，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张台布，动手吧！”
我坐下来，并拿一根粗针绣起来。我很同情老板，常想在各方面尽力帮助他。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把绘图、绣花、玩纸牌等统统扔掉，去做另一种有趣的、他经常想干的工作。他常常把手头的活扔下，用一种呆滞的诧异的眼神望着它，好像那是一件他不认识的东西。他的长头发披在脑门上和双颊上，像一个修道士的徒弟。
“你在想什么呢？”他的妻子问道。
“没有什么。”他一边回答一边又工作起来。
我没有出声，但觉得奇怪：难道可以问人家在想什么吗？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往往一下子会想到许多问题：眼前所有的事情，昨天乃至去年见到过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交错在一起的，捉摸不着的，不断运动、变化着的。
《莫斯科小报》上的小品文还不够念一个晚上，我提出把放在床下面的杂志拿出来念一念。年轻的女主人不信任地说：
“那些东西有什么好念的？那里只有一些画……”
但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外，还有《星火》杂志，因此我们便念起萨里阿斯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来了。老板非常喜欢这部中篇小说里那个有点傻气的主人公，而对小公子的悲惨冒险行为则加以无情的嘲笑，笑得流出眼泪。他喊道：
“不，这是有趣的笑料！”
“瞧，这都是胡编的。”为了表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主人这么说。
床底下的文学作品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争得了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的权利，并得到了在晚上看书的允许。
我很走运。老太婆搬到育婴室睡去了，因为保姆老要喝酒。维克多鲁什卡也不打扰我——他总是当全家人睡着之后悄悄地起来，穿上衣服溜出去，直到早晨才回来。他们不让我点灯，把蜡烛移到房间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烛，于是就悄悄地把蜡烛台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个沙丁鱼罐头盒子里，再倒进一些长明灯里的灯油，并用棉线搓成一根灯芯，晚上就可以在炉灶上点一盏烟雾腾腾的小灯。
每当我翻动大厚本书的书页时，灯芯的红色火舌就会摇晃不定，好像就要熄灭了；这灯芯随时都可能滑进燃得很难闻的灯油里；油烟刺激眼睛。可是这一切不便都在我看画报和说明的乐趣中消失了。
这些图片在我面前把地球扩展得越来越宽广了，用神话般的城市把它装饰起来，让我看到高山峻岭和美丽的海岸；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变得更有魅力，人越来越多，城市更加密集，一切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现在我眺望伏尔加河的远方时，已知道那里不是荒漠，可是在以前，我望着伏尔加河却是特别的郁闷：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周围是一块块补丁般的黑色灌木丛，草地的尽头是参差不齐的荫蔽的树林，草地的上空则是一片灰蒙蒙的寒冷的蓝天，地面上更是荒凉而孤寂。我的心也是空荡荡的，撩拨着它的只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我失去了一切希望，万念俱灰，只想闭上眼睛。这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东西，只会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吸吮干净。
图片的解说词明白易懂地讲述了别的一些国家和人们的情况，讲述了过去和现在各种不同的事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东西。这使我很苦恼，常常有些奇怪的词扎进我的脑子里，如“形而上学”“人间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等。这些词实在使我头痛，我觉得它们就像一种不断长大的巨型怪物，把一切都遮挡住了。如果我不能弄懂这些词的含义的话，就永远什么也不会明白。正是这些词像卫士一样守卫着一切秘密的门槛。许多句子常常像扎进我手指里的刺一样，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妨碍我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我读过这样一首奇怪的诗：
匈奴酋长阿提拉，
身披铁胄骑着马，
宛若一座死坟墓，
满脸阴郁不说话。
有一群乌云般的武士跟在他的后面，并且大声喊叫：
何处是罗马，何处是强大的罗马？
罗马是座城市，这我已经知道，可是匈奴是什么人呢？我必须弄明白。
我挑选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去问老板。
“匈奴吗？”他奇怪地重复一句，“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呀？也许是无稽之谈吧……”
接着便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你满脑子是无聊的东西，这很不好，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是坏，我只想知道它。
我觉得步兵团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当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院子里碰到他时，就拉住他问。
他是个脸色苍白的病号，脾气不好，一双红眼睛没有眉毛，胡须发黄。他把拐杖往地下一戳，对我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回答得更粗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的问题去药房里问药剂师，他平时看见我都很和气。他有一张聪慧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威尔·甘利德贝格对我说，“是类似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民族了，已绝种了。”
我听了后很难过，很懊丧。倒不是由于匈奴人死绝了而难过，而是因为折磨了我这么久的这个词的意义，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让我觉得一无所获。
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碰到这个词之后，对别的词就不会那么感到不安了；也多亏了阿提拉，我才结识了药剂师甘利德贝格。
这个人懂得所有难词的简明含义，他有一把能启开一切秘密的钥匙。他用两只手指扶正了眼镜，并通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就像用许多小钉子钉着我的脑门似的对我说：
“朋友，词，这就好比树上的一片叶子，要想知道叶子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需要知道树木是如何生长的，就需要学习！书呀，朋友，就好像一座很好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有：既有使人欢愉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
我常到他药房去为害“烧心”病的大人买苏打和氧化镁，为小孩买月桂软膏和泻药。药剂师给我的筒短的教导，使我对书籍的态度越来越严肃了，不知不觉地书籍已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就像酒鬼离不开酒一样了。
书籍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具有伟大感情和愿望的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或者犯罪。我看见我周围的人则既不会建功也不会犯罪，他们躲在一旁生活，好像跟书中所写的情况完全不同。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可不愿意过这种生活……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不愿意……
从图片的说明中我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等地方，城市中没有沟谷和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宽大笔直，房子和教堂也不一样；那里也没有把人们关在屋子里六个月之久的冬季，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大斋日是不许看书的，我们的《绘画评论》也被收走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来临了。现在把这种生活与书上知道的生活作一比较，就更觉得它多么贫乏和丑陋。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工作越是早结束，留给我看书的时间就越多。把我的书收走了，我就变得全身发软，懒洋洋的，就会害上一种过去所不知道的病态健忘症。
记得就是在这些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的时候，大教堂的钟突然响了一声，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惊醒了，半裸的人们扑向窗口，相互问道：
“失火了吗？是火警吗？”
可以听见，其他住宅里也同样忙乱起来，门户砰砰响，有人在院子里牵着套好了的马在跑。老太婆大声嚷着，说教堂里失窃了。老板阻止她说：
“嚷够了，妈妈，不是都听见了吗？那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鲁什卡从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道：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老板派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了，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没有看见火光。在静寂的寒冷的空中，钟声在不急不慢地接连不断地鸣响着，城市昏昏欲睡地躺在大地上，一些看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脚下的积雪跑了过去，发出吱吱的响声，雪橇的滑板吱嘎吱嘎地叫，钟声依然不祥地鸣响。我回到了房间里。
“没有火光呀。”
“呸，真是的！”老板应了一声。他穿着棉衣，戴着帽子，提了提领子，并迟疑不决地把脚伸进套鞋里去。
他妻子劝他：
“你别去！喂，千万别去……”
“别废话！”
维克多鲁什卡也穿上衣服，挑逗大家说：
“可我知道……”
老板两兄弟上街以后，两个女人便吩咐我去烧茶炊并向窗口奔去。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老板却回来了，他按了门铃，默默地沿着楼梯跑过来，打开通向过厅的门，沉郁地说：
“沙皇被暗杀了！”
“被杀了！”老太婆喊了一声。
“被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维克多鲁什卡也按了门回来了，他满不在乎地脱下衣服，生气地说：
“我还以为要打仗呢！”
然后他们都坐下来喝茶，平静地交谈起来，不过声音很小，很小心。街上已经安静下来了，钟也不响了。这两天他们都神秘地窃窃私语，有时到一些什么地方去，也有一些客人到这里来，详细地谈论些什么。我极力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老板一家人把报纸藏了起来，不让我看。于是我便去问西多罗夫，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沙皇。他小声地回答说：
“关于这种事是禁止说的……”
这一切很快就被忘记了，日常琐事让你无法脱身，而且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有一个礼拜天，老板一家人都早祷去了。我把茶炊生上火，便打扫房间去了。这时最大的那个小孩爬进了厨房里，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到桌子下面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要是茶炊里的水漏完了，茶炊上的焊缝就会裂开。我在房间里就听见茶炊反常的凶猛的尖叫声，跑进厨房一看，啊，坏了，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并且在颤动，好像立刻就要从地板上腾起来了。插活栓的那个套筒的焊口已裂开，颓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盖也已歪在一旁，把手下面熔化的锡液在滴落——这个紫里带青的茶炊好像已成了酩酊大醉的醉汉。我拿水去浇它，它发出咝咝的响声，悲戚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婆问茶炊烧好了没有时，我简短地回答说：
“烧好了。”
这句话我大概是在慌张害怕中顺口而出的，却被认为是嘲笑她，从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痛打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捆松明打我，虽然不大痛，但背脊皮下却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松叶的针刺，到了晚上我的背肿得像枕头一样，而到第二天中午，老板不得不把我送进医院去。
一个高个子瘦得有点可笑的医生看了我的伤之后，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
老板脸红了，两脚在地上蹭得沙沙响，对医生小声地说了什么话，医生越过他的头看着对面，简单地回答说：
“我不能。这不行。”
但后来他又问我：
“你要上告吗？”
我虽然感到很痛，但还是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一个凉冰冰的、碰在皮肤上很舒服的钳子，把刺挑出来，并开玩笑地说：
“他们把你的皮肤点缀得很好，朋友，现在你要成为一个不漏水的人了……”
他把这种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做完之后，说：
“取出四十二根刺，朋友，记着，你可以吹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换纱布，你经常挨打吗？”
“以前，挨打更多……”
医生低声地哈哈笑起来。
“一切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的！”
医生把我领到老板那里，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包扎好了！明天再送他来，换纱布。你运气好——幸好他是个乐天派……”
坐车回去时，老板对我说：
“彼什科夫，我也挨过打——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人家也打过我！不管怎样，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同情过我呢？没有任何人同情过我！人到处都有，多得很，可同情的人呢，连一条狗也没有！唉，都是禽兽……”
他一路都在骂人，我对他有点儿怜惜，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像对待人那样跟我说话。
回到家，他们像对待寿星一样接待我。两个女人硬要我详细地讲一讲医生是怎么给我治伤的，都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津津有味地咂咂嘴，皱皱眉。她们对病痛和一切不愉块的事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我感到很奇怪！
我看得出来，由于我没有控告他们，他们感到很满意。利用这一点，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缝太太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吃惊地感叹说：
“真是魔鬼！”
过了一天，我去了裁缝太太那里。她亲切地说：
“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被送进了医院。你瞧，他们说得不对吧？”
我没有说话，不好意思把真情告诉她。干吗要对她说这种粗野而又可悲的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很好。
我现在又在看大厚本的书了，大仲马121、庞松·德·泰尔莱利122、蒙特潘、札孔纳123、加博里奥124、埃马尔125、巴戈贝126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快地一本接着一本吞下去，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已经是那种非凡生活中的一员了，这种生活甜蜜地激励着我，使我振奋。我那盏自制的油灯重又放光冒烟了。我通宵看书，看得眼睛出毛病了。老太婆殷勤地说：
“当心，书呆子，眼珠子会爆的，你会成瞎子的！”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这些有趣的情节复杂的书中，尽管发生的事件各有不同，国家和城市也不一样，说的却都是同一回事：好人不幸，受坏人欺侮；坏人总是比好人运气好，也比好人聪明，但最后总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战胜坏人，好人一定获得胜利。那些男男女女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的所谓“爱情”，我也很讨厌。这种单调的东西不仅令人生厌，而且让人有点怀疑。
经常是只要看了前面的头几页书，你就能推测到后面谁胜谁败了，而且事件的结扣一旦弄明白，你就会竭力用自己的想象去解开这个结扣，放下书，你就会琢磨起来，像做教科书中的算术题那样，越来越能够断定，哪个主人公能进入幸运的天堂，哪个人物将被打入地狱。
不过在这一切的后面，我也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来说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关系的特点。我明白，在巴黎无论是马车夫、工人、士兵和所有“干粗活的老百姓”，都不同于尼日尼、喀山和彼尔姆等地的人。巴黎的老百姓能更大胆地跟老爷们说话，对他们的态度也更随便和更独立一些。就拿士兵来说吧，他们可不像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省的兵，更不像叶尔莫兴。巴黎的兵比上述这些人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某种类似斯穆雷的东西，但又不像斯穆雷那样凶狠和粗暴。又如那里有位小铺老板，他同样也比我所认识的小铺老板要好一些。还有，书中的神父也不像我所知道的神父那样，而是更亲切一些，对人更具有同情心。总之，正如书里所说的，外国的生活要比我所知道的生活更有趣更轻松和更好一些。在外国没有那么经常和野蛮的打架，没有人像捉弄维亚特省的士兵那样地捉弄人，也没有人像老太婆那样狂暴地祈祷上帝。
特别明显的是，书中虽然讲的是恶人、吝啬鬼和无耻之徒，却没有表现出我们所熟悉和常见的那种不可解释的残忍和捉弄人的意图。书本里的恶人的残酷是有其道理的；他为什么残酷，几乎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这里所见到的凶恶行为，却是无目的性的，毫无意义的，不过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并不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每看一本新书，俄罗斯生活与外国生活的这种不同之处就愈加明显，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苦恼，加深了我对这些边角肮脏、纸页发黄的旧书的真实性的怀疑。
就在这时，龚古尔127的长篇小说《泽姆加诺兄弟》忽然落到了我的手里。我立即在一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本书有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东西，于是我又从头把这个平凡而又悲伤的故事重读了一遍。里面既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没有表面逗趣的东西，开头几页像圣徒传一样，严肃，枯燥，语言也很准确，没有夸张，开始时让我有点不愉快的奇异感，但是朴质的、结构严谨的句子却美好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卖艺人兄弟的悲剧描述得如此感人，以致我的双手都愉快得战栗起来了。当我读到那不幸的艺人拖着两条断腿爬上阁楼，而他的兄弟却正在那里偷偷练习其心爱的技术时，我禁不住放声大哭了。
我把这本书还给裁缝太太时，求她再借一本同样好的书给我。
“怎么会有同样的书呢？”她笑着说道。
这一笑使我感到很尴尬，说不清楚我要的是什么书。她却说：
“这本书很枯燥，等一等，我要给你找另一本更有趣的书……”
过了几天她给了我一本格林武德128的《一个小浪人的真实故事》，这本书的书名有点儿刺痛我，可是第一页书就引起我狂喜的微笑，并带着这种微笑读完了全书，有些书页我还读了两三遍。
原来在外国也有过这种苦难生活的孩子！看来，我过得还不那么坏，也就是说——不必垂头丧气。
格林武德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这本书之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一本“正经”的书——《欧也妮·葛朗台》129。
葛朗台老头使我鲜明地想到外祖父。很遗憾，这本书的篇幅太小了，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里面却有那么多的真实。这是我生活中熟悉并且讨厌的真实。这本书把这种真实用全新的、温和的、心平气和的笔触表达了出来。所有我以前读过的书，除龚古尔的书之外，其人物都跟我老板一家人那样是些严厉地指责别人的人。
那些书往往是引起人们对罪犯的同情，而对善良人们的气恼。我们常常可以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尽管费了许多脑筋，有很大的意志，却总是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虽然这些善良的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像石柱子一样牢牢地站在他的面前，虽然所有的罪恶奸计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石柱子上碰得粉碎，然而石柱子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要知道，一道墙，不论它有多么美丽，多么坚固，一旦你想要到这道墙后面的苹果树上去摘苹果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欣赏这道墙了。所以我总觉得，最可贵、最生动的东西是藏在善行后面的什么地方的……
在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没有恶人，也没有善人，有的只是一些奇迹般活生生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所说和所做的正是他们所应该这么说这么做的，而不可能有另一种做法……
因此我很明白，“好的正经的”书，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欢乐。但是如何才能找到这种书呢？裁缝太太这方面帮不了我的忙。
“这是一本好书啊！”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推荐阿尔森·古塞130的《沾满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和贝洛131、波尔·德·科克132、波尔·菲瓦尔133的几部长篇小说。可是这些作品读起来使我心情紧张。
她喜欢马里亚特134、维尔纳135的长篇小说。我却觉得这些作品枯燥无味。施皮尔哈根136我也没兴趣。但我很喜欢奥尔巴赫137的短篇小说，苏138和雨果139的作品也不大吸引我了，我宁愿读瓦特·司各特140的东西。我想读像奇妙的巴尔扎克写的那些使人激动、令人高兴的书。瓷女人一类的东西我也越来越不喜欢了。
去见她的时候，我都穿上干净的衬衫，梳理了头发，尽量把模样儿打扮得好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期待着她会发现这个模样，跟我说话更随便更友好一些，在她那洁净的永远欢快的脸上不要出现呆板的无神的微笑，可是她微笑着，用困乏的甜甜的声音问我：
“看完啦？喜欢吗？”
“不。”
她稍稍抬起细细的眉毛望着我，叹了口气，用熟悉的声音说：
“那是为什么呢？”
“这种书我已经看过了。”
“你说的是什么书？”
“描写爱情的……”
她皱了皱眉头，发出甜蜜的笑声。
“嗨，所有的书都写爱情呀！”
她坐在一把很大的圈椅里，两只脚不停地在毛皮便鞋里晃动，不时地打个哈欠，用一件天蓝色的罩衫裹住身体，伸出玫瑰色的手指，敲打着放在膝头上的书皮。
我真想问问她：
“您干吗不搬家呢，要知道，那些军官仍在给您写字条，取笑您呢……”
可是我没有勇气对她说。于是我拿了一本描写“爱情”的厚本书，心里带着愁闷的失落走了。
院子里关于这个女人的谈论更难听了，对她的讥笑也更恶毒了。听到这些肮脏的、显然是荒谬的闲言碎语，我非常生气，背地里我同情这个女人，为她担心，可是在她面前，当我看见她那双锐利的小眼睛、猫一样灵巧的小身体和那张总是快乐的脸时，我的同情和担心便烟消云散了。
到了春天，她突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房子空着，新房客尚未入住的时候，我去看了看：墙壁是光秃秃的，过去挂过画的地方，留下了四方形的旧迹，还留着一些弯曲的钉子和钉过钉子的孔。在油过漆的地板上，乱扔着各种五颜六色的碎布片、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一枚大铜针在闪闪发亮。
我很难过，想再见一见这个矮小的裁缝太太，告诉她，我是多么感谢她……

十
还在裁缝太太搬走之前，我老板住所下面就住了一位黑眼睛的年轻夫人，带着她的小姑娘和母亲。她母亲是一位白头发的老太太，整天叼着一支琥珀烟嘴抽烟。夫人的模样儿很漂亮，爱发号施令，很骄傲。她说话的声音低沉、悦耳，看所有的人时都昂着头，稍稍眯着眼睛，好像人家离她很远，看不清楚似的。有一个黑皮肤的士兵丘菲亚耶夫每天都牵着那匹细腿的红毛马到她门口来，夫人穿着很长的银灰色的天鹅绒的连衣裙，戴一双喇叭形的白手套，穿一双黄色皮靴来到门口，一手提着裙子并拿一根柄上镶有紫色宝石的马鞭，另一只小手则亲切地抚摸着那匹龇着牙齿的马脸。马用火红的眼睛望着她，全身都在抖动，用蹄子轻轻地击打着被踩实了的土地。
“罗贝尔，罗——贝尔。”她小声地说，并用力地拍打着马儿弯曲得很好看的脖子。
然后她一只脚踩在丘菲亚耶夫的膝头上，灵巧地跳上马鞍，马便得意扬扬地跳舞似的在堤岸上跑起来。她坐在马鞍上轻松自由，就好像长在马鞍上了。
她真的很漂亮，那是一种罕见的美，这种美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一种全新的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人充满陶醉的快乐。望着她，我就在想：狄安娜·普瓦提埃141、玛尔戈王后142、拉·瓦尔埃尔143少女以及其他历史小说里的美女、女主人公，大概就是跟她一样美丽。
在她的周围总是围着一群驻扎在城里的师部的军官，每天晚上都在她家里弹钢琴、拉提琴、弹吉他、跳舞和唱歌。在她身边转得最勤的是那位短腿少将奥列索夫。他是一个矮胖子，红脸膛，灰头发，满身油污，很像轮船上的司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对这位夫人顺从得像一个忠实的奴仆。
夫人的五岁的小女孩长得胖胖的，卷头发，像妈妈一样，幸福而又漂亮。她那双很大的蓝眼睛总是用一种期待的目光严肃而又平静地张望着。在她身上有一种非孩提时的那种沉思。
小女孩的外婆从早到晚都跟着愁眉苦脸、沉默不语的丘菲亚耶夫和胖胖的斜视眼的女仆一起忙于家务。由于没有保姆，小女孩几乎没有人照看，整天就在大门口或对面的木头堆里玩耍。我常常晚上出来跟小女孩玩。
我很喜欢这小女孩，她也很快就跟我混熟了。我给她讲故事时，她就靠在我手臂上睡着了。每当她睡着后，我便抱她到她家里的床上去睡。不久便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每次睡觉前一定要我去向她告别。我去了，她就正经地伸出胖胖的小手说：
“明天见！外婆，该说什么话呀？”
“上帝保佑你。”外婆一边说，一边从嘴里和鼻子里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来。
“上帝保佑你到明天，我要睡觉了。”小女孩重复说完之后就钻进缀有花边的被子里去了。
外婆提醒她说：
“不是到明天，而是永远！”
“难道明天不是永远有的吗？”
她喜欢“明天”这个词儿，把一切她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未来中去，把摘来的花，把折来的树枝都插在土里，说：
“明天，这里就是花园了……”
“明天什么时候，我也买一匹马，并像妈妈那样，骑在马上……”
她很聪明，但不很快活，常常在玩得正欢的时候，忽然沉思起来，出人意料地问道：
“为什么神父的头发像女人的一样？”
当荨麻扎痛她时，她就用指头指着荨麻说：
“当心，我去祈祷上帝，上帝会惩罚你的，上帝可以惩罚所有的人，连妈妈也能惩罚……”
有时候，一种淡淡的严肃的哀愁向她袭来，这时她就会紧紧地靠着我，用其蓝色的充满期待的眼睛注视着天空，说：
“外婆常常生气，妈妈却从不，她总是笑。大家都喜欢她，所以老是很忙，老有客人来；客人们都看着她，因为她漂亮。她是可爱的妈妈。奥列索夫也这么说：可爱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听小姑娘说话，她给我打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总是很愿意讲她母亲的事，讲了很多。因此在我眼前隐约地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使我重新想起了玛尔戈王后。这就更加深了我对书籍的信任，乃至对生活的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门廊前等着去奥特科斯散步的老板一家人回来，小姑娘正在我手里打瞌睡。她妈妈骑着马过来了，轻轻地跳下马，抬起头便问道：
“她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啊，真的……”
丘菲亚耶夫跑了过来，接住马，夫人把鞭子往腰带里一掖，伸开两手说：
“把她给我！”
“我自己把她抱过去！”
“喔！”夫人像催马走那样对我喊了一声，一脚踏在门廊台阶上，跺了一下脚。
小姑娘醒了，眨眨眼，看着母亲，并双手伸向母亲。于是母亲抱她走了。
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吆喝，但连这位夫人也这样吆喝我——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其实她只要随便吩咐一声，人家也会听她的。
过了几分钟，那个斜视眼的女仆来叫我，说是小姑娘撒娇，不肯去睡，因为还没有跟我道别。
在她妈妈面前我不无自豪地走进客厅里。小姑娘坐在妈妈的膝头上。妈妈正灵巧地替她脱衣服。
“喂，你瞧，”妈妈说，“他来了，这是个怪物！”
“这不是怪物，是我的小伙伴……”
“原来是这样！很好，那你就拿点什么东西送给你的小伙伴吧，你愿意吗？”
“是的，我愿意！”
“很好，这我来办，你现在去睡觉。”
“明天再见，”小姑娘说，向我伸过手来，“上帝保佑你，明天见……”
夫人惊讶地喊了一声：
“这是谁教你的——是外婆吗？”
“是……”
小姑娘进去后，夫人用手指招呼我去。
“送你点什么呢？”
我对她说，什么也不要送我，只是能否借我一本什么书看。
她用暖和而又有香水味的手指将我的下巴向上提了一下，带着愉快的微笑问我：
“原来这样，你喜欢看书，是吗？你看过些什么书呢？”
她笑的时候变得更美了。我腼腆地对她说了几部小说的书名。
“你喜欢它们什么呢？”她双手放在桌子上问我，手指头微微颤动着。
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什么花的浓烈的甜香味，奇怪的香味中还夹杂着马汗味。她透过长长的睫毛看着我，既严肃又若有所思的样子。迄今还从未有人这样地看过我。
由于漂亮的细软家具太多，房间显得像鸟窝一样窄小，浓密的花草遮住了窗户，火炉上的白瓷砖在昏暗中闪着亮光，旁边的一架黑色钢琴也发出亮光。墙壁上在晦暗的金色相框里，装着各种用巨大的斯拉夫斜体字母印制的黑色证书，每一张证书下面都用绳子拴着一个黑色的大印。所有这些东西，也像我一样，恭顺地、胆怯地望着这位女人。
我尽我可能地向她说明，我现在过着十分困难而又寂寞的生活，看看书，才能把这一切忘掉。
“是吗？原来是这样！”说着，她站起来，“这——你说得不错，这也许是对的……好吧，我以后尽量借给你一些书，可是现在我没有……不过，你把这本书拿去吧……”
她从沙发上拿起一本用黄书皮包着的已经破旧的书。
“你读完后——我再给你第二部，共有四部……”
我带着梅歇尔斯基144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一书走了，接着便十分认真地开始看这本书。不过看了最初的几页我就明白了，彼得堡的“秘密”比起马德里、伦敦和巴黎的秘密来乏味多了，只有关于自由与棍棒的那一段寓言我才觉得有趣。
“我比你高明，”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但棍棒回答说：
“不，我比你高明，因为我力气大过你。”
吵着吵着，他们便打起架来。棍棒痛打了自由一顿。根据我的记忆：自由挨了打之后，便死在医院里了。
书中谈到了虚无主义者。根据梅歇尔斯基公爵的说法，虚无主义者是非常有害的人，连鸡看了他一眼，鸡也会被毒死的。虚无主义者——我觉得是个得罪人的不体面的词。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这使我很颓丧。看来我还不能看懂好书！说它是一本好书，我完全相信：要知道，这样一位尊贵的漂亮夫人是不会去看坏书的。
“喂，怎么样，喜欢吗？”我把这本梅歇尔斯基的黄色书皮的小说还给她时，她问我。
我很难回答她说“不喜欢”。我觉得这会使她生气。
不过她只是开心地笑了笑，便走到门帘后面去了，那儿是她的卧室。她从那儿拿来一本蓝色羊皮封面的小书。
“这本书你会喜欢的，只是不要弄脏了！”
这是一本普希金145的长诗，我一下子就把它读完了。我当时的心情，就好像偶然走进一个从未去过的美丽的地方时产生的贪婪感那样，总想一下子把它走遍了。当你在沼泽地的森林里长满青苔的土墩上走了许久，突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片干燥的林间空地，那儿百花盛开、阳光灿烂，这时你也会产生这样的心情：一时你会像着了魔似的望着它，然后充满幸福地跑遍这个地方；每当你的双脚接触到这肥沃土地上的柔软的绿茵时，你会暗暗地感到高兴。
普希金诗歌的朴质和音乐性使我大为吃惊，以致我很长时间都觉得散文很不自然，读起来很别扭。《鲁斯兰》的诗序，使我联想起外祖母的最好的童话，好像奇妙地把所有的童话都压缩成一个了，其中有些诗行对真实的入微刻画，使我极为惊讶。
无人见过的怪兽，脚印，
布满了人迹不到的路上。146
我在心底里重复地念着这些奇美的诗行，仿佛看见了我很熟悉的勉强可以觅见的小道，看到了那被踏过的青草上的神秘的脚印，这些青草还未抖落掉那水银般沉重的露珠呢。铿锵有力的诗句把描述的一切装点得像过节一样华美，让人记起来特别容易。这使我感到幸福，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又愉快。这些诗听起来就像是新生活的钟声。做一个知书识字的人，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普希金的优美的童话我感到比什么都更亲切，更明白易懂。读过几遍之后我就把它记住了。躺下睡觉的时候，我也总是闭上眼睛，低声吟唱，直至睡着为止。我经常把这些童话转述给勤务兵听，他们听得哈哈地笑，还亲切地骂几声。西多罗夫抚摸着我的脑袋，小声地说：
“真好！啊，上帝……”
我的无法抑制的兴奋被老板一家人发现了。老太婆骂道：
“读书读呆了，这淘气的家伙，茶炊都四天没有擦洗了！又要挨棍子了……”
棍子算个啥呀？我要用诗歌来自卫：
老妖婆怀着阴暗的心肠，
总是喜欢作恶……147
那位夫人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更高大了。瞧，她看的是什么书啊！这可不是那个瓷娃娃裁缝太太……
当我带着书愁眉苦脸地还给她时，她却满有把握地说：
“你喜欢这本书吧！你听说过普希金吗？”
我已经在一本杂志上读过一点关于这位诗人的文章，但是我想让她自己谈谈普希金。于是我就说，没有听说过。
她简短地讲了普希金的生平和死因之后，像春天一样笑着问我：
“你知道了吧，爱女人是多么危险？”
从我读过的所有的书来看，我知道，这的确是很危险，但也很好。于是我说：
“很危险，可是大家还是在爱！女人们也在为此而烦恼。”
她像看所有东西那样，透过睫毛看了我一眼，严肃地对我说：
“怎么？你懂得这个？那我就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接着她就问我喜欢什么样的诗。
我挥动两只手背诵了几首给她听。她默默地听着，很严肃，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若有所思地说：
“你是一个挺可爱的小野兽，你应该去学习！这方面我来想想办法……你的老板是你的亲戚吗？”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她叹息了一声：
“噢！”好像在责备我一样。
她给了我一本《贝朗瑞148诗歌集》，是精装本，带有插图，裁口喷金，红色书皮。这些诗歌把辛辣的痛苦同奔放的欢快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把我弄得完全疯癫了。
当我读了《老乞丐》那些苦楚的诗句时，我胸口发凉了：
我这条有害的小虫——让你们心神不安吗？
那你们就抬起脚把害虫踩死吧！
何必怜惜，快点踩死它！
你们为什么不教教我，
不给野性的势力一条出路？
我多么想临死时能拥抱兄弟，
真希望小虫能变成蚂蚁；
若我死时仍是个流浪的老头——
我就要号召向你们复仇！
可是当我接下去读到《哭泣的丈夫》时，却笑得流出了眼泪。我特别记住了贝朗瑞下面的话：
学会快乐地生活
对普通人也不是难事！……
贝朗瑞使我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快乐，使我想去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想对所有人说些粗暴的尖刻的话，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方面我已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诗歌我背得很熟。我常常跑到勤务兵的厨房里去待上几分钟，以极大的兴趣念给他们听。
但是不久我就停止了这种活动，那是因为我念了下面两句诗：
姑娘到了十七岁，
任何帽子都合戴！
这两句诗引起了一场关于姑娘们的令人作呕的谈话。他们使我生气得失去理智。我拿煎锅打了士兵叶尔莫兴的脑袋，西多罗夫和其他勤务兵把我从他的呆笨的手中拉了出来。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到军官的厨房里去了。
老板一家人不许我到外面去闲逛，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闲逛：活越来越多。如今，除了要做女仆、男仆和“跑腿小厮”等日常工作外，还要每天用钉子把细布钉在宽木板上，在上面贴上设计图，抄写老板的建筑工程预算，检查包工头的账目，因为老板一天到晚都像机器一样在工作。
在那几年官家的房屋都改成了私人财产。一排排商号都在忙着改建。我的老板也承接了许多修建旧店铺和建造新房子的设计任务。他制定了一种“改造横梁和在房顶上开天窗”的工程设计。我带着这些设计图纸和装着二十五卢布的信封到老建筑师那儿去。老建筑师收下钱后便写上“设计与原图相符。工程监督由我负责。某某”。显然，他并没有看原图，工程监督也不可能承担，因为他正在生病，从不出门。
我还要给市场管理员和认为有必要的一些人去送贿赂，从他们那里拿到老板所说的“从事一切非法活动的许可证”。为此我也获得了晚上老板一家人出去做客时，可以在门口台阶上等他们的权利。这也不是常有的事。有时他们要半夜之后才回来。这样我就会在台阶上或对面木柴堆上坐上几小时，望着那位夫人的窗户，贪婪地聆听那欢快的谈话和音乐。
窗户开着。透过窗帘和鲜花构成的网隙，我看见军官们匀称的身影在房间里的各种活动。一个胖成圆形的少校在滚来滚去；夫人则穿得出奇的朴素而漂亮，动作十分飘逸。
我自言自语地称她为“玛尔戈王后”。
我望着她的窗户在想：“也许这就是法国小说里所描写的最愉快的生活吧。”看见那些男人像黄蜂绕花似的在玛尔戈王后周围转，我有点难受，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禁有一种嫉妒心，心里总有点悲伤。
到她家里来得较少的是那位忧郁寡欢的高个子军官，他脑门上有一块刀痕，一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睛。他老是带着小提琴，并且拉得很好。只要他一拉提琴，窗下的行人就会止步，木柴堆上就会聚满整条街道的人，甚至我老板的一家人（如果他们在家的话）也会打开窗户听他的琴，并称赞这位提琴手。我不记得他们除了教堂的大辅祭外还称赞过谁。我只知道，他们对鱼油煎的点心终究要比对音乐更喜欢一些。
有时这位将军也用低哑的声音唱唱歌，吟吟诗，这时他就把一只手按住脑门，古怪地喘气。有一次我正在窗户下面跟小姑娘玩耍时，玛尔戈王后正好请他唱歌。他推辞了好久，后来清清楚楚地说道：
只有歌儿需要美，
美却不需要歌儿149……
我很喜欢这两句诗，而且不知为什么有点儿同情这位军官。
我更喜欢的是看见我那位夫人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弹钢琴。音乐使我陶醉了，除了这窗户之外，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窗户里黄色灯光下女人的苗条身姿，她的高傲的侧脸，和一双雪白的像鸟儿一样在琴键上飞舞着的手。
我望着她，听着她的哀怨的音乐，开始想入非非：我定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宝物，并全部送给她，让她成为富人。如果我是斯科别列夫150，我就向土耳其人再次宣战，取得赔款，在全城最好的地方奥特科斯建造一幢房子送给她，让她离开这条街，离开这个房子，因为这里大家都在说她的坏话、脏话。
邻居们和我们院子里的全体仆役们，尤其是我的老板一家人都在说玛尔戈王后的坏话和歹毒的话，就跟说裁缝太太那样，只是说得更小心一点，声音压得更低一点罢了，而且还要回头看一看。
大家也许怕她，因为她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人的寡妇。她房间墙壁上挂着的那些证书是俄国老沙皇戈东诺夫、阿列克谢、彼得大帝赐给她丈夫的祖辈的。这是那个识字的、老在念福音书的士兵丘菲亚耶夫对我说的。也许她会拿起那根把上嵌有淡紫色宝石的鞭子打人吧！听说她已经鞭打过一位大官了。
但是小声说的话并不比大声说的话好些。我的这位夫人生活在受敌视的云雾之中。这种敌视我无法理解，使我感到难受。维克多鲁什卡说，有一天他半夜后回家时，从窗口里朝玛尔戈王后的卧室里望了望，看见她穿着衬衣坐在躺椅上，那位上校则跪着给她修脚趾甲，并用海绵给她擦洗。
老太婆边骂边啐唾沫，年轻的老板太太则红着脸尖声叫道：
“呸，维克多，你真不要脸！唉，这些老爷也真是下流！”
老板笑了笑，没有说话。我很感激他的沉默，但也提心吊胆地煎熬着，生怕他也同情地加入到这种叫骂中去。两个女人尖声地喊叫着，惊叹着，详细地盘问维克多鲁什卡：那位夫人怎么坐着，而那位少校又如何地跪着。维克多则加上了越来越多新的细节。
“那少校的脸是红的，舌头伸了出来……”
少校替夫人剪指甲，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也不相信他会伸着舌头，我以为这都是侮辱人的谎言，于是我对维克多鲁什卡说：
“既然这是丑事，那为什么你还要朝窗户里面看呢？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当然被臭骂了一顿。不过对于这些辱骂我并不在乎，我只想做一件事，跑到下面去，像少校一样，跪在夫人面前，央求她：
“请您赶快搬家吧！”
现在我懂得了，还有另一种生活，另一些人，另一种思想、感情。因此这房子及它的全体房客使我越来越厌恶了。整个房子都被可耻的谣言结成的网包围着，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免受其恶毒的诽谤。那个团的牧师是一个病号，可怜巴巴的，也被说成是酒鬼和色鬼，而住在那里的军官们和太太们，按我老板一家人的说法，都犯有奸淫罪。那些士兵关于女人的千篇一律的谈论我已感到很反感，而我老板一家人则使我更反感。我非常了解他们之所以喜欢无情议论别人的真正价值。观察别人的缺点，是他们唯一可以享受的免费娱乐。我老板一家人仅仅是为了这种娱乐，就用闲言恶语去糟蹋自己周围的人，好像要以此来报复所有的人，原因是，他们自己生活得如此正派，却依然困难而且寂寞。
每当有人作践玛戈尔王后时，我就气得全身哆嗦，这已不像是孩子的感情冲动，胸中充满了对谎言编造者的憎恨，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控制了我，想对所有的人发狠，大闹一番；有时又产生一种怜悯自己也怜悯一切人的折磨人的情感。这种无言的怜悯比憎恨更为难受。
关于玛尔戈王后的事，我知道得比他们多，所以我害怕他们要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套出来。
每逢节日，当老板一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时，我一早就到她那儿去。她要我到她卧室里见她。我坐在一张用金色绸布包着的小圈椅上，小姑娘爬到我的膝头上来。我对她母亲谈了我读过的书。她躺在一张宽敞的床上，两只小手叠在一起，压在脸颊下面，身上盖一张被子，被子的颜色与卧室里所有东西的颜色一样是金黄色的。黑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越过黑黑的肩膀垂在胸前，有时还从床上拖在地板上。
她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温和的眼睛看着我的脸，不大明显地笑着说：
“啊，是吗？”
甚至是她这种善意的微笑，在我看来，也只是王后的一种宽厚的微笑罢了。她说话声音低沉而柔和。我觉得她说的话，老是一个意思：
“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好，都纯洁，所以我不需要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有时候，我正好碰上她坐在镜子面前一张低矮的圈椅上梳头发，发梢垂在膝盖上和椅子靠背上，通过椅背几乎拖在地板上。她的头发跟我外祖母的一样，又长又密。我从镜子里看见她的黑黑的、结实的乳房。她当着我的面穿束胸和袜子，但她那纯洁的裸体并没有引起我害羞的感觉，只为她感到自豪和喜悦。她身上总是散发着鲜花的芬芳。这种香味在保护着她不让任何人对她产生邪念。
我健康、强壮，很了解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和秘密。但是人们对我讲到这种秘密时，却总是那么冷酷无情和幸灾乐祸，总是那么残酷、肮脏。因此不能想象，男人怎么会去拥抱这样的女人；很难想象，什么人会放肆地无耻地触碰她，去占有她的身体。我坚信，厨房和什物间的爱情，玛尔戈王后是不屑一顾的，她知道的是另一种更高尚的欢愉，另一种不同的爱情。
可是有一天傍晚前，我走进客厅里，听见卧室的门帘后面我敬爱的夫人的响亮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恳求声：
“等一等……天啊！我不相信……”
这时我本该走开，这一点我懂，但是我却没能……
“谁在那边？”她问道，“是你吗？进来吧……”
卧室里放着鲜花，令人感到气闷，光线暗淡，窗帘都放下了……玛尔戈王后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那位拉小提琴的军官和她并排坐在墙边，他只穿一件衬衣，露着胸脯，胸脯上有一道伤痕，像一条红带子从肩部伸展到乳头上，而且非常明显，甚至在昏暗中我都能清晰地看见。军官的头发凌乱得有点可笑。我头一次在他的郁闷的有刀痕的脸上看到了微笑，笑得有些古怪。他那双女人般的大眼睛直望着王后，好像才第一次看出她的美丽似的。
“这是我的朋友。”玛尔戈王后说，不知道她是对我还是对他说……
“你干吗这么慌张呢？”她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她用裸露的发烫的手搂着我的脖子说：
“等你长大了，你也会幸福的……去吧！”
我把书放在书架上，拿起另一本书走了，好像是在梦中。
我心里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咯咚一声破碎了。当然我一刻也没想过，我这位王后会像所有女人一样恋爱，而且那位军官也不容我这样想。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微笑——笑得那么欢快，就像是孩子突然受惊时的那种笑容，他那愁闷的脸也奇怪地活跃起来了。他应该是爱她的，难道可以不爱吗？她也一定用自己的爱慷慨地去回报他，因为他的小提琴拉得这么好，又能那么动人地朗读诗歌……
不过这也是因为，我必须找点东西来作自我安慰罢了。我明白，在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及对玛尔戈王后本人的态度中，并非一切都是好的，也不是一切都是对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失掉了什么，有好几天都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
……有一天我狂暴地、盲目地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去夫人那里借书时，她严厉地对我说：
“听说你是个不要命的捣乱鬼。这一点我可没有想到……”
我忍不住了，就详细地告诉了她我生活得多么糟糕，以及听到别人说她的坏话时心里又有多么难受。她站在我对面，把手放在我肩上，先是认真地严肃地听我说话，不一会儿便笑起来，把我轻轻推一下说：
“好啦，这我全知道。你明白吗？我全知道！”
然后她抓住我两只手，非常亲切地对我说：
“你越少去注意这些肮脏的东西，对你就越好……可是你的手洗得不干净……”
其实，这种话她是可以不说的。如果她也去擦铜器、洗地板、洗尿布的话，我想，她的手不见得会比我的手干净。
“一个人要是会过日子，别人就会生他的气，嫉妒他，要是不会过日子，别人又瞧不起他。”她若有所思地说，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抱了我一下，然后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喜欢我吗？”
“喜欢。”
“很喜欢？”
“是。”
“怎么喜欢呢？”
“不知道。”
“谢谢。你是个好孩子，我喜欢人家喜欢我……”
她笑了笑，还想说些什么，但只叹了口气，许久没有说话，双手依然抱着我不放。
“你要多到我这里来，只要能来，你就来吧……”
我利用这个机会，从她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午饭后当我老板一家人午休时，我便跑到楼下去，如果夫人在家的话，我就在她那里待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你要读俄罗斯的书，了解自己的俄罗斯的生活。”她一边教导我，一边用灵活的粉红色的手指插进她的有香味的头发里。
接着她列举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名字，问我：
“你记得住吗？”
她经常若有所思地、有点惋惜地说：
“你应该去学习，学习，我却老忘了这事！天哪……”
我在她那儿坐了一会儿，便捧着新书回到楼上去，好像全身心都洗了一个澡。
我已读完了阿克萨科夫151的《家庭纪事》、出色的俄罗斯长诗《在森林里》152、令人惊奇的《猎人笔记》153，及格列宾卡154和索洛古勃155的几卷作品，还有魏涅维季诺夫156、奥陀耶夫斯基157、丘特切夫158等人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把贫苦艰辛的现实印象像剥皮似的剥离出来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好书，也懂得了好书对自己是多么的需要。正是这些书使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世界上我不是孤单一人，我是不会沉沦的。
外祖母来了，我很高兴地给她讲了玛尔戈王后的事。外祖母一边甜美美地嗅着鼻烟，一边深信地说：
“是啊，是啊，这太好了！好人是很多的，只要你去找，就会找到！”
有一天她建议说：
“也许，我应该去见见她，替你向她道个谢？”
“不，不用……”
“好吧，那就不去了……上帝啊，上帝，一切都好啊！我愿意永远活着。”
玛尔戈王后要我去学习的事没有办成。三一节159那天发生了一件非常恼人的事情，差点儿把我害死了。
节日前几天，我的眼皮忽然肿得很厉害，眼睛完全睁不开了。老板一家人很惊慌，怕我的眼要瞎了。我自己也很害怕。他们带我到一位熟悉的助产大夫亨利·罗德杰维奇那里去。大夫在我的眼皮里面开了刀。用纱布把眼睛包上。我在又难受又黑暗的苦闷中躺了好几天。三一节前夕，他们给我解开了纱布，我从床上起来，就像从把我活埋的坟墓里重新爬出来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失去视力更可怕的了。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冤屈，它夺去了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欢快的三一节那天，由于我有病，从中午开始就免除了我的一切义务。我便到各个厨房去看那些勤务兵。除了严格的丘菲亚耶夫之外，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傍晚前叶尔莫兴拿劈柴打了西多罗夫的脑袋，西多罗夫当即失去了知觉，倒在过厅里。慌了神的叶尔莫兴逃到沟谷里去了。
令人惊慌的流言很快传遍了院子，说西多罗夫被打死了。台阶旁边挤满了人，在围观一动不动地躺着、脑袋搁在过厅门槛上的西多罗夫。有人小声说，要叫警察来，可是谁也没去叫，也没有人去碰一下这个士兵。
洗衣妇娜塔丽娅·科兹洛夫斯卡娅来了。她穿着一件新的淡紫色的连衣裙，肩上披一条白头巾，生气地把人群推开，走到过厅里，蹲下来，大声喊道：
“你们都是傻瓜！他还活着！快拿水来……”
有人劝她说：
“你还是莫管闲事吧！”
“我说，拿水去！”她好像在救火似的大声喊道，并麻利地把新衣裳撩到膝盖以上，拉了一下衬裙，把士兵流血的脑袋放在自己腿上。
观众不以为然地、害怕地散开了。在昏暗的过厅里，我看见洗衣妇圆圆的苍白的脸上两只充满泪水的眼睛生气地闪着亮光。我去提了一桶水，她叫我把水泼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和胸脯上，并提醒我说：
“别泼在我身上，我还要去串亲呢……”
士兵醒过来了，张开混浊的眼睛，呻吟起来。
“把他扶起来。”娜塔丽娅说着，把手伸进他的腋下，将他抬了起来，两手抬得高高的，以免弄脏了衣服。
我们把士兵抬进厨房里，放在床上；她用抹布擦干净他的脸，自己便转身走了，临走时她对我说：
“你把布浸湿，敷在他头上，我去找那个傻瓜。这帮魔鬼，等着吧，这样喝酒，非抓去劳改不可。”
她把弄脏了的衬裙脱下来扔在屋角里，然后细心地整理了一下沙沙作响、被揉皱了的衣服就走了。
西多罗夫直了直身子，又是打嗝，又是叹气。一滴滴浓稠的黑色的血从他的头上滴落在我赤着脚的脚背上，这真叫我有点难受。但由于害怕，我又不敢把脚抽出来，避开这些血滴。
我感到很难过。外面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房前的台阶和大门口都装点着嫩绿的白杨树，每一根柱子上都扎着新砍下来的枫树和榛树的树枝，整条街都染成了欢乐的绿色，一切都是那么年轻而又新颖，从大清早起我就感觉到这春天的节日已经到来，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一天起，生活将变得更纯洁，更明朗，更快活。
士兵呕吐了。那热乎乎的伏特加酒味和葱臭味充满了厨房。窗玻璃上时而贴着一些模糊而又宽大的脸和压扁了的鼻子，而托着双腮的手掌则像两只大耳朵，使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
士兵一边在回忆，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是怎么啦？我摔倒了吗？叶尔莫兴呢？好伙伴……”
接着便咳嗽起来，流出醉醺醺的眼泪，又哭又嚎：
“我的小妹妹……小妹妹呀……”
他站了起来，全身又滑又湿，臭烘烘的。他晃了一下又倒在床上，奇怪地转动着眼睛说：
“完全打死了……”
我笑了起来。
“谁在笑，鬼东西？”士兵呆呆地望着我说，“你怎么还在笑呢？我都永远被打死了……”
他用两只手来推我，并自言自语地说：
“最先到的是先知伊利亚，第二个是叶戈尔，骑着马，第三个——不要到我这里来，滚开，你是一只狼……”
我说：
“你就别胡闹了！”
他却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大喊大叫，两只脚在地上擦得沙沙响。
“我被打死了，你还……”
于是他伸出发软而肮脏的手朝我的眼睛重重地打了一拳。我大叫一声，眼睛看不见，勉强跳到院子里，正好碰上娜塔丽娅。她拉着叶尔莫兴的手，大声喊道：
“走呀，畜生！”接着她捉住我问道，“你怎么啦？”
“他打人了……”
“打人，是吗？”娜塔丽娅拖长声音说，然后又拖着叶尔莫兴，向他说：
“喂，魔鬼！你该去谢谢你的上帝！”
我用水洗了洗我的眼睛，从过厅的门里我看见两个士兵已经和好，一起抱着在哭，然后两人又要去拥抱娜塔丽娅，她一边击打着他们的手，一边大声说：
“两只狗崽子，缩回你们的爪子！你们当我是什么人？是骚女人吗？趁你们的老爷不在家，快滚回屋里睡觉去，快去，要不然，你们就要倒霉的！”
她像安排小孩子睡觉那样安排他们躺下——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躺在床上。等他们打鼾之后，她才走到过厅里来。
“我全身都弄脏了。我本来是穿着这衣服去做客的！他打你了？……真是一个傻瓜！全都是因为伏特加酒。小伙子，你可别喝酒，永远别喝酒……”
后来我跟她坐在大门口长凳子上。我问她，为什么她不怕酒鬼。
“就是没喝醉的人我也不怕，他们要是敢惹我，我就给他们这个！”她向我伸出一个捏得紧紧的拳头，“我死去的丈夫也是常常酗酒惹祸的人，我把他手脚捆起来，醒来之后，我就把他裤子扒掉，用树条子狠狠抽他，对他说：我叫你别喝，别酗酒；既然娶了老婆，老婆就是你的欢乐，而不是酒！我一直抽他，直到我累了为止。从此之后，他就像我手里的蜡一样，不敢再去喝酒了……”
“你是个女强人。”我说，想起了连上帝都给骗了的夏娃来。
娜塔丽娅叹口气说：
“女人应比男人更强，比男人强两倍才成，可是上帝没有给她！男人都是反复无常的人。”
她说得很平和，没有恶意。她背靠着围墙坐着，双手交叠在宽大的胸前，两眼悲伤地望着垃圾成堆、到处是破砖碎瓦的堤坝。我听她聪明的话听得出神了，忘记了时间，突然看见堤坝后面老板的妻子挽着老板的手，像公火鸡和母火鸡一样，慢慢地、神气十足地走来，相互说着什么，并注意地看着我们。
我赶快跑去开大门。门开了，老板的太太登上楼梯，恶毒地对我说：
“跟洗衣妇调情啦？向楼下那位夫人学的吧？”
这种蠢话并没有激怒我，倒是老板说的带刺的话更使我难受：
“没有什么，是到年纪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下面杂物间去取木柴，在门边一个四方形的猫洞口发现了一个空钱包。这个钱包我以前在西多罗夫手里见过许多次，我立即拾起来，交给他。
“可钱哪里去了呢？”他问道，用手指在钱包里摸摸，“一卢布三十戈比呀，交出来吧！”
他的头用毛巾包着，脸色发黄，身体瘦弱，生气地眨着肿胀的眼睛。他不相信我发现包时包是空的。
叶尔莫兴来了。他朝我这边点点头，对他说：
“这是他偷的，把他拉到他老板那里去吧！士兵是不偷士兵的东西的！”
这些话提醒了我，这钱正是他偷的；他偷了钱，把钱包偷偷扔在什物间里。我立即冲着他的脸大声喊道：
“你撒谎，钱是你偷的！”
我绝对相信我的猜测没有错——他那呆笨的脸由于害怕和愤恨而歪扭了。他转动着身体，尖声地说：
“证据呢？”叶尔莫兴喊着把我拉到院子里，西多罗夫也叫喊着跟在我们后面。从各个窗口探出来许多人的脑袋。玛尔戈王后的母亲静静地抽着烟看着。我明白，在那位夫人的眼里我算是完了——我要发疯了。
我记得，当时两个士兵抓住我的手，我老板一家人就站在他们对面，大家都同情地彼此附和着，听着士兵的诉说。老板太太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这是他干的！昨天他还和洗衣妇在大门口调情呢！就是说，有钱了，没有钱她是不会上手的……”
“正是这样！”叶尔莫兴大声喊道。
地板在我脚下移动了。极度的愤恨让我怒火燃烧，我冲着老板太太大骂起来，结果被痛打了一顿。
不过使我感到痛苦的，与其说是挨打，不如说是下面一种担心：如今玛尔戈王后对我会怎么想，我怎么在她面前辩白呢？在这最倒霉的几小时中，我真的难受到了极点。
幸好士兵把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院子，整条街道。晚上，我躺在阁楼上，就听见下面娜塔丽娅·科兹洛夫斯卡娅的喊声：
“不，我为什么不说！不，亲爱的，你出来，我说，你快出来呀！不然我就对你老爷说去，他会迫令你……”
我立刻就感觉到，这喧闹声与我有关，她正在我们的台阶旁边大声喊叫，而且声音越嚷越大，越嚷越洪亮。
“你昨天给我看的钱是多少？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你告诉我呀。”
我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我听到西多罗夫懊丧地拖长声音说：
“哎呀——呀，叶尔莫兴……”
“你还给那孩子栽赃陷害，把他毒打一顿，是吗？”
我真想跑下楼到院子里去，高高兴兴地跳跃一番，感谢并吻吻洗衣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从窗户里）老板太太大叫起来：
“那孩子挨打，是因为他骂人，至于说他小偷，除了你这个粗鲁无耻的女人外，谁也没有这么想过！”
“太太，你自己才是粗鲁无耻的女人；对不起，我要说，你是一头母牛。”
我听到这种骂声，就像是听到了音乐。委屈和对娜塔丽娅的感激的热泪灼痛我的心，我屏住呼吸，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忍住。
后来老板沿着楼梯慢慢走上阁楼来，挨着我坐在横梁的接口上，理理头发，说道：
“怎么样，彼什科夫老弟，你不大走运吧？”
我不说话，把脸背过去。
“不管怎样，你骂得也太过分了。”他继续说。我则小声地向他宣布：
“等我能站起来时，我就离开你们……”
他默默地坐着，抽着烟，并凝神地注视着烟头，小声地说：
“没有什么，随你的便吧！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好了……”
于是他走了。像平时一样，我有点儿同情他。
此事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便离开了这个家。我实在忍不住想去同玛尔戈王后告别，但我又没有勇气去见她。而且我承认，我在等着她自己来叫我。
在跟小姑娘告别时，我央求她：
“你告诉妈妈，说我非常感激她，非常感激！你会说吗？”
“我会说，”她亲切而又温柔地笑着，答应了我，“明天再见，是吗？”
我大约在二十年后再见到她时，她已嫁给了一个宪兵军官……

十一
我又到“彼尔姆”号轮船上当了洗碗工。这是一条白色的像天鹅一样又宽敞又快捷的班轮。现在我是一个洗碗的“粗工”，或叫“厨房杂工”，月薪七卢布，我的职责是厨师助理。
餐厅管事是个圆滚滚、气鼓鼓的傲慢家伙，秃顶，像个皮球；他两手叠在背后，整天在甲板上拖着笨重的步子走来走去。他的妻子守在餐厅里，这位太太已经四十岁开外，很好看，但已满脸皱纹，涂抹着厚厚的脂粉，以致白色的有黏性的粉末常常从脸颊上落下来，掉在华丽的衣服上。
厨房的主事是位高薪聘请的厨师，名字叫伊万·伊万诺维奇，绰号叫“小熊”，是个小胖子，长只鹰钩鼻子和一双嘲笑人的眼睛；他很讲究打扮，系一条浆熨过的领带，每天刮胡子，青脸颊，黑黑的胡子向上翘着。有空闲就不停地用烤红的手指头摆弄他的胡子，而且老是对着那个带把的小圆镜子照脸。
轮船上最有趣的是司炉雅科夫·舒莫夫。他是个方方正正的宽胸膛的汉子，翘鼻子的脸扁平得活像一把铲子，狗熊似的小眼睛藏在浓密的眉毛下面，两颊长满了卷成小圆圈的胡须，如同沼泽地里的青苔一般；头上的头发长得像帽子一般密实，需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把弯曲的指头插进头发里去。
他很善于玩牌赌钱，嘴也馋得惊人。他就像是一条饿狗，经常在厨房旁边转来转去，想讨到一块肉或骨头。晚上就跟“小熊”伊万·伊万诺维奇一起喝茶，讲述自己惊人的故事。
他从小就在梁赞城里一个牧民家里当助手，后来一个过路的修道士把他骗去进了修道院，在那里当了四年的听差。
“我本来是要当一名修道士，成为一颗上帝的黑星星的，”他快言快语地说着俏皮话，“只是院里来了一个平札省的女香客，她是一个很好玩的女人，我被迷住了。她说：‘你的身材这么好看，那么结实，可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寡妇，孤孤单单的，你就到我那里去做看院子的人吧，我有自己的房子，我在做羽毛生意……’”
“好吧，她要我去看院子，我去做她的情人。就这样，我在她那里住着，吃了大约三年的热面包。”
“你撒谎真大胆，”“小熊”打断了他的话，担心地看着自己鼻子上的小脓疱，“要是撒谎能挣钱，你准要发大财！”
雅科夫嘴里不停地嚼着什么东西。他那瞎子似的脸上的卷须在移动，毛茸茸的耳朵也在动。听完厨师的话后，他继续有节奏地、快速地说下去：
“她年纪比我大，我跟她在一起感到很乏味，令人厌恶，便同她的侄女勾搭上了。她发觉后，痛打了我一顿，把我撵出了院子……”
“你这是活该，再好不过了。”厨师像雅科夫一样轻松而又平和地说。
司炉把一块糖塞进嘴里后，继续说：
“后来我在外面游荡了一段时间，又结识了一个乡村货郎，弗拉基米尔城的小老头，同他一起走遍天下：去过巴尔干群山，到过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奥地利等地，所有民族的地方都走遍了，从一些人的手中买进货物，再卖给另一些人……”
“偷过东西吗？”厨师严肃地问道。
“那老头儿从不偷！他对我说过：在异国他乡，得诚实行事。他说，这里有严格的法律，偷一点东西，就得砍头。说实话，偷窃我也尝试过，可是失手了：我想把商人的一匹马从院子里牵出来，可是不会偷，被捉住了，当然挨了打，一次又一次挨打，后来把我送进了警察所。本来我们是两个人，一个是真正的偷马贼，而我更多是出于好奇罢了。我在那位商人家里干活，给他的新澡堂砌过炉子。商人生了病，做了不好的梦，梦见了我，十分惊慌，于是他去请求上司说：‘放了他吧！’说是放了我，也就是放了他。不然他会老梦见我，他的病就好不了，还说我会魔法。我竟然成了魔法师了！那商人是位有名望的人物，于是我就被释放了……”
“不该释放你，应该把你投进水里泡三天，把你心里的愚蠢念头泡干净才好。”厨师插话说。
雅科夫立刻接下去说：
“对，我有许多愚蠢念头，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的愚蠢念头有整个村子那么多……”
厨师把手指伸进系得很紧的领口里，生气似的要把它松开，摇摇头，懊丧地说：
“真是胡说八道！你这个囚犯，活在世界上就是吃、喝、玩！这都是为什么？喂，你说呀，你为什么活着？”
司炉嘴里嚼着东西回答说：
“这个我不知道。活着就活着呗。有的人躺着，有的人走路，当官的就光坐着，不过大家都得吃饭……”
厨师更生气了：
“就是说，你是一条猪，甚至无法形容你是什么，简直就是猪的饲料……”
“你干吗骂我？”雅科夫觉得奇怪，“男人都是同一棵橡树上的果实。你别骂人，你怎么骂，我也不会变得好些……”
这个人立刻把我牢牢吸引住了。我以一种难于消除的惊讶看着他，张着嘴听他说话。我想，他身上有一种其特有的坚固的生活知识。他对谁都用“你”称呼，对谁都同样地从其毛茸茸的眉毛下正面直视。无论是船长、餐厅管事、头等舱的重要旅客，他都拿他们同自己、水手、食堂仆役、统舱旅客等同等看待。
他经常站在船长或机师面前，把猿人似的长胳膊抄在背后，默默地听着他们骂他偷懒，或骂他玩牌作弊赢人家的钱；他就是站着听。显然，任何斥骂对他都不起作用；就是吓唬他，说下一个码头就撵他上岸——他也不怕。
他身上有一种与大家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跟那位“好事情”一样；看来，他也坚信自己有这种特点，并坚信别人不能了解他。
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受过委屈，或陷入过沉思，也记不得他曾长时间地沉默过。话常常从他那满是胡髭的嘴里流出来，甚至仿佛是违反他自己的意愿，小溪似的滔滔不绝地流着。当别人骂他，或听到什么有趣的故事时，嘴唇便微微地动起来，好像他在默默地背诵着他所听到的话，或者是轻轻地继续说着自己的话。每天值完班之后，他便从锅炉房里爬上来，赤着脚，汗涔涔的，满身油污，穿一件没有腰带的湿衬衣，袒露着卷毛密布的胸膛，接着立即就响起了他那平板、单调而又沙哑的嗓音。他的话语像下雨似的洒落在甲板上。
“你好，老妈妈，你到哪儿去？去契斯托波尔吗？我知道，我在那里待过，在一个富裕的鞑靼人家里当过长工。这个鞑靼人名字叫乌桑·古巴依杜林，有三个老婆，是个老头子，身体很结实，红红的脸。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顶好玩，也是鞑靼娘们，我跟她胡搞过……”
他什么地方都到过，走到哪儿都跟女人乱搞。他讲起这些事来，心平气和，泰然自若，好像一生中从未受过委屈，也未挨过骂。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在船尾的什么地方响起来了：
“玩牌的都是些规矩人！赌钱，玩三张，玩皮条。哎呀！玩牌真有趣，坐着就能挣钱，就是商人做生意……”
我发现，他很少用好、坏、糟糕这些字眼，几乎总是说好玩、开心、有趣。对他来说，漂亮女人是好玩的蝴蝶，是艳阳天，是令人开心的日子。他最常说的是：
“我不在乎！”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懒鬼，我却觉得，他跟大家一样，在炉灶口，在地狱般闷人和发臭的高温中干自己的重活还是尽心尽力的。我不记得他像其他锅炉工那样叫过苦。
有一天不知是谁偷了一位老年女乘客的钱包。那是一个晴朗、幽静的傍晚，大家都过着温馨和睦的生活。当时船长送给了老太太五个卢布，旅客们也相互募捐了一些钱。当大家把钱交给老太太时，她向大家又是画十字，又是弯腰行礼，说：
“亲人们，这比我原来的还多出三卢布十戈比。”
有一个人高兴地喊道：
“你全都拿去吧，老婆婆，还说这干啥呀！三卢布是很有用的……”
也有人谦和地说：
“钱跟人不一样，不会嫌多的……”
这时雅科夫走到老太太跟前，认真地说：
“把多出的钱给我吧，我拿去打牌！”
大家都笑起来，以为司炉在开玩笑，但他却坚持地劝说已陷入尴尬的老太太：
“给我吧，老婆婆！你要钱干什么呢？你明天就要进坟墓了……”
大家臭骂他一顿，把他赶走了。他摇摇头，惊奇地对我说：
“这帮人真怪！干吗要管别人的闲事？老婆子自己说这些钱是多余的！可是这三个卢布对我来说，却是一大慰藉……”
对于钱，大概只要看到它的外形他就感到快慰。他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拿裤子去擦拭银币或铜币，把它擦得亮亮的，然后抖动着眉毛，用弯曲的手指把它拿到其翘鼻子的脸前，仔细地端详着。不过他并不吝啬钱。
有一天他建议我跟他赌钱，我说我不会赌。
“你不会？”他很惊讶，“你怎么不会？还是一个识字的人呢！那我来教你，让我们先赌糖吃……”
他赢了我半磅方块糖，并把糖全部塞进毛茸茸的嘴里去了。后来他看我会赌了，就提议说：
“现在我们来正经赌一把吧，赌钱！有钱吗？”
“有五卢布。”
“我有两卢布。”
不用说，他很快就让我输光了。我想赢回来，便把一件腰间带褶的上衣作五卢布的赌注押上，也输了，于是又把一双新靴子作三卢布的赌注，又输了。这时雅科夫不高兴地甚至生气地对我说：
“不，你不会赌，太急躁了，一下子就把衣服、靴子都输光了。我不要你这些东西，你把衣服、靴子拿回去，钱我还给你四个卢布，只要你一个卢布，作为学费……好吗？”
我非常感激他。
“我不在乎！”他说，作为对我的感激的回答，“玩就是玩呗，也就是逗逗乐罢了，你却把它当成打架一样，太急躁。就是打架，也不能着急，瞧准了再打！你还年轻，应该牢牢地把握住自己，一次不成，五次不成，就来七次，七次之后就得住手，退出。等你冷静下来再去！这才是玩啊！”
我越来越喜欢他，可同时又不喜欢他。他讲的东西有时很像我外祖母讲的，里面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但是他那极浓重的、看来是一生也改不了的对人的冷漠态度，却令人生厌。
有一次，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有一个二等舱的乘客，是彼尔姆的商人，又高又胖，他喝醉了，掉进水里，在金红色的河面上手抓脚蹬地挣扎。轮船立即关了机器，停了下来，轮子下面冒出一团团云雾般的泡沫。落日的余晖把它染成血红的颜色。在这翻腾的血色中，离船尾远远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人体，河面上传来动人心魄的尖叫声。旅客们也喊叫着挤到船边或船尾上。落水者的一个同伴是个棕红色头发的秃顶的人，也喝醉了。他用拳头击打大家，挤在船边喊道：
“滚开，我马上去救他……”
已经有两个水手跳进了水里，并游到离落水者不远的地方了。这时人们从船艄上放下了一只舢板。在船员们的叫喊声和妇女们的尖叫声中，人们听到了雅科夫的像流水一样镇定自若而略显沙哑的声音：
“他会淹死的，肯定会淹死，因为他穿着长外衣！穿长外衣一定会淹死；好比女人，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淹死得快呢？因为女人穿着裙子。女人掉进水里，就像一普特重的砝码，马上就沉到底……你们看，他马上就要沉下去了，我没有瞎说吧……”
那个商人真的沉没了，大家找了两个钟头，也没有找到他。他的同伴酒醒了，坐在船尾上，气喘吁吁，喃喃地抱怨说：
“竟出了这种事！现在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对他亲人说呢？啊，他的亲人……”
雅科夫走到他的跟前，双手叠在背后，安慰他说：
“没有什么，买卖人！谁也不知道，他注定在什么地方死。有的人吃了蘑菇就死了！可成千上万的人吃了蘑菇都没有事，就他一个人死了！那么是蘑菇的问题吗？”
他块头又大又结实，像磨盘一样立在商人面前。他的那些话像糠秕似的撒在商人的身上，开始时商人在默默地哭泣，用宽大的手掌擦拭着胡须上的泪水，静静地坐着，接着便吼起来：
“魔鬼，你干吗要折磨我？正教徒们，把他赶走，不然，要遭灾的！”
雅科夫静静地走开了，说道：
“真是怪人！人家好心对他，他却冥顽不化……”
有时候我觉得司炉工很傻，但我更多地想到，他是在故意装傻。我很想打听他是如何浪游各地的，看到了些什么，但收效甚微。他抬起头来，稍稍张开其狗熊似的黑眼睛，用一只手抚摸着毛茸茸的脸，拖长声调地回忆说：
“老弟，人这东西到处都是，像蚂蚁一样！这里那里都是人。我说呀，他们都是无谓奔忙！最多的当然是农民，简直就像秋天的落叶，到处都是。见过保加利亚人吗？我可见过保加利亚人，也见过希腊人。就是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各种茨冈人我也见过，他们人很多，各色各样！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还能什么样呢？住在城市的是城里人，住在乡村的是乡下人，跟我们这里完全一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有些人甚至说我们的话，只是说得不好。比方鞑靼人或莫尔多瓦人就是这样。希腊人不会说我们的话，他们说得又快又不清楚，好像也是说话，可就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听不懂。跟他们说话必须打手势。我认识的那个小老头则假装听得懂希腊人说话，嘴里嘟噜着卡拉马拉和卡里梅拉什么的。他是个很狡猾的老头儿，把那些人蒙得够呛！……你还要问——他们怎么样？怪人，他们还能怎么样呢？当然，他们的头发是黑的，罗马尼亚人的头发也是黑的，他们是同一种信仰；保加利亚人的头发也是黑的，不过他们的信仰却跟我们一样，而希腊人则跟土耳其人一样……”
我觉得他没有把他知道的全说出来，还有一些话他不想说。
从杂志的插图里我知道，希腊的首都雅典是一个古老而又非常美丽的城市，但是雅科夫却不信任地摇摇头，否定了雅典。
“老弟，你这就受骗了，没有什么雅典，只有雅封，它不是城市，而是一座山，山上有修道院，别的什么也没有。人们称它为雅封圣山，有这个山的画片，那个老头儿就在卖这种画片。有一个城市叫贝尔格莱德，就在多瑙河边上，像雅罗斯拉夫尔或尼日尼一样。他们的城市外表平平常常，可农村就是另一回事了！女人也很漂亮，那里的女人，简直有趣得要命！为了一个女人，我差点儿留在那里了。等一等，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用手掌使劲地搓自己的盲人似的脸，硬毛发出沙沙声，而他的喉咙里也发出一种破铃鼓似的笑声。
“人是健忘的！要知道，当我跟她……分手时，她哭了，我也哭了，真的……”
他很平静地、不知羞耻地教我如何去玩女人。
我们坐在船艄上，迎来了温暖的月夜，在银白色的河水后面，长满青草的河岸隐约可见；山冈那边闪烁着黄色的灯火，像是一些被大地俘获了的星星。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不眠地抖动着，过着宁静而又生生不息的生活。在这种可爱而郁闷的静寂中，又响起了沙哑的话音：
“有时候，她张开双臂，像钉十字架那样钉在你身上……”
雅科夫的话虽然说得不知羞愧，却并不令人生厌，话里没有吹嘘的东西，也没有残忍的东西，只鸣响着某种质朴的、多少带点悲伤的成分。天上的月儿也不知害臊地赤着身子，撩动人心，让人产生某种哀怨的感觉，使我只想起好事，最好的事——玛尔戈王后和真实得难于忘怀的诗句：
只有歌儿需要美，
美却不需要歌儿……
我像抖掉瞌睡那样抖掉这种幻觉，重新向司炉追问他的经历和见闻。
“你是个怪人，”他说，“跟你说什么好呢？我什么都见过。你问我见过修道院没有？我见过。你问下等酒馆怎么样？我也见过。老爷们的生活，庄稼人的生活我全都见过。肚饱肚饥的日子都过过……”
他像走过一条架在深沟上的摇摇欲坠的险桥一样，慢慢地回忆着：
“好，就举个例子吧。当我由于偷马被关进局子里时，我就想：我要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了！而警察局局长，由于其新房子里的炉子漏烟而骂人，我就对他说：‘老爷，这个我能修好。’他却吆喝我说：‘你住嘴！连最优秀的工匠对它都毫无办法……’我又对他说：‘有时候，牧羊人要比将军聪明。’我当时觉得，反正是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所以对什么事都非常大胆。他说：‘好吧，那你就去试试吧，要是你弄得更糟糕，我就敲碎你的骨头！’两个晚上我就把事情做好了。警长非常惊讶，大声喊道：‘啊哈，你这个傻瓜、笨蛋，原来是个工匠！那你为啥去偷马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那是我做了蠢事。’他说：‘真是蠢事，我很同情你！’唔，他都说同情我，瞧见了吗？当警察的按职责是无情的，可他却同情起我来了……”
“那又怎么样？”我问道。
“没有什么。他同情我了，还要怎样呢？”
“干吗同情你呢，你不过是一块石头罢了！”
雅科夫温厚地笑笑说：
“真是怪人！说我是石头。可石头你也得同情，石头也有用得着的地方。街道就是用石头建造的。任何材料都要爱惜，没有一样东西是白白地存在的。沙子是什么？可沙子上面也会长出小草来……”
司炉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明白了：他一定知道某种我所不理解的东西。
“你觉得厨师怎么样？”我问他。
“你是说‘狗熊’吗？”雅科夫冷漠地说，“对他有什么想法？目前什么也没有。”
这是实话。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么严格正派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他身上只有一点是很有趣的：他不喜欢司炉，老是骂他，却又经常请他喝茶。
有一天他对司炉说：
“如果现在还有农奴制度，而且我又是你的老爷的话，对于你这样好吃懒做的人，我会每星期鞭打你七次！”
雅科夫严肃地说：
“七次——太多了一些！”
厨师不知为什么一边骂他，一边又给他吃各种东西。他粗暴地塞给他一块吃的，并且说：“啃去吧！”
雅科夫就慢慢地啃着，说：
“多亏了你，我长了不少力气，伊万·伊万诺维奇！”
“有力气，对你这个懒汉来说，又有啥用？”
“怎么没有用呢？我会活得更长久……”
“魔鬼，你活着干什么呢？”
“魔鬼也要活着。难道活着不是很好玩吗？伊万·伊万诺维奇，活着非常开心！……”
“真是个白痴！”
“什么？”
“白——痴。”
“这是个什么词。”雅科夫感到奇怪。“狗熊”便对我说：
“你想想：我们在地狱般灼热的炉灶边把血抽干了，把骨头烤酥了，而他却像猪一样还在大吃大嚼！”
“各人有各人的命。”司炉一边咀嚼着食物，一边说。
我知道，在炉口前烧火比在炉灶台上干活更辛苦更热。有几次夜里跟雅科夫一起尝试过“烧火”的滋味。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把干这种活的苦楚告诉厨师呢？不，这个人一定知道点什么特别的事情……
船长、轮机长、水手长和所有不偷懒的人都骂过他。奇怪的是，为什么不开除他呢？司炉们对他的态度显然要好一些，虽然他们也笑他的饶舌和打牌。我问过他们：
“雅科夫是好人吗？”
“雅科夫？没有什么。他不会得罪人，你怎么摆布他都可以，就是把一块烧红的炭火放在他怀里他也不会……”
尽管司炉工的活很重，尽管他有像马一样的胃口，但他的睡眠却很少——换班回来，常常衣服也不更换，满身汗水，脏得很，就到船尾去站一整夜，跟旅客们聊天、打牌。
他站在我前面，像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子，我觉得在这个箱子里面，藏有我所要的东西，我一直在寻找钥匙，要把箱子打开。
“老弟，你想要什么？我无法理解。”他用那藏在眉毛下的让人看不见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问道，“是的，地方我的确游历过不少，还有什么呢？你真是怪人！你最好还是听我讲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吧。”
于是他就讲起来了：在一个县城里，住着一位害肺病的青年法官，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身体健康，没有孩子。这个德国女人爱上了一个卖布的商人。但是商人已经结婚，而且老婆很漂亮，已经有三个孩子。商人发现德国女人爱上他后，便想捉弄她一下：他叫她夜里到他花园里来，自己又另约了两个朋友，让他们藏在花园的灌木丛中。
“妙哉！德国女人来了，他们谈了起来，说这说那。她说：我全都属于你了！他却对她说：太太，我可不能答应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我替你邀请了两位朋友，他们中，一个是老婆死了，另一个是单身汉。德国女人‘啊’了一声，便给商人的嘴脸一个巴掌，他从板凳上摔了下来，她便揪住他，用鞋和鞋后跟踩他的脸！她是我领来的，我当时是法官家看院子的人。我从篱笆缝里一看，看见里面乱成一团。当时两个朋友跳了出来，揪住她的辫子，我也跳过篱笆，把他们推开，对他们说：‘喂，商人先生们，不能这样！太太是真心来找他的，他却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把戏。’我领她回去；他们则用砖头砸伤了我的头……她懊丧莫及，六神无主地在院子里打转，并对我说：‘我要回家去，回德国去，雅科夫，我丈夫一死，我就回去！’我对她说：‘当然，应当回去！’法官死后，她就回去了。她是一位温柔、聪明的女人，她丈夫对人也很亲切，愿上帝给他安宁……”
我疑惑不解，不大理解这个故事的意义，所以我沉默不语。我感到这里面似乎有点我熟悉的、无情的和荒唐的东西，可是我能说什么呢？
“这个故事好吗？”雅科夫问道。
我说了几句，愤慨地骂了几声，但他却平静地解释说：
“酒足饭饱的人什么都满足了，有时就想开开心，但是并不成功，他们不会。买卖人当然是严肃的人，做生意要花不少脑筋。靠脑子生活是很枯燥的，所以就想玩玩游戏。”
船体后面全是泡沫，河水流得很急，可以听见水的奔腾声。黑色的河岸慢慢地向后退，甲板上的旅客们在打鼾。在那些长凳子和熟睡的人体之间，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干瘦的女人悄悄地走来，正向我们靠近；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花白的头上没有戴头巾。司炉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小声说：
“瞧，这个女人感到寂寞了……”
我觉得，别人的寂寞倒使他开心。
他讲了很多故事，我都贪婪地听着，他讲的所有故事我都很好地记得住，可就是不记得有一个快活的故事。他讲得比书本里还要心平气和。在书本里我常常体会到作家的感情，作家的喜怒哀乐。这个司炉却不笑，也不评论，没有一件事能使他生气或明显地使他高兴；他讲话就像是站在法官面前的一个冷漠的证人，是与原告、被告、法官都毫无关系的人……这种冷漠越来越引起我难耐的苦恼，使我对雅科夫产生一种愤怒的厌恶感。
生活像锅炉底下的火一样在他面前燃烧。他站在炉门前，粗糙的熊掌般的爪子握着木槌，轻轻地敲击着喷嘴的开关，增加或减少所需要的燃料。
“他们欺负过你吗？”
“谁敢欺负我？要知道，我强壮有力，我能给他们一下……”
“我不是说打架，而是灵魂方面——受过欺负没有？”
“灵魂是不可以欺负的，灵魂不容许欺负。”他说，“无论怎样你都别去碰人的灵魂……”
甲板上的乘客们、水手们，所有人都像谈论土地、工作、面包及女人那样那么多那么经常地谈论灵魂。在普通人的言谈中，灵魂是个常用词，像五戈比的硬币那样流行。我不喜欢人们把这个词随便挂在滑溜溜的舌头上，每当庄稼汉骂娘时，都要辱骂到灵魂，不管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我都感到痛心。
我记得十分清楚，我的外祖母在谈及灵魂时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她说灵魂是爱情、美和快乐的神秘的储存器。我曾相信，好人死后白衣天使就会把他的灵魂送到蓝天上我外祖母的善良的上帝那里去，上帝会亲切地欢迎他说：
“怎么样，我的亲爱的，怎么样，我的圣洁的，受尽了折磨，吃尽苦头了吧？”
于是他就把六翼天使的翅膀送给了灵魂——六个白色的翅膀。
雅科夫·舒莫夫谈到灵魂时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像我的外祖母一样。他很少谈，而且不乐意谈到灵魂；骂人的时候也不牵及灵魂。当别人议论灵魂时他就耷拉着像牛一样的红脖子，默不作声。当我问他什么是灵魂时，他回答说：
“是一种精气，是上帝的气息……”
我还不满足，再追问他时，这个司炉低下头说：
“老弟，关于灵魂的事连神父也不大清楚，这是一种秘密……”
他使我经常地想着他，努力去理解他，可是这种努力却徒劳无益。他那粗壮的身影也老是挡着我的视线，让我除他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餐厅管事的老婆对我的态度亲切得有点可疑。每天早晨，我都得侍候她盥洗。这本是二等舱女仆鲁莎的活。鲁莎是个干净快活的姑娘。在狭小的舱室里，我就站在上身赤裸的餐厅管事老婆的身边，看见她那像发过头的面团一样松弛的黄色肉体，心里非常厌恶，并不禁想起了玛尔戈王后那铸铁般黝黑的身体。餐厅管事老婆的话还特别多，时而唠叨、埋怨，时而生气、嘲讽。
我听不懂她说话的意思，尽管我远远地也能隐约地猜想到那可怜、可卑而又可耻的含义。不过我并不愤懑，我的生活离餐厅管事老婆，离船上发生的事情很远。我好像是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巨石后面，巨石挡住了我，看不见那日夜漂流、不知去向的整个世界。
“咱们的加夫里洛芙娜全身心地爱上你了，”我好像是在梦中听到鲁莎的讥讽话，“张开你的嘴，吞下这幸福吧……”
不仅她讥讽我，而且整个餐厅的茶房都知道餐厅管事老婆的这个弱点。厨师紧皱眉头说：
“这婆娘什么都吃过——现在想吃馅饼，想吃蛋糕了！这种人哪……彼什科夫，你可要当心，不仅要睁大两只眼，要睁大三只眼才行……”
连雅科夫也以父辈的姿态劝导我：
“当然，要是你再长两岁，我也就不这么说你了，不过，如今像你这样的年纪，我劝你还是别上钩的好！不然，你就随便吧……”
“别说了，”我说，“这种下流事……”
“当然……”
但是他立刻又用手指搔搔紧贴在头上的头发，说了几句圆滑的话：
“不过你也得理解她，她现在过得很寂寞、冷清……就是一条狗，也喜欢有人爱抚它，何况是人呢！女人是靠爱抚活着的，就像蘑菇需要潮湿一样。她自己也害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肉体要求爱抚，仅此而已……”
我紧盯着他那双不可捉摸的眼睛，问道：
“你可怜她？”
“我？难道她是我的母亲？人家连母亲都不同情，可你……怪物！”
他像破铃铛似的笑了笑。
有时我望着他，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声的空虚中，掉进了无底深渊里和黑暗里。
“大家都结婚，而你，雅科夫，为什么不结婚？”
“我干吗要结婚？女人我随时都可以搞到，这要感谢上帝。很简单……结了婚的人就得定点居住，当农民。可是我的土地又差又少，就是这一点点土地也被叔父占去了。我哥哥当兵回来，与叔父争吵，打官司，用棍棒打了他的脑袋，流了血，为此哥哥坐牢一年半。从牢里出来后，还是一条路，再次坐牢。他的老婆年纪轻轻的，挺招人喜欢……唉，有什么好说的呢！结了婚，就意味着待在自己的窝里当主人，可是当兵，又不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你祈祷上帝吗？”
“真怪！当然祈祷……”
“怎样祈祷？”
“各式各样。”
“你念什么祷告文？”
“祷告文我不懂，老弟，我只是简单地说：天主耶稣啊，怜惜活人，让死者安息。主啊，保佑我们不要生病……也许我还说了些什么……”
“什么？”
“总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论说什么，他都听得到的！”
他对我很亲切，带一种好奇心，就像对待一只聪明的会逗人乐的小狗。我夜间有时和他坐在一起，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石油味、焦煳味及大葱味。他喜欢吃大葱，吃生葱就像吃苹果一样。有时他会突然求我：
“喂，阿列哈160，随便念首诗听听吧！”
我记住了许多诗，此外我还有一个厚厚的本子，里面抄了许多我心爱的东西。我给他念《鲁斯兰》时，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闭上眼睛，也不说话，屏住有点沙哑的呼吸，然后小声地说：
“很喜欢，写得很流畅！是你自己编的吧？是普希金的诗吗？有一位叫穆欣-普希金的老爷，我见过他……”
“不是那个。我说的普希金早就被打死了！”
“为什么？”
我像玛尔戈王后对我讲的那样，简略地对他说了。雅科夫听着，然后平静地说：
“有好多人都是为了女人而活活地丢了命……”
我经常把从书上读到的故事转述给他听。我把这些故事混合在一起，编成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里面既有令人不安的美好生活，也有充满火一样激情的各种狂热的英雄业绩、贵族式的风雅、童话般的成就、决斗与死亡、高尚的辞藻与卑劣的行为。在这些故事中，我拿罗堪博尔161代替了拉·莫尔和汉尼拔尔·柯罗纳尔162等骑士形象，由路易十一163代替了葛朗台164的父亲，把骑兵少尉奥特列塔耶夫165同亨利四世166混淆了起来。这个长故事，凭借我的灵感，改变人物的性格，变换事件，成了我个人的世界，跟外祖父的上帝一样，在这里我是自由的，可以玩弄一切。这种书上的混乱并不妨碍我看见现实的本来面目，也不减弱我去了解活人生活的愿望，而是用一种透明却又不能穿透的云把我盖住，使我能够防御许多容易传染的污秽和有害的生活毒素。
书籍使我成了不易受到种种病毒侵害的人。我懂得人们怎样相爱，怎样受苦，不能逛妓院；廉价的淫荡引起我对它的厌恶和对乐此不疲的人的怜悯。罗堪博尔教我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屈服于环境。大仲马的主人公们让我产生某种去为重要而又伟大的事业献身的愿望。快活的皇帝亨利四世就是我心爱的英雄。我觉得贝朗瑞的一首名歌就是歌颂他的：
他给农民许多福利，
自己也爱喝上两杯，
要是人民全都幸福，
皇帝为何不可喝醉？
这些小说都把亨利四世写成接近人民的好人。他像太阳一样光辉。他使我相信法兰西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国家，是骑士的国家，不论他们穿上皇袍还是穿农民服装，都同样高尚。安日·皮杜167也跟骑士达达尼扬168一样。亨利被杀死时，我伤心痛哭，并且切齿痛恨拉瓦里雅克。在我给锅炉工讲的故事中，这位皇帝永远都是主要的主人公。我觉得雅科夫好像也爱上了法国的“亨利皇帝”。
“亨利皇帝是好人，跟他在一起，哪怕去捕鱼或干什么都行。”他说。
听故事时他不大声惊叹，也不提问题来打断我，而是默默地低头听着，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块长了青苔的石头。但当我有时讲话突然中断时，他马上就会问：
“完了吗？”
“还没有。”
“那你别停下来呀！”
谈到法国人时，他喘着气说：
“他们过得很凉快……”
“什么意思？”
“瞧，我们在火热中生活、做工，他们却过着凉快的生活，而且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喝酒、游玩——多舒服的生活！”
“他们也干活。”
“从你讲的故事中，我可看不出来呀！”锅炉工公正地指出。于是我突然明白过来，在我读过的书中绝大部分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些高贵的主人公是如何工作和靠什么劳动生活的。
“喂，我想睡一会儿觉。”雅科夫说，就在坐着的地方躺下来，一分钟之后，便均匀地打起鼾来了。
秋天，卡马河两岸变成了棕红色，树木则染上了金黄色，斜阳的光线也开始变白了，这时雅科夫突然下船走了。在这之前的一天他还对我说：
“后天咱们就要到彼尔姆了，上澡堂里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浴，然后再到一个有音乐的餐馆去——多开心呀！我喜欢看乐器演奏。”
可是到了萨拉普尔时，船上上来一个大胖子，他长着一副女人的面孔，肌肉松弛，没有胡子，也没有唇髭，穿一件暖和的长衫，戴一顶有护耳的狐皮帽，这就使得他更像一个女人了。他马上占了厨房旁边的一张桌子，那里比较暖和一些，并要了茶具，连衣扣都没有解开，帽子也没有摘掉，大汗淋漓地便喝起黄色饮料来。
秋天的乌云不停地洒着细雨。当这个人用方格手帕去擦脸上的汗水时，雨好像就下得小一些了，而当他再次出汗时，雨好像又变大了。
很快雅科夫便出现在他的身边。他们在查看日历上的地图。这位旅客用手指指着地图，雅科夫则平静地说：
“有什么呀！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
“那就好。”这位旅客尖声地说，把日历放进鞋边打开的皮袋里。他们一边小声地交谈，一边喝茶。
雅科夫上班之前我问过他，这是什么人。他笑笑回答说：
“表面上是只鸽子，其实是阉割派教徒。是从西伯利亚来的，远着呢！真有趣，他是按计划生活的……”
他离开我走了，抬起那双像马蹄一样的又黑又硬的脚跟踏在甲板上，发出咚咚响声，但又停下来，搔搔他的腰说：
“我决定到他那里去打工了。我们到了彼尔姆就上岸。啊哈，再见了！先坐火车，然后坐船，再骑马，好像需要五个星期。瞧，这个人住得多远……”
“你认得他吗？”雅科夫的突然决定让我感到惊奇，所以我问他。
“哪里认得呢？从未见过面，他那地方我也没有去过……”
次日早晨，雅科夫穿着满身油渍的短皮袄，脚上套着一双破皮鞋，戴上“小熊”那顶没有帽沿的破草帽，伸出他那生铁般的手指握着我的手说：
“跟我一起走吧，好吗？小鸽子，只消一句话，他就会把你带走。你愿意的话，我就对他说。他会割掉你身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钱给你。他们顶喜欢干这种事。把你阉了，他们还奖励你……”
阉割派教徒腋下挟着一包白白的东西，站在船舷边，用无神的眼睛望着雅科夫，身体肿胀得像浮尸一样。我小声骂了他。雅科夫又一次紧握了我的手。
“由他去吧，没关系！各拜各的神，与我们何干？再见吧！祝你幸福！”
雅科夫·舒莫夫像熊一样倒倒脚便走了，在我的心里留下一种不轻松的复杂的感情：既有点可怜司炉，又有点恼恨他，回忆起来还有点忌妒他，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到不知道的地方去时，心里又有点不安了。
雅科夫·舒莫夫究竟是什么人呢？

十二
到了晚秋，轮船停航了，我便进了一家圣像作坊当学徒工。可是第二天，我的老板娘，一个温和的爱喝点酒的老太太，用弗拉基米尔省的方言对我说：
“现在是日短夜长，你早上到铺子里去打打杂，站站柜台，晚上去学习！”
于是她把我派给了一个个子矮小、腿脚勤快的掌柜做使唤。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张漂亮的甜腻腻的脸。每天早晨，在寒冷而又昏暗的黎明中，我同他一起穿过全城，经过仍在睡梦中的商业街伊林卡到尼日尼市场去。铺子设在一家旅馆的二层楼上，是由一间栈房改建的，光线很暗，安着一扇铁门和一个小窗户，窗户对面是带铁皮顶的外廊。铺子里堆满各种大小不同的圣像和神龛，有的圣像很平整，有的雕有葡萄花饰；还有教堂用的黄皮面的斯拉夫文的书籍。我们的铺子旁边，还有另一家铺子，也是卖圣像和各种书籍的，那里有一个黑胡子商人，是伏尔加河对岸克尔仁斯克地区有名的旧教派经学家的亲戚。这个商人有一个身体干瘦、动作灵活的儿子，年纪与我相仿，长着老头子似的又小又灰的脸和一双耗子似的不安分的眼睛。
铺子一开门，我就得到饭馆里去打开水；喝完茶之后，便拾掇店堂，擦拭商品上的灰尘，然后就站立在阳台上，机警地注视着，不让顾客跑到相邻的铺子里去。
“顾客都是傻瓜。”掌柜很得意地对我说，“对顾客来说，在哪儿买东西都是一样，只是要便宜，他们不懂商品的好坏！”
他一边很快地用手指弹了弹圣像的木块，一边夸耀自己精通买卖技艺，教导我说：
“姆斯乔尔村169出的产品价钱便宜，三俄寸宽四俄寸长的价位是……而六俄寸宽七俄寸长的价位则是……你了解圣徒的名堂吗？记住：沃尼法蒂是防酒癖的；大殉道女瓦尔瓦拉是防牙病和暴死的；瓦西里·布拉仁内是防疟疾和热病的……你知道圣母吗？注意，有悲叹圣母170、三手圣母171、阿巴拉茨卡娅预兆圣母172、勿哭我圣母173、消愁圣母174、喀山圣母175、庇护圣母176、七箭圣母177……”
我很快记住了圣像的不同尺寸和不同工种的价位，记住了圣母像的区别，但是要记住圣徒们的功用却不容易。
有时我站在小铺门口正在想什么事时，掌柜却突然要考我的知识。
“解除妇女难产的是哪位圣徒？”
如果我答错了的话，他就轻蔑地问我：
“你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更为困难的是招揽顾客。那些画得丑陋不堪的圣像，我自己都不喜欢，更不好意思去把它们卖给别人。
根据外祖母所讲，我觉得圣母都是年轻、漂亮的，善良的，杂志上的图片也是这样。可是圣像上的圣母却画得那么老丑，那么严厉，鼻子又歪又长，一双手像木棍子那样。
在星期三、星期五的赶集日里，生意很红火。外廊上会出现许多乡下人和老婆婆，有的是整家整家的人都来了。他们都是伏尔加河对岸的旧教徒，是多疑、阴郁的山里人。你有时会看到那个穿着老羊皮和家织粗毛呢的身体笨重的人，他慢慢地走在长廊上，生怕摔倒似的。站在这个人面前我真不自在，很别扭，费了好大的劲才走过去，拦住他，在其穿着笨重靴子的脚边转了一下，像蚊子叫似的小声说：
“老人家，你想买点什么？加注释的、详解的圣诗集，叶夫连姆·西林的书，基里洛夫兄弟的书，圣典、圣课经等全都有，请您随便看看。所有的圣像任你挑选，各种价位的都有；做工最佳，颜色深暗！所有圣徒圣母像都可以定做，随你的意；也许您想订一个纪念命名日的圣像或保护家庭的圣像吧！我们有俄罗斯最好的圣像作坊！买卖也是全城第一！”
捉摸不透、难于了解的顾客像瞧狗似的瞧着我，许久都不说话，然后突然用木头一样的手把我推在一边，走到隔壁铺子里去了。这时我的掌柜便用手揉着大耳朵生气地叫道：
“你把顾客放跑了，生意人！……”
隔壁铺子里响起了一种柔和甜蜜的声音，一番迷人的话语：
“亲人呀，我们可不卖羊皮，也不卖靴子，而是专卖上帝的天惠，这比金银还要珍贵，而且是无价之宝……”
“魔鬼！”掌柜既嫉妒又叹赏地说，“真把那乡巴佬蒙住了！你该好好学学，好好学学！”
我是诚心诚意地学，任何事情，既然干了，就要干好。可是招揽顾客、做生意我却做不好。那些阴沉的寡言少语的乡下人，那些像耗子一样，见什么东西都怕得低下头的老婆婆引起我的同情，我很想悄悄地告诉他们圣像的实价，不向他们多收二十戈比。我觉得他们都是穷人，饥饿的人，看到他们用三个卢布去买一本赞美诗，我感到很奇怪。这本书是他们买得最多的。
他们对书和圣像价值的知识也使我很吃惊。有一天有一个被我拉进铺里来的白头发老头温和地对我说：
“小伙子，你说你们的圣像作坊是俄罗斯最好的。这可不对呀！俄罗斯最好的是莫斯科的罗戈仁圣像作坊！”
我不好意思地躲到一边去了，他也没有进隔壁的铺子里去，而是悄悄地往前走了。
“碰钉子了？”掌柜挖苦地问我。
“你没有向我提到过罗戈仁作坊……”
他骂了起来：
“这些不声不响的家伙四处游荡，他们什么都知道，该死的老狗，什么都懂……”
我的掌柜长得漂漂亮亮，不愁吃穿，自尊心很强；他厌恶乡下人，即便在心情好的时候，也常向我抱怨说：
“我聪明，喜欢干净，喜欢香味——神香啦，花露水啦。可是，尽管我有高尚品位，为了替老板挣五个戈比，我还得在那些臭乡巴佬面前点头哈腰！你当我好受吗？乡巴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臭毛皮，地上的虱子罢了，可是……”
他很伤心，不再说话了。
我却喜欢乡下人。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感受到一种像雅科夫那样的神秘的东西。
有一回，铺子里进来一个穿羊皮袄外面还罩一件短皮大衣的彪形大汉，他摘下毛茸茸的帽子，望着点着神灯的角落，用两个指头画过十字，尽量不去注意那神灯照不到的圣像，然后默默地向四周扫了一眼，说道：
“给我一本加注释的赞美诗！”
他卷起皮衣的袖子，抖动着泥土色的干裂得快要流血的嘴唇，久久地念着书里的扉页。
“再古一些的——没有吗？”
“古版书要几千卢布，你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乡下人润润指头，又翻了一页。他指头碰到之处，都留下了一个黑色的指印。掌柜用吃惊的目光盯着这个顾客的头顶说：
“圣书都是一样的古物，上帝没有改变自己说的话……”
“我们知道，听说过！上帝没有改，是尼康改的178。”
于是这位顾客把书合上，默默地走了。
有时候这些山里人同掌柜还争论起来。我明白，他们对圣书知道得比掌柜还多。
“这些泥淖里的异教徒。”掌柜埋怨地说。
我还看见，新版书虽然并不合乡下人的心意，但他们还是对新书怀着敬意，小心翼翼地触摸它，好像这书会像小鸟那样从他们的手里飞走似的。看见这种情况我很高兴。因为书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奇迹，里面隐藏着作者的灵魂，我把这个灵魂放出来，它就会秘密地跟我说话。
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常常拿些尼康时代以前的旧版书，或是这些书的手抄本来卖。这些手抄本做得很漂亮，都是那些隐居在伊尔吉兹和凯尔仁茨各地的旧派女教徒抄写的。还有一些则是没有经过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179修订的日课经文月书的手抄本、圣像旧墨迹、十字架、涂了珐琅的铜制折叠圣像（北部沿海地区的铸造品）、莫斯科公爵们赏赐给酒保们的银匙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是非常神秘地左顾右盼后才从衣摆下面拿出来的。
不论是我的掌柜还是隔壁的老板对这种卖主都是非常注意，互相拼命争夺的。花几个卢布或几十个卢布买到这种古董，到市场上就可以以几百卢布的价钱卖给那些有钱的旧教徒。
掌柜教导我说：
“你要特别注意这些从深山老林里来的人，这些妖人、术士，要睁大眼睛盯着！他们会给你带来好处的。”
每当出现这样的卖主时，掌柜便派我去请旧教派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来，他是古本、圣像，一切古董的鉴定家。
鉴定家是个高个子老头，留着与瓦西里·布拉仁一样的长胡子，一张令人愉快的脸上，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他的一只脚被截去了，因此一手拿一根长拐棍，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他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穿着一件道袍似的薄外套，戴一顶铁锅似的奇形怪状的丝绒帽子。他长得很精神，腰板很直，一进铺子，便垂肩弯背，轻声叹气，常常用两根手指画十字，不停地念着祷词和赞美诗。这种虔诚和老态龙钟的样子，马上就赢得了卖主对这位经学家的信任。
“你们有什么麻烦事吗？”老头问道。
“有人拿圣像来卖，说是斯特罗加诺夫画的。”
“什么？”
“斯特罗加诺夫的。”
“啊哈……我听不大清楚，上帝堵塞了我的一个耳朵，让我别去听那些尼康派的肮脏话……”
他摘下帽子，平平地举起那只圣像，沿着画看，接着是旁边看，直着看，然后看木头上的接合榫，眯缝着眼睛，嘴里嘟哝着：
“这些不敬神的尼康派，他们知道我们喜欢古圣像，便像魔鬼那样阴险，制造出各种各样的赝品。如今假圣像造得惟妙惟肖，唉呀，真是惟妙惟肖！乍一看，那圣像似乎真是斯特罗加诺夫的，或乌斯秋日的东西，要不就是苏兹达里斯基的东西，可是用内行的眼睛一看——全是赝品！”
他要是说“赝品”，那么这个圣像就一定是稀有的珍品。他通过一系列约定的暗号告诉掌柜，这个圣像或这本书可以出多少钱。我知道，“灰心和悲哀”一词是表示十个卢布，“尼康老虎”一词则表示二十五卢布。看到他们这样地欺骗卖主，我感到害臊。不过看着旧派经学家的这种巧妙把戏，也让我着迷。
“那些尼康派分子是尼康老虎的黑心子弟，他们在魔鬼引导下什么都干得出来。你看那做底子用的白灰泥，简直像是真的一样；服装也是同一个人画的，可是你瞧那脸，就不是同一个手笔了，不是了！老师傅们，像西蒙·乌沙科夫，虽然是异教徒，却自己画全像，既画衣服也画脸孔，就是底板，也是他亲自刨的，底色也是亲自涂的。可是今天那些秽亵神灵的家伙就做不到了！从前画圣像是一种神圣的事业，而如今，不过是一种手艺罢了！就是这样，上帝的信徒们！”
最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圣像往柜台上一放，戴上帽子说：
“罪过。”
这就是说，收购吧！
卖主沉浸在长河流水般的甜言蜜语里，老头的渊博知识让他震惊，他恭敬地问道：
“尊敬的老人家，圣像怎么样呢？”
“圣像——是尼康分子做的。”
“这不可能！我爷爷、太爷爷都拜过它……”
“可是尼康生活的时间比你太爷爷还要早。”
老头把圣像拿到卖主的面前，严厉地说：
“你瞧这副笑脸，这难道是圣像？这是一张画，像一种艺术模制品，尼康派的玩意儿。这东西没有精神！我说得不对吗？我是个老人，追求真理，我很快就要到上帝那里去了，还去扭曲灵魂吗？犯不着！”
他装着由于别人不相信他的鉴定而深受委屈的样子，从铺子里出来走到外廊上去，好像他已经衰老得快要死了。掌柜付了几个卢布买下了圣像，卖主向彼得·瓦西里伊奇深深地鞠了一躬就离开了。我被派去饭馆打水泡茶。回来时我看见鉴定家精神抖擞，十分快活，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件购物，教导掌柜说：
“瞧这圣像，多么严谨，笔法细腻，充满神灵的威严，没有一点凡人的俗气……”
“那么这是谁的墨迹呢？”掌柜高兴得跳起来问道。
“你要知道这个还太早了点。”
“行家能出多少钱呢？”
“这我也不知道。让我拿去给人看看再说……”
“啊呀，彼得·瓦西里伊奇……”
“要是能卖出去，分给你五十卢布，其余的归我。”
“啊哟……”
“你别啊哟，啊哟的……”
他们喝着茶，两双骗子眼睛相互对视着，无耻地进行着交易。很明显，掌柜完全落入了老头的手中。等老头走了之后，他一定会对我说：
“你要注意，别对老板娘说这桩买卖的事！”
谈妥了卖圣像的条件之后，掌柜问他：
“城里有什么新闻吗，彼得·瓦西里伊奇？”
老头用一只发黄的手捋了捋胡子，露出油腻腻的嘴唇，讲述了富商们的生活，他们买卖上的兴隆、纵酒作乐、疾病、婚礼、夫妻离异，等等。他们说起这些油腻的故事来又快又机灵，就像一个巧厨娘煎油饼一样，说话中还时时发出嘻嘻的笑声。掌柜的圆脸由于羡慕和狂喜变成了褐色，两只眼睛蒙上了一层幻想的轻雾，边叹气边诉苦说：
“人家都正常地生活，可我呢……”
“各人有各人的命，”经学家用男低音说道，“有些人的命是天使用小银锤打出来的，可另一些人的命则是魔鬼用斧背敲出来的……”
这个结实有力的老头什么都知道——知道城里的全部生活，知道商人、官吏、神父、小市民等的全部秘密。他像一只猛禽，目光锐利，他身上兼有狼和狐狸的东西。我总想惹他发怒，但他远远地像通过一层雾似的望着我。我觉得他被笼罩在一种无底的空虚之中，如果再走近他一点，就会掉进不知什么地方去。因此我觉得他身上有某种类似司炉舒莫夫的东西。
尽管掌柜当面背后都赞赏他聪明，但有时候他也和我一样，想惹老头生气，让他难受。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骗子。”他突然挑衅性地看着老头的脸说。
老头懒洋洋地笑了笑回答说：
“只有上帝不骗人。我们生活在傻瓜中间，如果不骗傻瓜，那么傻瓜还有啥用呢？”
掌柜气坏了。
“乡下人也不全是傻瓜，要知道，商人也是来自乡下人！”
“我们谈的不是商人。傻瓜当不了骗子。傻瓜是圣徒，他的脑子在睡觉……”
老头说得越来越没劲，这非常使人生气。我觉得他好像站在一个草墩子上，周围都是泥淖。无法叫他动气，他是不会动怒的，要不就是他善于把怒气深深隐藏起来。
但是他常常自己来纠缠我，走到我的跟前，胡子下面咧着嘴，问道：
“那个法国作家你怎么称呼来着，叫波诺士？”
他这种故意糟蹋别人姓名的恶劣态度，使我非常生气，但是我忍住了。我回答说：
“是庞逊·德·捷拉伊利。”
“在哪里丢失了？180”
“别胡闹了，你又不是小孩子。”
“你说得对，我不是小孩子。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叶夫列姆·西林的书。”
“谁写得好些，是那些普通作家，还是这一位？”
我没有说话。
“普通作家写什么多一些？”他接着问。
“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写。”
“那么就写狗写马喽，狗和马到处都有。”
掌柜哈哈地笑起来，我却很生气。我感到难过，不痛快。这时我要是离开他们的话，掌柜就会出来阻止：
“你到哪儿去？”
老头又来考问我：
“喂，有学问的人，请你回答一道题：在你面前有一千个裸体的人，五百个女的，五百个男的，其中也有亚当和夏娃——你如何把亚当和夏娃找出来呢？”
他追问了我很久，最后得意扬扬地宣布说：
“小傻瓜，他们不是人生出来的，是上帝造的，所以他们身上没有肚脐眼！”
老头知道无数这样的“命题”，我常常被他难倒。
刚到铺子里上班时，我曾把我读过的一些书的内容讲给掌柜听。现在他却反过来拿这些东西来为难我：掌柜把它们转述给彼得·瓦西里伊奇听时，加以篡改，歪曲成十分猥亵的东西。老头再帮他从中提出一些无耻的问题。他们的如簧之舌把许多不要脸的脏话，像倒垃圾似的倒在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亨利四世的身上。
我明白，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空虚无聊，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轻松些。他们制造出这些污秽的东西后，还像猪一样钻进这些污秽里打滚，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快感，而把美的东西（不合自己脾胃、为自己所不理解并认为是滑稽的东西）加以玷污和抹黑，还得意地哼着鼻子。
整个商场，它的所有居民——商人们，掌柜们都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他们尽干些幼稚而又愚蠢，却往往是恶意的游戏。要是乡下人向他们问路，问到去城里某个地方怎么走近一些时，他们总是故意告诉他错误的路线。这种事他们早已司空见惯，连骗子也不屑引以为乐了。又如，他们逮了两只耗子，便把耗子的尾巴系在一起，放在道上，欣赏它们朝不同方向奔跑时相互撕咬的样子，有时他们会在耗子身上浇上煤油，然后点火烧它们。他们还把破洋铁桶系在狗尾巴上，吃惊的狗汪汪地尖声乱叫，拖着洋铁桶狂跑起来。这些人看着哈哈大笑。
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消遣。好像所有的人，特别是乡下人，在商场里是专门供人取笑的。在对人的态度方面，我觉得他们永远有一种取笑人的愿望，总想让人痛苦和难堪。我很奇怪，为什么我读过的书里却没有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捉弄的经常而又激烈的倾向。
商场的这类游戏中，有一种特别令我感到生气和厌恶。
我们铺子下面，有一家卖毛皮和毡靴的商店，店里有个伙计，其食量之大，让整个尼日尼市场的人都为之吃惊。他的老板却极力夸耀他的这一本事，就像夸耀狗的凶狠、马的气力那样。他常常拉他的邻居老板来打赌。
“谁敢拿十卢布打赌？我赌的是，米什卡在两小时内吃完十俄磅火腿。”
不过大家都知道他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说：
“我们不打赌，但我们可以去买火腿，让他吃，我们看着。”
“不过要吃不带骨头的净肉。”
大家懒洋洋地争论了一会儿，接着从黑暗的库房里出来一个小伙子，他身材瘦削，没有胡子，高颧骨，穿一件厚呢大衣，系着红腰带，全身沾满毛屑。他恭恭敬敬地从小脑袋上摘下帽子，一双深深陷进去的眼睛用浑浊的目光默默地望着老板的圆圆的脸。老板脸色红润，长满了又粗又硬的胡子。
“一巴特曼181火腿，能吃下去吗？”
“多少时间？”米什卡关切地尖声问道。
“两小时。”
“有困难！”
“这有啥难的？”
“那就添两瓶啤酒吧！”
“好吧，”老板说，并夸耀道，“你们别以为他是空着肚子，不，他早晨还吃了两磅面包，中午也照常吃了午饭。”
他们拿来火腿，观众们聚拢起来，全都是肥肥胖胖的商人，穿着笨重的毛皮大衣，一个个像大秤砣似的，都挺着大肚子，而他们的眼睛却小得很，藏在肥胖的眼包里，并蒙上了一层无法排遣的无聊的朦胧薄雾。
他们把双手塞进袖口里，紧紧挤成一团，围住这个暴食者；此人预备好了一把小刀，一大块黑面包，首先是虔诚地画了个十字，然后坐在皮毛袋上，把肉搁在自己身边的一只箱子上，用茫然的眼睛打量着那块肉。
他切下一片薄薄的面包和厚厚的一块肉，并整整齐齐地把它们叠在一起，然后用双手托着放进口里；他的嘴唇嚅动起来，并用狗一般的长舌头舔着嘴巴，露出尖细的牙齿，像狗吃东西那样，把嘴巴凑到肉上面。
“开始了！”
“看好表！”
大家的眼睛都认真地转到暴食者的脸上，看着他的下颌和耳朵边由于咀嚼而突起的两块圆圆的肌肉，看着他的下巴均匀地一起一落，并东拉西扯地议论着：
“简直就是熊吃东西！”
“你见过熊吃东西吗？”
“难道我住在森林里吗？只是大家常这么说：吃得像熊一样！”
“大家常说的是——像猪一样。”
“猪可是不吃猪肉的呀……”
大家不由得笑了笑。有个懂行的人当即出来纠正说：
“猪什么都吃，连小猪崽、自己的姊妹都吃……”
暴食者的脸渐渐变成了褐色，两只耳朵发青，一双陷下去的眼睛从瘦削的眼窝里鼓了出来，呼吸困难；但是他的下巴却依然均匀地活动着。
“加紧大口吃啊，米哈伊洛，时间快到了！”他们在鼓励他。他不安地用眼睛估量着剩下的肉，喝了一口啤酒，又嚼起来。观众活跃起来，越来越频繁地看着老板手里的表，大家相互提醒说：
“把他的表拿过来，别让他把表针往回拨啊！”
“注意米什卡，别让他把肉藏在袖子里！”
“他按时准吃不完！”
米什卡的老板奋激地叫道：
“我打二十五卢布的赌，米什卡，可别输了！”
观众跟老板在耍嘴皮子，但没有一个人肯和他赌。
米什卡仍在不停地吃。他的脸也变得和火腿的颜色一样了。他那个软骨很大的尖鼻子抱怨地喘息着，看着很可怕，我觉得他马上就要叫起来，哭起来：
“饶了我吧……”
或许，肉会卡在他的喉咙里，一头栽在观众的脚下死了。
他终于全部吃完了，睁着一双醉眼，疲惫地哑着嗓子说：
“给点水喝吧……”
可是他的老板却看着表埋怨说：
“混蛋，超过了四分钟……”
观众嘲弄他说：
“可惜，没有人跟你打赌，否则你就输钱了！”
“不管怎样，小伙子还是很棒，像头猛兽！”
“不错，应把他送到马戏团去……”
“可是，上帝怎么能让人变得如此畸形呢！”
“走，我们还是喝茶去吧，好吗？”
于是他们像一群小船漂进酒馆去了。
我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使这些笨重得像生铁般的商人要去围住这么一个不幸的小伙子，为什么他的暴食病竟会使他们开心呢？
狭小的长廊里堆满了羊毛、羊皮、大麻、绳子、毡靴和马具，显得昏暗而且烦人。砖柱子把长廊的人行道隔了开来。这些又粗又难看的柱子，由于年代久远，沾满了街道的污泥。所有的砖块及它们间的缝隙或许我已默默地数过千百次了，它们的畸形的图纹就像一张沉重的网，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行人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过，马车和载货雪橇在街道上缓缓地行驶。街道后面有一所用红砖砌成的两层楼房的铺子，然后是一个广场，那里堆放着各种木箱、稻草、揉皱了的包装纸等。广场上覆盖着一层被人踩踏过的脏雪。
所有这一切，连同人和马一起，虽然都在活动，我却觉得他们没有走动，懒洋洋地在原地打转，好像有些看不见的链条把它们捆在一起似的。你会突然感到，这种生活几乎是无声的，是哑巴的世界。雪橇的滑木吱嘎地叫，店铺的大门砰砰作响，小贩们叫卖馅饼和甜饮料，但所有这些声音听起来都很不愉快，不自然，显得单调，很快就变得习以为常，不再被人注意了。
教堂里的钟声像送葬似的响着。这种令人沮丧的音响永远停留在耳朵里，好像从早到晚无休止地飘荡在市场的上空。它给一切思想感情盖上一个盖子，像铜垢一样沉重地压在一切印象的上面。
从脏雪覆盖的大地、房顶上灰色的积雪，到建筑物上肉红色的墙砖——处处都散发着冷漠而闷人的寂寞。这寂寞以其灰色的烟雾从烟囱里升起，飘进了灰蒙蒙的、低矮的空虚的天空中。马儿喷出的气，人类呼出的气都是寂寞的。寂寞有自己的气味——难闻的，说不出来的汗臭味、油腻味、麻油味、烤焦的馅饼和煤烟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像一顶闷热的窄小的帽子压在人的头上，逐渐地钻进胸部，引起一种奇怪的醉意和阴暗的愿望：想闭上眼睛绝望地大叫起来，向什么地方奔去，一旦看到墙就使劲地让脑袋撞去。
我在仔细地观察那些商人的脸，那是吃得肥肥胖胖、充满油腻腻的浓稠血液，冻得通红、像睡着了似的呆然不动的脸。他们张开大嘴打哈欠，就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
冬天生意清淡，他们的眼睛里也没有了夏天那种使他们神气活现、增光添彩的紧张而又凶猛的神色了。笨重的皮大衣拘束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弯腰拱背。这些商人们说话也懒洋洋的，一动气就吵架。我想，他们故意这样做，只是为了表明，他们彼此都还活着。
我很明白，他们被寂寞压倒了，打杀了。我给自己作这样的解释：他们玩这种残酷的不聪明的把戏只不过是对这种吞没一切的寂寞力量的一种无效抵抗罢了。
有时我跟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也谈及这一点。虽然他老是嘲笑我，捉弄我，但他喜欢我有读书的爱好，所以他有时也允许我同他作有教益的严肃的谈话。
“我不喜欢像商人那样生活。”我说。
他把一绺胡子绕在他的长手指上，问我：
“你从哪里知道商人的生活呢？难道你经常到他们家去做客吗？这里是街道，小伙子，在街道上是不住人的，他们在街道上做买卖，否则会很快地走过去，又回家了！大家都穿着衣裳上街，你凭衣裳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人。一个人只有在自己家里，在四面墙里面才袒露地生活着，而他在那里怎样地生活，你却不知道。”
“可是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家里，商人的思想不是都一样吗？”“谁能知道，你隔壁的商人有什么思想呢？”老头严厉地瞪圆了眼睛用很重的男低音说，“思想像虱子，是数不清它们的。这是老人们说的。也许这个人一回到家便跪在地上，大哭起来，祈祷上帝：‘饶恕我吧，上帝，我在你的神圣的日子里犯罪了！’对他来说，也许家就是修道院，他只跟上帝单独生活。就是这样。每只蜘蛛都知道自己的小角落，编织着自己的网，并了解自己的分量，让网能够支撑得住自己……”
他要说正经话时，声音就变得更低更粗了，好像是在宣告重要的秘密似的。
“你这是在发议论。对于你来说，发议论太早了，就你这样的年纪，生活不是靠脑子，而是靠眼睛！所以要多看看，记住，要少说话。智慧是做事用的，灵魂需要的是信念。你喜欢读书，这是好事，但是对一切都要有个度。有些人读书着了迷，弄到发疯的地步，结果不信上帝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长生不老的人，很难想象他会衰老，会变化。他喜欢讲述商人、强盗和造伪币的人的故事，讲他们是如何成为有名人物的。这种故事我在外祖父那里已听过许多，而外祖父比这个老头讲得更好，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他们的财富都是以对人对上帝的犯罪而得到的。彼得·瓦西里耶夫182不怜惜人，可是在谈及上帝时，他却温情脉脉，叹着气，把眼睛藏了起来。
“他们就是这样欺骗上帝的。可是，老弟，耶稣却什么都看得见，他哭着说：我的人们，我的不幸的人们呀，地狱在等待着你们呢！”
有一次我斗胆地提醒他说：
“要知道，你也在欺骗乡下人哪……”
这句话没有使他生气。
“我这点事算什么呀？”他说，“不过是骗了三五个卢布罢了，有什么大了不得的呢！”
他看见我在看书时，常从我手里把书抢过去，挑剔地考问我读过的东西，用怀疑、诧异的口气对掌柜说：
“你看，这小调皮，还真看得懂这种书！”
然后又详尽地、让人牢记不忘地教导说：
“你听我的话，对你会有用的！基里洛夫有两个，两个都是主教，一个是亚历山大城的基里洛夫，另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基里洛夫；前一个基里洛夫反对该死的异教徒涅斯托里，因为涅斯托里教导人说，圣母是人，所以不能生神，只能生人，他的名字和事业就是基督，也就是救世主。所以不能称她为圣母，应称她为基督之母。明白吗？这就叫做异教！耶路撒冷的基里尔反对异教徒阿里……”
他对宗教史的丰富知识使我很钦佩。他用其保养得很好的神父般的手抚摸着胡子，夸耀说：
“我是这方面的将军。三一节前夕，我曾到莫斯科与那些恶毒的尼康派学者、神父及非宗教界人士进行过争论。那时候我还年轻，甚至与教授们交谈过！是啊，当时我唇枪舌剑，甚至还把一个神父难倒了，弄得他鼻孔流了血——瞧我多厉害呀！”
他兴奋得红光满面，眉开眼笑。
他显然认为，把对手弄得鼻子流血，这是他成功的顶峰，是他荣誉金冠上最鲜艳的红宝石，说起这种事来，他是多么的心旷神怡啊！
“是一个漂亮的身高体健的神父！他在讲经台前站着，鼻子一滴一滴地流血！他也不知道害臊。这个神父很凶，像荒野里的一头狮子，他的嗓门之大，简直像一口洪钟！我却镇定地把每一句话都像锥子一样扎进他的心窝里，肋骨里！……他呢，简直就像一个炽热的火炉，燃烧着恶毒的异端邪说……哎呀，当时就是这种情形。”
常到铺子里来的还有另一些经学家。其中一个叫帕霍米，他穿一件布满油渍的男外衣，挺着大肚子，瞎了一只眼睛，皮肤松弛，说话带鼻音；另一个叫鲁基安，是个小老头，像耗子一样狡猾，但对人亲切，性情活跃。常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面色阴沉的大个子，他像司炉一样，长着黑胡子和一张死板的脸，虽不招人喜欢，却也漂亮，还有一双呆然不动的眼睛。
他们总是带一些古书、圣像、香炉和杯盘之类的东西来卖，有时还带了一些卖主——伏尔加河对岸的老婆子或老头一起来。买卖结束后，他们就像落在田埂上的一群乌鸦，坐在柜台旁边喝茶、吃面包和水果糖，相互讲述尼康派教会对他们的迫害：那里常进行搜查、没收祈祷书；那里警察封教堂，依一〇三条法律183审判教堂的当家人等。这一〇三条法律是他们最常谈论的话题，不过他们谈论这一话题时非常平静，就像谈论不可避免的事情，比如谈冬天的寒冷那样。
当他们谈论信仰迫害时，经常听到的字眼是：警察、搜捕、监狱、法庭和西伯利亚。这些字眼像炽热的炭火落在我的心头，唤起我对这些老人的好感和同情。读过的书籍教导我去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屈不挠的人，珍视他们坚定不移的精神。
我忘记了这些生活的教师身上一切不好的东西，只感到他们具有沉着的顽强精神。我觉得在这种顽强精神后面隐藏着教师们对自己的真理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为了真理接受一切磨难的决心。
后来我在平民中和知识分子中看到许多这种或类似这种旧信仰的维护者时，才明白这种顽强精神是他们站在原地无处可去，而且哪里也不愿意去的一种消极表现。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被陈旧的语言、被过了时的概念的枷锁锁住了，在这些语言和概念中僵化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凝固，不能再朝未来方向发展了，一旦有什么外来打击，把他们推出了习惯的地方，他们就会像从山上落下的石头那样，机械地滚到山脚下去。他们靠回忆过去，靠自己对苦难和压迫的病态的爱这种已经僵死的力量，而坚守着过了时的真理的坟地。如果夺去了他们受苦的可能，他们倒会变得空虚了，就像有风的晴天把浮云吹散了一样。
为了信仰，他们高兴地而且带着极大的自我欣赏而甘愿受苦。这种信仰毋庸争辩是坚定的，但也不过是使人联想起穿旧衣服罢了：旧衣服沾满了各种污秽，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很少受到时间的侵蚀。思想和感情由于习惯了偏见和教条的狭小而沉重的外壳，即使除掉它们的翅膀，折断它们的手脚，它们依然会活得舒适而快活。
这种根据习惯的信仰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悲最有害的现象之一。在这种信仰的天地里，就像处在石墙的阴影下一样，一切新生事物都会生长得又慢又畸形，发育不良。在这种黑暗的信仰里，爱的阳光太少了，而委屈、怨恨和忌妒却太多了，而且忌妒和仇恨又总是连在一起。这种信仰之火，乃是朽物中发出的磷光。
不过，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不得不经受了许多艰苦的岁月，摧毁了我心灵中的许多东西，把它们抛在了记忆之外。当我最初在寂寞无聊的现实中碰到这些生活的教师时，我以为他们是具有伟大精神力量的人物，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过审判，坐过牢，在各个城市里遭到驱逐，同许多囚犯一起被流放。所以他们全都十分谨慎，过着东藏西躲的生活。
但是我也看到，这些长老们虽然在抱怨尼康派的“精神迫害”，而他们自己也非常喜欢甚至乐于相互欺压。
独眼龙帕霍米喝酒后喜欢吹嘘自己有真正惊人的记忆力，有些书他真是“了如指掌”，就像犹太神校的学生懂得并熟记《塔木德》184一样，手指指向任何一页，帕霍米都能从所指的地方背下去，发出一种柔软的鼻音。他老是看着地板，他那唯一的一只眼睛在地板上不安地看过来看过去，好像在寻找十分贵重的失物。他最常用的表演手法，是背诵梅舍茨基公爵185的《俄罗斯葡萄》这本书，而他背得特别熟的是“奇妙而无比勇敢的殉道者坚忍英勇的受难”这一情节。可是彼得·瓦西里耶夫却老要挑他的错。
“你撒谎！这跟疯修士基普里安无关，而与贞洁的杰尼斯186有关。”
“哪有什么杰尼斯，说的是狄奥尼西……”
“你别在个别字上纠缠不休！”
“你别来教训我。”
一分钟之后，他们两人都怒气冲冲地，恶狠狠地相互对骂起来：
“你这个贪吃的大肚皮，不要脸的饭桶，瞧你那肚子吃得多大……”
帕霍米则像拨算盘珠子似的回应说：
“你是一个色鬼，一头山羊，是娘儿们的走狗。”
掌柜把手藏在袖口里，阴险地笑着，像唆使小孩打架似的怂恿这两个旧礼教的卫护者说：
“就这样收拾他！好，再来一下！”
有一天两个老头儿真的打起架来了。彼得·瓦西里耶夫出人意料地很机灵地打了伙伴一个耳光，把他打跑了，自己则疲倦地擦着脸上的汗水，对着逃跑者的背后叫喊：
“瞧着吧，这罪过要算在你头上！是你这个该死的害我犯下这罪过的，呸！”
他特别喜欢责备自己所有的同伴，说他们信仰不够坚定，全都堕落为“反教堂派”了。
“全都是阿列克萨沙187把你们搅乱了，他就像公鸡乱鸣！”
反教堂派使他很生气，并且使他害怕，这是很明显的。可是问他这一学派的实质是什么时，却回答得不大令人满意：
“反教堂派是一种最令人难受的异端邪说，只要理性，不要上帝！在哥萨克人那里，除了圣经外，什么都不敬重，可是这圣经也是从萨拉托夫的德国人那里传来的，从路德188那里传来的。关于路德，有人说，他取这个名字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其实路德就是路特，也就是喜欢凶残。所以反教堂派又叫做沙洛普特派189，也称福音洗礼教派。所有这些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从西方异教徒那里传来的。”
他跺着那条残废的腿，冷漠而又沉重地说：
“应该驱逐的是这些新教派，应该用火来烧死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是地道的俄罗斯人，我们信仰的是真正的东方本土的俄罗斯国教，而这一切胡说八道都是西方的东西，是他们随意想出来的、被歪曲了的邪说！德国人、法国人能搞出什么好东西来呢？瞧他们在1812年190所干的事吧……”
他说得入迷了，忘记了站在他跟前的是个孩子。他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腰带，时而拉向自己，时而又推开，漂亮地、激奋地、热烈地并像青年人似的说：
“人的理智在各种臆想的密林中徘徊，它就像一只恶狼迷了路。这上帝的赐物，屈从于魔鬼，凶残地折磨人的灵魂！这些魔鬼的徒子徒孙们都想出了什么呢？鲍格米勒派191尽制造异端邪说，说什么撒旦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长兄——这都胡说些什么呀！他们还说：不要听长官的话，不要去干活，抛弃老婆孩子，什么东西都不要，什么规矩也不用遵守，让人愿意怎样活就怎样活，按魔鬼的吩咐去做就行了。瞧，又是这个阿列克萨什卡，噢，这些蛆虫……”
这时候，掌柜常常就叫我去干别的什么事，我就离开了。老头独自留下来，一个人待在长廊里，对着空虚的四周继续说下去：
“啊，没有翅膀的灵魂！啊，天生的瞎眼小猫，我怎么才能躲开你们呢？”
然后，脑袋往后一仰，双手搭在膝盖上，仔细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冬日的灰色天空，半晌都不说话。
他变得对我更加关注更加亲切了，碰见我正在看书，便拍拍我的肩膀说：
“读吧，小家伙，读吧，有好处！你有些小聪明，只可惜你不尊重老人，对所有人你都以牙还牙。你想过设有，这种胡闹行为会把你引到什么地方去？只会引你进监狱。书是要读的，但要记住，书不过是书，自己还要动动脑子！鞭身派中有一个老师叫达尼洛，他居然认为，新书旧书全都无用，他把这些书全部装起来扔进了河里！是啊……这当然是愚蠢的行为！而这也是阿列克萨沙这个魔头搞的鬼……”
他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这个阿列克萨沙。有一天他来到铺子里，严肃而又担心地对掌柜说：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在这里，在城里，他是昨天到的！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他藏起来了！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看看他是否会到这儿来……”
掌柜不大乐意地回答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老头点点头说：
“就是嘛！对于你来说，所有的人，不是买主就是卖主，再不会有别的人了！请我喝杯茶吧……”
当我提着一大铜壶开水回来时，铺子里来了几位客人：鲁基安老头正高兴地微笑着，门后面阴暗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陌生人，此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和高腰的毡靴，腰间系一条绿色带子，帽子歪戴在眉毛上，他的脸没有什么特点，看起来很文静、谦虚，像一个刚丢了职位、正为此十分焦虑的掌柜。
彼得·瓦西里耶夫没有朝他那边看，正严厉地说着什么有分量的话。他的右手痉挛地抖动着，老在碰他的帽子；他举着手，好像要画十字的样子，把帽子往上推一推，再推一推，快推到头顶上去了，然后又紧紧地、笨拙地往下拉，几乎盖住了眉毛。这种神经质的动作使我想起了那个外号叫“兜里装死鬼”的小傻子伊戈沙192。
“在我们这条浑浊的小河里，游着各种各样的鳕鱼，把河水搅得更浑了。”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像掌柜的那个人小声而平静地说：
“你这是在说我吗？”
“就算是说你吧……”
这时那个人再问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十分诚恳：
“那么，你对自己又该怎么说呢，你这个人哪？”
“关于我自己，我只对上帝说，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人哪，也是我的事！”陌生人庄严有力地说，“对于真理，你不能把脸背过去，不能故意把自己当成瞎子。这对上帝对人都是极大的罪过！”
陌生人把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称为人，这点我很喜欢；陌生人的平静而庄严的声音也使我激动。他说话就像友善的神父在念“主啊，我生命的主宰”一样，而且他老是身子向前倾，滑出椅子，在自己的脸颊面前挥动着手……
“你别来责备我，我的罪恶还没有你的重……”
“茶炊开了，噗噗冒气了。”那位老经学家不在意地说，但那个老头没有理会他的话，继续说：
“只有上帝知道，谁在搅浑圣灵之泉，也许就是你们这些咬文嚼字的书呆子们的罪过。我可不是咬文嚼字的人，也不是书呆子，我是一个平凡的活生生的人……”
“我懂得你的平凡，听够了！”
“是你们把人们弄糊涂了，挺直白的思想被你们破坏得不成样子，你们这些书呆子，伪君子……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呀？”
“异端邪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那人把手掌举到脸前，像是在念手掌上写的字似的，热烈地说：
“你们以为，把人们从这个牲口棚赶进另一个牲口棚——这就是给他们做了最大的好事了吗？我却要说，不！我说：人要解放！房子、妻子及你所有的一切在上帝面前又有啥用呢？人应当从大家为之相互争夺、相互残杀的金银财宝中解放出来，这些都是腐烂发臭的污秽之物；灵魂的救主不是在世俗大地上，而是在天堂山谷中！我说，摆脱一切，割断所有的绊绳和联系，撕毁这个世界的网罟——它们是反基督的人编织的东西……我们勇往直前，灵魂不动摇，决不接受黑暗世界……”
“那么，面包、水、衣裳你接受吗？你看，这也是世俗的东西啊！”老头挖苦地说。
不过连这种话也没有触动亚历山大，他说得愈加热心了，尽管他的声音并不高，却是像吹喇叭一样。
“你这个人哪，你珍视什么呢？只珍视一个上帝，在上帝面前你一身干净，脱离了一切，割断了跟你灵魂有联系的一切绊绳。于是上帝就会看到：你单身一人，上帝也是一人，这样你就可以接近上帝了。这是你走近上帝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你的灵魂拯救之路：抛弃父母，摒弃一切，要是眼睛会诱惑你的话，把眼睛也挖掉！为了上帝，消灭物欲，保存精神。于是你的灵魂就将永世燃烧，永生不灭……”
“干脆把你送去喂野狗得了！”彼得·瓦西里耶夫站起来说，“我原来以为，你从去年起会变得聪明一些，不料你变得更蠢了。”
老头摇摇晃晃地从铺子里出来到阳台上去了。这使亚历山大不安起来，他惊讶地连忙问道：
“你要走了吗？啊……为什么？”
不过和气的鲁基安投了一个安慰的眼色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这时亚历山大便来责难他一句：
“瞧，你也是个世俗忙人，也说一些废话，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什么三呼哈利路亚，二呼哈利路亚……”
鲁基安对他笑了笑，也走到阳台上去。他很自信地对掌柜说：
“他们不能忍受我的精神，受不了，就像烟遇到火一样，消散了……”
掌柜皱起眉头看了他一眼，干巴巴地说：
“我不过问这些事情。”
那个人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拉了拉帽子，嘟哝道：
“怎么可以不过问呢？这种事……是要过问的……”
他垂着头默默地坐了会儿。然后老头子们把他叫去了。于是他们三个人没有告别就走了。
这个人像夜间的篝火那样，突然在我眼前燃炽起来，亮了一会儿，又熄灭了，使我觉得他对生活的否定有某些道理。
晚上我找了个时间把他的话对圣像作坊画师的领班说了。他是一个文静而亲切的人，名字叫伊万·拉里昂诺维奇，他听完我的话后解释说：
“显然是个逃遁派；这个教派的信徒不承认任何东西。”
“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们东奔西跑，永远四处流浪，所以他们被称为逃遁派。他们说：‘我们同土地及与土地有关的一切无缘。’因此警察把他们看作是有害分子，要逮捕他们……”
虽然我的日子也过得很苦，但却不明白：怎么可以逃避一切呢？不过在我周围的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和我所珍视的东西。因此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暗淡了。
但是在困难的时刻，他时而又出现在我眼前：他在田野里，在灰色的路上，向森林走去，一只苍白的不能劳动的手痉挛地拄着一根拐棍，喃喃地说：
“我走的是正道，我对一切都不管不顾！网罟——把它斩断……”
我同时想起了父亲，似乎父亲跟他在一起，就像外祖母在梦中看见的那样：父亲手里拿着一根核桃木棍子；一条花狗跟在他后面，边跑边颤动着舌头……

十三
圣像作坊在一所半石砌的大房子里，占两个房间：一间有三扇窗户向着院子，两扇窗户向着花园；另一间则一扇窗户向着花园，一扇窗户向着街道。窗户很小，是四方形的，装着玻璃。玻璃由于老化而变了颜色，勉强地把冬日那微弱而又分散的阳光照进作坊里。
两个房间都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后面都弓身坐着圣像画师，有些桌子后面还坐两个人。天花板上吊着一些盛着水的玻璃球，它们把灯光收集起来，变为白色寒光，用寒光反照到圣像的四方板上。
作坊里又热又闷，里面工作着将近二十个来自巴列赫、霍鲁伊、姆斯特拉等地的“圣像画匠”。他们都穿着敞开领口的印花布衬衣，下身是斜纹布裤子，赤脚或穿着破烂不堪的鞋。画匠们的头顶上笼罩着一层蓝灰色的劣等马哈烟的烟雾，散发出浓重的干性油、清漆、臭鸡蛋等混杂在一起的臭味。一首忧伤的弗拉基米尔地区的流行歌谣像焦油一样悠然飘来：
现在的人是多么没有羞耻——
小伙子竟当众勾引大闺女……
他们还唱了其他同样不愉快的歌曲，不过唱得最多的还是这一首。歌中悠扬的旋律并不妨碍人的思索，也不妨碍人用貂笔在圣像服装上画出皱纹，给圣徒的瘦脸上画出痛苦的细小的纹路。窗户下，模压工戈果列夫用小槌子在敲敲打打，他是一个醉醺醺的老头，长着一个又大又青的鼻子。小槌子的枯燥的敲击声不断地干扰着那懒洋洋的歌声，就像虫子在蛀着树木一样。
圣像画这工作谁也不感兴趣。不知是哪个歹毒的聪明人把这个工作分成了一长列琐碎的工序，既失去了美，也引不起人们对它的爱好和兴趣。斜眼的细木工潘菲尔是个凶狠而阴险的人，他把他刨好并粘好的各种尺寸的柏木板和橡木板送过来，害肺病的小伙子达维多夫便把这些木料打上底子，他的伙伴索洛金给它们涂上底漆；米列亚申用铅笔照样本勾下一个轮廓；老头戈果列夫则涂上金，并在上面刻花纹；画衣服的画师再画上背景和圣像服装。然后让这些没脸没有手的圣像立在墙边，等待画脸的画师来画。
看着供圣像壁和祭坛门用的各种巨大圣像，没有脸，没有手脚，只穿着袈裟或铠甲和天使的短衫立在墙边，是很不愉快的。这些被画成五颜六色的木板显得死气沉沉，缺少使它们活跃起来的东西。但好像这些东西本来是有的，是后来奇怪地消失了，只留下一身累赘的袈裟。
等画脸的画师画好了“身体”之后，他们就把圣像交给另一个工匠，他将按涂金师刻出的模样涂上“珐琅”。写文字有写文字的工匠；上漆则由作坊的工长亲自动手。工长叫伊万·拉里昂内奇，是一个文静的人。
他的脸是灰色的，小胡子也是灰色的，全是丝绒一样的细毛，灰色的眼睛凹陷得特别深，显出悲哀的形态。他笑起来倒很好看，但他不笑，好像不好意思笑似的。他很像柱头苦行僧西梅翁193圣像，也是那么干瘪、瘦弱，连他那双呆然不动的眼睛也好像透过人和墙抽象地望着远处什么地方。
我来到作坊几天后，那个画神幡的工匠卡宾久兴回来了。他是个顿河的哥萨克，美男子，力气很大，喝得醉醺醺的，紧咬着牙齿，眯着甜蜜的女人般的眼睛。他一进来就默不作声地挥起铁拳，见人就打；他身材不高，却很匀称，在作坊里到处乱窜，就像一只猫进了地窖里的老鼠堆里，大家都惊慌地躲进各个角落里，相互叫喊着：
“揍他！”
画脸的画师叶夫盖尼·西塔诺夫用板凳朝狂暴者的脑袋砸去，把他打昏了。这个哥萨克坐在地板上，大家马上用几条毛巾把他捆起来。他像野兽一样，用牙齿咬，想把毛巾咬断。这时叶夫盖尼狂怒起来，跳到桌子上，两手叉腰，准备朝哥萨克的身上扑去；他身材高大，强壮结实，他这一扑，准要把卡宾久兴的胸腔压得粉碎。千钧一发之时，拉里昂内奇在他身边出现了，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用手指头威吓着西塔诺夫，镇定而认真地对工匠们说：
“把他抬到过厅里去，让他醒醒酒。”
哥萨克被抬出作坊后，大家把桌子椅子放好，又重新坐下来干活。他们简短地交换着意见，也谈到哥萨克的气力，并预言总有一天他会在打架中被人打死等等。
“要把他打死可不容易。”西塔诺夫很平静地说，好像他很了解这件事情似的。
我望着拉里昂内奇，纳闷地想到：为什么这些身强力壮、性情暴躁的人那么容易地听他的话呢？
他告诉大家该怎么干活，甚至最优秀的工匠都愿意听他的忠告。他教卡宾久兴比教别人更多，对他说的话也比对别人说得更多。
“卡宾久兴，你既然叫彩画师，就该用意大利的画法画出‘彩’来。油画就要求温暖色彩的统一。可是你呢，白色用得太多了，结果把圣母的眼睛弄成冷冰冰，像冬天一样，双颊则画得粉红，像苹果一样，眼睛也跟它不相配，画得不是地方，一只画在鼻梁尖上，另一只移到了太阳穴上，结果整张脸都没了神圣、贞洁的气质，而成了一副狡猾、世俗的面孔。你得用脑子干活，卡宾久兴。”
哥萨克歪扭着脸听着，然后女人般的眼睛不知羞地笑了笑，用其好听的、由于喝酒而变得有点沙哑的声音说：
“唉，伊万·拉里昂内奇老爹，这不是我的本行，我生来是个音乐家，却硬要我去当——修道士！”
“只要用心，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好！”
“不，我算什么呀？我应该去当马车夫，拉上一辆快捷的三马车，嗨……”
接着，他便扯开嗓门，悲痛欲绝似的唱起来：
哎呀——呀，我将那快捷的三马车
套上深栗色的三匹马，
啊哟，就在那严寒的深夜里，
直奔向我心上人的家！
伊万·拉里昂内奇和善地笑笑，扶正其灰色悲伤的鼻子上的眼镜，便走开了。十多张嗓子和谐一致地跟着唱起来，合成一股强有力的洪流，好像要把整个作坊抬起来，让它在空中有节奏地摇晃。
老马们识途，
熟知道路怎么走……
学徒工巴什卡·奥金佐夫停下了捣蛋黄的工作，两只手各拿着一个蛋壳，用很好听的童声最高音和着唱起来。
大家都被歌声陶醉了，忘记了一切，用同一个胸腔在呼气，生活在同一种感情里，都斜眼看着哥萨克。当他唱歌的时候，全作坊的人都听从他指挥，都倾向于他，注视着他两手大幅度的挥动。他张开双臂时就像要飞起来一样。我相信，如果他突然停止了唱歌，喊一声：“去摧毁一切！”那么大家，甚至那些最稳重的工匠，也会在几分钟之内把整个作坊砸得粉碎。
他不常唱歌，但是他那豪放的歌声的威力却永远是那么的不可抗拒和战无不胜，不管人们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它都能把人们鼓动起来，燃炽起来，使他们振作精神，溶汇成一个强有力的机体。
这些歌使我产生了一种对这位歌手、对那种能控制人的美的力量的羡慕之情。我感到有一种让人激动得不得了的东西落在了我的心里，胀得发痛，很想哭出来，对着那些唱歌的人大喊一声：
“我爱你们！”
害肺病、脸色蜡黄的达维多夫头发蓬乱，也张着大嘴听着，样子很奇怪，活像一个刚从蛋壳里孵出来的雏鸡。
只有哥萨克领唱的时候，才会唱这种豪放快乐的歌。平时多半唱些悲凄的拖长声音的歌，例如《无耻之人》《林荫下》和关于亚历山大一世之死的《我们的亚历山大怎样检阅自己的军队》194等。
有时候，我们作坊里手艺最好的画脸师日哈列夫会提议唱些圣歌，但多半也不成功。日哈列夫老是用特别的、只有他一人才懂的调子，从而妨碍了大家合唱。
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人，干瘦，秃头，长着半圈像茨冈人那样卷曲的黑发，胡须一样的眉毛又粗又黑，一把尖削浓密的黑胡子给他那张细长黝黑的非俄罗斯人的脸装点得十分好看，但是在他的鹰钩鼻子下面却留着一撮粗硬的唇髭。有了上面粗黑的眉毛，这唇髭就显得多余了。一双蓝眼睛也大小不一，左眼显然比右眼大。
“巴什卡！”他用男高音向我的同伴——那个学徒工喊道，“来开个头，唱《赞美上帝的名字》吧，大家听着！”
巴什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领头唱道：
“赞——美……”
“……上帝的名字。”有几个声音跟着唱。日哈列夫却不安地嚷道：
“叶夫盖尼——声音放低一点！把声音降至心灵的最底层……”
西塔诺夫把声音降低到像敲木桶似的唱道：
“上帝的奴——仆们……”
“不对，不对！这个地方应唱得地动山摇才行，唱得让窗子和门户全都自动敞开！”
日哈列夫全身抖动着，处于莫名其妙的激越状态；他的奇怪的眉毛在脑门上不断地上下移动，声音时断时续，手指在弹奏着看不见的琴弦。
“上帝的奴仆们——明白了吗？”他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要透过外壳，领会它的内核。奴仆们，赞美上帝吧！怎么还不明白呢？你们都是活人哪。”
“你们也知道，这个地方我们总是唱不好。”西塔诺夫客气地说。
“那就别唱了！”
日哈列夫满心委屈地开始干活。他是一个优秀的工匠，能够按拜占庭的和法国的风格画圣容，也能惟妙惟肖地用意大利的风格画。接受圣像壁的订货时，拉里昂诺内奇都要跟他商量。他很熟悉圣像画原作的专家，一切有关圣像的珍贵复制品，如奥多罗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喀山及其他地方的作品都经过他的手。但在他观看这些作品时，总是大声地抱怨说：
“这些原作束缚了我们……直率地说，是束缚了我们！……”
尽管他在作坊里处于重要的地位，但他并不比其他人骄傲；对于学徒们——我和巴什卡的态度很亲切，愿意教我们学手艺。这方面，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会这样做。
但他又是个不容易了解的人，一般的说他是个阴沉的人，有时他整个星期都只干活不说话，像哑巴一样。他奇怪而陌生地看着大家，好像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一样。他虽然很喜欢唱歌，但这些天来他都没有唱，甚至好像也不听歌。大家都注意着他，相互交换着眼色。他弓着腰俯身在斜立着的圣像上，圣像板则一半立在他的双膝上，另一半靠着桌沿；他用细毛笔描绘着一张阴郁的超世绝俗的圣像的脸，而他本人同样也是阴郁的超世绝俗的。
忽然他生气地一字一句地说：
“先驱者——是什么意思？在古代，驱——就是走的意思；先驱者——就是先走的人。并没有别的意思……”
作坊里变得很安静，大家都笑着斜视着日哈列夫。在静寂中听到他说奇怪的话：
“不能把先驱者画成穿着羊皮衣，要给他画上翅膀……”
“你——在跟谁说话？”大家问他。
他没有听见问话，或者是不愿意回答，所以他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在期待的静寂中，大家又听见他说话了：
“应当知道一些圣像传记，可又有谁知道这些传记呢？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活着毫无希冀……灵魂在哪里？哪里是灵魂？圣像标准样本——对！——是有的。可是没有心灵……”
他表述出来的这些思想引起大家的讥讽和微笑，只有西塔诺夫除外；当然说闲话的人总是有的：
“到星期六——他准会去大喝一通……”
身高体壮的西塔诺夫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圆圆的脸，没有胡子，也没有眉毛，悲伤而严肃地望着一个屋角。
我记得，日哈列夫画完了要送往孔古尔城去的费奥多罗夫斯克圣母像的摹本后，把它放在桌子上，激动地大声说道：
“圣母像画好了！你是一只水杯——一只无底的水杯；如今就要盛上世人痛苦的、热忱的泪水了……”
接着他披上一件不知是谁的外套，便到酒铺去了。青年们笑着，打着口哨。年纪大一些的人羡慕地望着他的背影叹气。西塔诺夫则走到他的作品跟前，仔细地看了看说：
“当然，他会喝醉的，因为他舍不得把作品交出去。这种心情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日哈列夫的狂饮病总是在星期六开始的，也许他跟一般的酗酒工匠不同。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早晨他写好一张字条，派巴什卡送到什么地方去，到午饭前他就对拉里昂内奇说：
“今天我要上澡堂去！”
“很久吗？”
“好啦，天哪……”
“请你最晚不要晚于星期二回来！”
日哈列夫同意地点了点他的秃头，他的眉毛也不住地抖动。
他从澡堂回来时，身上穿得很漂亮，上身穿着胸衣，脖子上打着领结，缎子坎肩上挂着一条长长的银链子。他默默地坐上车走了，离开时，吩咐我和巴维尔说：
“傍晚前你们把作坊收拾得干净些，把那张大桌子洗干净，刮干净！”
大家都表现出一种过节的心情，全都振作起来，穿上干净的衣履，进澡堂洗澡，急忙吃晚饭。晚饭后日哈列夫带着一包包小吃，带着啤酒、葡萄酒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女人，这女人全身各部分都肥胖得几乎不成样子，身高有二俄尺十二俄寸；我们的所有椅子和凳子放在她面前都成了小孩的玩具，就连身材高大的西塔诺夫站在她的身边也成了半大孩子。她的身体长得匀称，乳房隆起像小山包，顶着她的下巴了；她动作迟缓、笨拙，年纪在四十开外，但她那圆圆的呆板的脸上却有一双像马一样的眼睛，显得鲜活、光滑；一张小嘴似乎是画出来的，像一个廉价布娃娃的嘴。她拿腔作势地笑着，伸出宽大而暖和的手，说一些不必要的话。
“你们好。今天天气很冷。你们这里有一种浓浊的气味，是油漆的气味。你们好呀。”
她像一条浩瀚的大河，看着她那么沉着、强劲，令人感到愉快，但她说的话却有点令人打瞌睡，全是废话。说话之前，她先鼓起腮帮子，使其几乎红得发紫的脸颊胀得更圆了。
青年人冷笑着小声说：
“瞧，像一台机器！”
“像一座钟楼！”
她噘着嘴，双手放在乳房下面，坐在铺好了桌布的桌子旁边，靠近茶炊；她用马眼的和善的目光，依次地望着每一个人。
大家都表示对她尊敬，青年人甚至有些怕她。有一位青年用贪婪的眼睛望着她那庞大的身体。当他的目光碰上她那能把人紧紧吸住的目光时，他就立即不好意思地低下自己的眼睛。日哈列夫也很尊敬自己的女客人，跟她说话时称“您”，叫她干亲家；敬客时他总要深深地鞠一躬。
“你别费心！”她甜蜜地拖长声音说，“你实在是太费心了！”
她自己总是不慌不忙。她的双手只有上半截在动，胳膊肘紧紧靠在腰上。她身上有一股热面包的酒精味。
戈果列夫老头由于高兴，说话结结巴巴，称赞这个女人的美丽，就像教堂里的职员诵读赞美诗一样。她则边听边厚意地微笑着，当他读乱了的时候，她就自己说起来：
“我做姑娘的时候，并不那么漂亮。这一切都是婚后生活对我的补偿；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变得特别明显，连贵族们都注意我了。有一位县首席贵族还答应送给我一辆双马车呢……”
喝醉了的卡宾久兴蓬头乱发，他用仇视的目光看着她，粗暴地问道：
“他为什么送你——这个？”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爱情。”女客人解释道。
“爱情，”卡宾久兴不好意思地嘟哝道，“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呀？”“您，这么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是非常懂得爱情的。”女人简洁地说。
哄笑声把作坊都震动了。西塔列夫小声对卡宾久兴说：
“蠢货，比蠢货还蠢！大家都知道，只有苦闷至极的人，才会去爱这种女人……”
他已醉得脸色发白，他的太阳穴上冒出了汗水，一对聪明的眼睛不安地闪着亮光。戈果列夫老头则晃动着他畸形的鼻子，用手指拭去眼泪问道：
“你有过几个孩子？”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桌子上面挂着一盏灯，炉子后面的角落里也有一盏灯，它们的光线都不强，作坊的各个角落都聚合着浓浓的暗影。一些尚未画好的没有脑袋的圣像从黑暗中张望着，在缺少手和脑袋的地方显出平滑的灰色斑点，看上去比平时更可怕，好像那些圣徒的身体从涂了颜色的衣服中，从地下室里神秘地溜走了。那些玻璃球已经升到了天花板顶端，挂在钩子上，蒙了一层烟雾，泛着淡淡的蓝光。
日哈列夫不安地在桌子周围转来转去，向所有的人敬酒。他的秃头时而俯向这个，时而俯向那个，细小的手指不停地颠动着。他消瘦了，鹰钩鼻子变得更尖了。当他侧身对着灯光时，他的一边脸颊上就映出一块黑色的鼻影。
“喝呀，吃呀，朋友们！”他用响亮的男高音说道。
那女人也以主妇的身份，像唱歌似的说：
“干亲家，你何必操心呢？大家都会自己动手，知道自己的胃口，吃饱了，自然就不吃了！”
“好吧，大家就休息一会儿吧！”日哈列夫兴奋地喊道，“我的朋友们，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奴仆，让我们来唱《赞美上帝的名字》吧！……”
赞美歌没有唱成。大家在酒足饭饱之后，都变得全身乏力了。卡宾久兴手里抱着两排键盘的手风琴；皮肤黑得像只乌鸦、神情严肃的年轻人维克多·萨拉乌京则拿着铃鼓，用手指敲着绷得很紧的鼓面，鼓皮发出沉厚的声音，小铃铛则活泼地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来一个俄罗斯的！”日哈列夫指挥说，“干亲家，请吧！”
“唉，”那个女人叹口气，站起来，“你真费心！”
她走到屋子中间的空地上，坚实地屹立在那里，活像一座小教堂。她穿一条褐色宽大的裙子，黄色细麻纱的上衣，头上扎一条鲜红色的头巾。
手风琴激奋地鸣叫，铃铛叮当作响，鼓皮叹气似的发出沉厚的声音，听起来很不愉快，就像一个人发了疯，又是叹息又是哭闹一样，用脑门往墙上撞。
日哈列夫不会跳舞，他不过是用双脚走着碎步，再跺一跺他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靴的后跟，像小山羊似的蹦跳着，跟激昂的音乐完全合不上拍。他的一双脚好像是别人的，身体难看地歪扭着，东奔西突，像黄蜂落在了蜘蛛网里或鱼儿落入了渔网一样——真没趣。但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喝醉了的人都注意到了他的抽搐的动作，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和手。日哈列夫脸上的表情令人惊讶，时而亲切、腼腆，时而傲慢，并严酷地皱起眉头。瞧，他不知道为什么又惊奇又叹息，稍稍闭上眼睛，又张开了，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他捏紧拳头，偷偷地走近那个女人，突然一跺脚，跪在她的面前，张开双臂，提了提眉毛，现出衷心的笑容。她则带着赏识的微笑看着他，平静地提醒他说：
“您会累着的，干亲家！”
她想妩媚地闭上眼睛，但她那双有三戈比硬币大的眼睛却闭不上。于是她皱起眉头，脸上也现出不愉快的表情。
她同样也不会跳舞，只是慢慢地摆动着她那庞大的身体，无声地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她左手握着一块手绢，懒洋洋地挥动着，右手叉着腰，这样就使她变得很像一个大坛子。
日哈列夫围着这个石头般的女人转来转去，违心地变换着面相，好像跳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相同的十个人：有文静、恭顺的人，有生气得让人害怕的人，有怯生生地悄悄叹气的人，也有想偷偷地离开这个讨厌的大块头女人的人。瞧，还有一个咬牙切齿、抽搐地歪扭着身体，像一头受了伤的狗一样的人。这种无聊、丑陋的舞姿引起我极度的沮丧，勾起我不快的回忆，使我想起了那些士兵、洗衣妇和厨娘，想起了那种猪狗般的婚礼。
我还记得西多罗夫悄悄地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在撒谎。这本来是大家都感到丢人的事，谁也不爱谁，不过是一场胡闹罢了……”
我不愿意相信“在这件事上大家在撒谎”。那么当时的玛尔戈王后会怎样呢？日哈列夫当然也没有说谎。我知道，西塔诺夫爱上了一个“妓女”，被她染上了脏病，但他并没有听从伙伴们的话去把妓女揍一顿，反而为她租了一个房间给她治病。当他谈起她时，态度还似乎特别亲切和局促。
那个肥胖女人仍旧在摆动着身体，呆板地微笑着，挥动着手绢，日哈诺夫围绕着她抽搐地蹦跳着。我边看边想：难道欺骗了上帝的夏娃也像这匹母马一样吗？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愤恨的感情。
那些没有脸孔的圣像从黑墙上张望着。暗夜紧紧地贴住了窗玻璃。小灯在闷热的作坊里放着晦暗的亮光。仔细地听一听，听得见在沉重的脚步声和吵闹声中那急促的水滴从铜洗脸盆落到脏水桶里的声音。
这一切都和我在许多书里读到的生活不同！完全不同。现在终于大家都玩腻了。卡宾久兴把手风琴交给萨拉乌京，大声喊道：
“跳起来吧！让地板冒冒烟吧！”
他像万卡·茨冈那样跳起舞来，像在空中飞一样。接着巴维尔·索罗金也热情奔放地跳起来。害肺病的达维多夫也在地板上移动着脚步。灰尘、烟雾、烈酒味和烤香肠的气味让他咳嗽不止。这种香肠经常发出一种熟皮革的气味。
大家都在跳舞、唱歌、喊叫，但每个人都记得自己是在作乐，而且大家都好像在相互比赛，看谁玩得灵巧，玩得更久。
喝醉了的西塔诺夫不断地问这问那：
“难道可以爱这样的女人吗？”
看样子他马上就要哭了。
拉里昂内奇稍稍地耸起他的尖肩膀，回答他说：
“女人就是女人，你还需要什么呢？”
大家谈到的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日哈列夫走后两三天才回来，还去了一次澡堂，然后就傲慢地将近两个星期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干活，对谁也不理会。
“他们都走了？”西塔诺夫用悲伤的蓝灰色的眼睛向作坊扫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他的脸很丑，有点衰老了，不过眼睛还是明亮和善的。
西塔诺夫对我很友好。这要归功于我那本抄录了许多诗的厚厚的笔记本。他不信上帝。不过难于理解的是，在作坊里除拉里昂内奇之外，还有谁爱上帝和相信上帝呢？大家都很轻率地、讥讽地像谈论老板娘一样地谈论上帝。可是坐下来吃午饭和晚饭时，大家都画十字，躺下睡觉时也做祈祷，每逢节日都去教堂。
西塔诺夫完全不做这些事。所以大家称他为无神论者。
“没有上帝。”他说。
“那么世上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知道……”
我问他，怎么会没有上帝呢，他解释说：
“你知道，上帝有多高啊！”
于是他把一只长胳膊伸到自己头顶上，然后再把它放下来，放到离地面一俄尺高的地方说：
“人却是这么低下！对吗？书上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195这你也是知道的。可是戈果列夫像什么呢？”
这可把我问住了。那个肮脏的醉鬼戈果列夫尽管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却还要犯俄南罪196；我又想起了维亚特省的那个士兵叶尔莫兴和外祖母的妹妹——这些人身上有哪一点像上帝呢？
“大家都知道的，人是猪。”西塔诺夫说完，马上又来安慰我：
“没关系，马克西莫维奇197，也有好人，有的！”
同他在一起我感到轻松、简单。他有什么不懂的就会坦率地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
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在遇见他之前，我见到的却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说的人。
我看了他的笔记本，感到很奇怪。除了一些感人的好诗外，他还抄录了许多让人害臊的色情诗。当我给他讲了普希金时，他把他抄在本子里的《加甫丽里阿达》拿给我看……
“普希金——算什么呀，不过是个爱说笑话的人罢了，可是这个别涅季克托夫198，马克西莫维奇，才值得注意呢！”
接着他闭上眼睛，轻轻地念起来：
你瞧，这漂亮的女人
那迷人的胸脯……
不知为什么，他特别选出下列三行诗，带着骄傲的喜悦念道：
哪怕是老鹰的目光
也无法洞穿这火热的闸门
窥见她的心……
“你懂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不明白他高兴什么。

十四
我在作坊里的职责不复杂：早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给工匠们准备好茶炊；工匠们喝茶时，我和巴维尔便去收拾作坊，把调配颜色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就到铺子里去了。晚上我必须磨颜料和“观摩”手艺。刚开始时，我对“观摩”有很大的兴趣，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分工很细的技术活都不喜欢，而且感到腻烦乏味。
晚上我有空闲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见闻和知识，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从童年起就被关进了作坊这个狭小的笼子里，从那时起就一直待在里面。整个作坊的人，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一谈到莫斯科，他就深有感触地皱起眉头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你得睁大眼睛，小心点！”
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谈到喀山的时候他们都问我：
“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吗，也有教堂吗？”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也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不都是从那边、从里海运来的吗？那就是说，乌拉尔是在海上！”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因为他们硬说英国是在大洋的彼岸，说波拿巴是卡卢加省的贵族出身。当我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时，他们还是不大相信我。他们全都喜欢听恐怖的童话，情节复杂的故事，甚至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明显地宁肯听虚构的故事，而不喜欢真实。我看得很清楚，越是不可思议的事件，故事中的幻想越多，他们就越发听得认真。总之，现实生活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空想地巴望着未来，而不愿意看到贫困和畸形的现在。
这就更使我惊讶了。因为我已经极其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遁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以及日哈列夫和洗衣妇娜塔利娅等，这些活生生的人就在我的面前，而在书本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布尔加林的《伊万·魏日金》和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卷作品，我把这些书全都念给大家听了，他们都很喜欢。拉里昂内奇说：
“读书可以免除吵架和喧闹，这很好。”
我努力去找书，不停地找，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是一些美好的夜晚。作坊里安静得像深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玻璃球，就像是白色的寒星，它们的光线照着伏在桌上的那些头发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上。我看到一张张平静的若有所思的脸，有时也听到一些赞扬书的作者或主人公的声音。大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温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时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了。
“我们有了书就像到了春天一样，诚如去掉防冻窗框，窗户即可自由开放了。”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很难弄到书，也没想到图书馆去借书，但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终于还是借到了一些书。有一天消防队队长借给了我一卷莱蒙托夫的作品。从此我开始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它对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从读《恶魔》的前几行起，西塔诺夫就望着这本书，然后又看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上，把长长的两条胳膊掖在双膝中间，摇晃着身体笑着，椅子在他的身下轧轧直响。
“静一点，兄弟们！”拉里昂内奇说着，也丢下了工作，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我正在这张桌子旁边朗读这本书。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我念完第一章时，几乎所有的人全都围在桌子四周，相互紧紧地挨着、拥抱着，皱着眉头笑着。
“念下去，念下去。”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在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夺过去，看了看书名，把它挟在腋下宣布说：
“这本书要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书我藏着。”
他走了，把莱蒙托夫这本书锁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马上就干起活来了。作坊里一片静寂，大家都小心地回自己的工作台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站着发愣。日哈列夫放下画笔，严肃地说：
“这才是人生，上帝的奴仆们……是的！”
他耸起双肩，把脑袋藏起来，继续说：
“我甚至可以把恶魔画出来：漆黑的身子，长着很多毛，一对火红色的翅膀（用红铅画），而它的脸、手和脚都是白里透蓝，打个比方，就像月光下的雪。”
他一直到吃晚饭时都心情不安，坐在凳子上反常地转动着身体，玩弄着手指，嘴里莫名其妙地说着关于恶魔、女人、夏娃、天堂和圣徒如何作恶等事情。
“这全都是真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们可以和不良的女人干犯罪的事，那么魔鬼去与圣洁的人干坏事当然也就可以引以为荣了……”
大家默默地听着他说话。也许大家也跟我一样，不想说话，一边看着钟，一边懒懒散散地干活，等敲了九点钟，大家便一齐放下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也跟他们走在一起。
在被遗弃的星辰的太空中
那些漂泊不定的船队……199
“你是想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我一句也记不得了，”日哈列夫说，在刺骨的寒冷中，他全身哆嗦着，“什么也记不得，却能看见他。居然强迫人去可怜魔鬼——这可真是奇怪。他可怜，是吗？”
“可怜。”西塔诺夫同意地说。
“人就是这样！”日哈列夫令人难忘地喊道。
他在过厅里警告我说：
“马克西梅奇，你在铺子里别对任何人提起这本书，它当然是一本禁书。”
我真高兴。原来这就是神父在忏悔时问我的那种书。
晚饭大家吃得没精打采，没了平时那种吵闹声和说话声，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事情。晚饭后，当大家要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
“来，给你书，再念一遍，念慢一点，别着急……”
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下来，走到桌子旁边，没有穿好衣服，便缩着脚围坐下来。
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再一次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这才是人生！啊哈，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兄，啊？”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膀，探过身来，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日哈列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上去，但又停了下来，突然用发颤的声音生气地说：
“我们活得像一头瞎了眼的小狗，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无论是上帝还是恶魔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是上帝的什么奴仆？约伯200是仆人，上帝还亲自跟他说过话，跟摩西也一样！他甚至还给摩西取了名字：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即上帝的人。可我们是谁呢？……”
他把书锁起来，穿好衣服，问西塔诺夫：
“上酒馆去吗？”
“我去找我的女人。”西塔诺夫小声答道。
他们走了之后，我便在门边地板上躺下来，巴维尔·奥金佐夫也跟我在一起。他翻来覆去许久，呼哧着，突然轻轻地哭了。
“你怎么啦？”
“我觉得他们可怜极了，”他说，“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四年了，我了解他们……”
我也可怜他们。我们很久都睡不着，小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美好品格，而且他们身上还有着某种更使孩子们同情他们的东西。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很友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工匠，不过时间坚持得不长，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凶狠地喝酒。后来我在莫斯科的希特罗夫市场上碰到他，这时他已经成了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得伤寒病死了。想到我这一生中有多少好人毫无意义地死去，我感到十分寒心！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年老体衰，最后死去，这是自然现象，然而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我们俄国那样，人们老死得如此迅速可怕，如此没有意义……
我比他大两岁，当时他还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聪明，诚实；他天资很高，善于画各种鸟、猫和狗，他还给工匠们画漫画，常把他们画成长羽毛的鸟类：把西塔诺夫画成一只悲凄的单脚鹬鸟；日哈列夫则成了断了鸡冠、头上没了羽毛的公鸡；有病的达维多夫变成一只可怕的凤头麦鸡。不过他画得最成功的还是老模压工戈果列夫，把他画成一只大耳朵的蝙蝠，长着一个滑稽的鼻子和一双六爪的细腿，圆圆的黑脸上，两只眼睛边上都有一道白圈，瞳孔则像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生动却又丑陋的表情。
巴维尔把这些漫画拿给工匠们看，他们都没有生气。不过给戈果列夫画的漫画却让大家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于是大家都严肃地忠告画家说：
“你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到了会要你的命的！”
这个又脏又臭、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笃信上帝达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无恶不作，常把作坊的事情向掌柜告密。由于老板娘有意招掌柜为女婿，所以掌柜就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作坊和所有人的主人了。全作坊的人都恨他，但又怕他，因此也怕戈果列夫。
巴维尔狂热地千方百计地捉弄这个模压工，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安静，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方面我也全力支持他。作坊里的人看见我们几乎总是用无情而粗野的方式对待他，也都挺快乐，但也警告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会吃亏的！‘小甲虫库兹卡’会把你赶走的！”
“小甲虫库兹卡”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模压工睡着的时候，我们在他脸上抹上颜料。有一回他喝醉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了金色。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把鼻孔里的金屑去掉。每次当我们成功地把老头儿激怒之后，我就想起了轮船，想起那个矮小的维亚特省的士兵，心里便感到不安。戈果列夫尽管年纪大了，但力气还很大，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将我们痛打一顿，打了我们后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老板娘也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因此她平时总是很和善很快乐，并总是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敲着桌子大声说：
“小鬼们，你们又淘气了？他年岁大了，应该尊敬他！是谁往他杯子里倒煤油来着？”
“是我们……”
老板娘惊讶地说：
“天哪，他们居然还自己承认哩！该死的东西……应该尊重老人！”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她告诉了掌柜。掌柜生气地对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读书，甚至还读圣经，却干出这种胡闹的事情，为啥？你可要当心，老弟！”
老板娘是个单身女人，很是可怜。她常常喝着甜酒，坐在窗前吟唱：
没有一个同情我的人，
也没人对我表示可怜，
谁也不知道我的苦恼，
我向谁诉说我的悲凄。
接着她便呜咽地拉长其衰老的颤音：
“唉——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提着一壶煮开了的牛奶走到楼梯边，突然脚一歪跌倒了，笨重地沿着楼梯一级一级滚下去，可是手里仍然没有扔掉牛奶壶，牛奶泼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直两只手，生气地对奶壶嚷道：
“你怎么啦，魔鬼？你要到哪里去？”
她不胖，但全身松弛得软绵绵的，像一只已不能捕鼠的老猫，由于保养得好，身体有点笨重，只会哼哼着，甜蜜地回忆自己往日的成功和快乐。
“瞧，”西塔诺夫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说，“过去是家大业大，一个很好的作坊，操持这个家业的是聪明人，可现在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落到库兹卡手里了！我们干活呀，干活，全都是替别人卖力！想到这一点，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了，什么也不想干了，真想对这一工作啐一口唾沫，然后爬到屋顶上去，在那里望着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有西塔诺夫的这种思想。他学着成年人的姿势抽卷烟，抽象地议论上帝啦，酗酒啦，女人啦，还说任何工作都毫无意义，因为虽然一些人在劳作，而另一些人却在破坏人家的劳动成果，不珍惜它，不理解它。
这时候，他那张尖削的可爱的脸就会皱起来，像一个老人。他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位里，双手抱着膝，久久地望着蔚蓝色四方形的窗口，望着堆满积雪的房顶，望着冬日天空中的星星。
工匠们有的在打鼾，有的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有的在含混不清地说梦话。达维多夫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快要结束他的余生了。那些被睡眠和醉酒捆住了的所谓“上帝的奴仆们”卡宾久兴、索罗金和彼尔申，身体挨着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屋角里；而那些没有脸，没有手脚的圣像则从墙上望着大家。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浓浊的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冒出来的腐臭味。
“上帝啊！我多么怜惜大家呀！”巴维尔小声地说。
这种对人的怜惜，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安。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两人都认为，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生活却过得不好，枯燥苦闷得受不了，他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房屋、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摇晃、哀号、哭泣，大斋日的钟声在悲鸣，寂寞像波浪似的涌进了作坊，铅一样沉重地打压着人们，把他们身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压死，然后把他们赶进酒馆里去，赶到女人那里去，因为女人也跟酒一样，成了他们忘却一切的手段。
在这样的夜晚，书也帮不上忙了。于是我和巴维尔便竭力用自己的办法来让大家高兴，我们把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带上亚麻做的假胡须，演出我们自己编造的各种喜剧，英勇地与烦闷作斗争，强使大家开颜。我想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这本书，便把它改编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在那里进行即兴表演，开心地把假想中的瑞典人的脑袋砍下来。观众们都乐得哈哈大笑。
观众最喜欢的是一个关于中国鬼秦友东的传说201。巴维尔扮演那个突然想做善事的倒霉鬼，其他角色一切由我扮演，既扮男的，也扮女的，还扮各种景物，扮善鬼，也扮石头，中国鬼每次想做善事都做不成而垂头丧气的时候，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
观众哈哈笑了，而我却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容易就能逗他们笑了呢。因为太容易，反而使我觉得不高兴。
“啊哈，两个小丑！”他们对我们叫喊，“啊哈，两个强盗！”
可是，越往后便越令人烦恼地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我们这里从来就不存在欢乐，也不珍惜欢乐；人们故意地把它从弃置中抬出来，只是当作一种消除死气沉沉的烦闷的工具罢了，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不是自身的存在，也不是为着要生存而存在，而是受悲哀的招引而出现的。
这种俄国式的欢乐往往很快地转变为残酷的悲剧，快得出人意料和不可捉摸。一个人正在跳舞，好像要挣脱束缚着他的羁绊，可是却突然发泄出内心的残酷兽性，在兽性的苦闷中向一切人扑过去，撕毁一切，咬断一切，破坏一切……
这种因外力推动的强作的欢乐使我愤慨，当我愤慨得忘乎所以时，便把突发编造出来的幻想故事讲给大家听，演给大家看。我很想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真正的、自由的、轻松的快乐！我作出了一点成绩，他们称赞了我，对我表示惊喜。但是似乎被我动摇了的苦闷又慢慢地显露出来，并变得愈加严重了，把大家压倒了。
阴郁的拉里昂内奇亲和地说：
“你真是个快活人，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会让人开心，”日哈列夫也附和着他说，“马克西梅奇，你到杂剧团或剧院去吧，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丑角。”
作坊里在谢肉节和圣诞节去看过戏的只有两个人：卡宾久兴和西塔诺夫。年长的师傅们郑重地劝他们在洗礼节时到约旦202的冰窖里去洗掉这个罪恶。西塔诺夫经常地劝导我：
“丢开一切，你学戏去吧！”
接着他就激动地给我讲了悲惨的《雅科夫列夫演员的一生》203。
“瞧，竟有这种事！”
他喜欢讲述斯图亚特王朝玛丽娅女王204的故事，称她是“骗子手”，而特别赞赏的是《西班牙贵族》205这本书。
“马克西梅奇，唐·谢扎尔·德·巴赞206是一个最高尚的人，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
他本人身上也有某些“西班牙贵族”的气质。有一次在瞭望台前的广场上有三个消防队员在殴打一个农民取乐，有四十多个人在围观这场殴打，为消防队员喝彩。西塔诺夫冲了过去，挥起长胳膊猛击三个消防队员，扶起那个农民，把他推进人群里，大声喊道：
“把他领走！”
他自己却留了下来，一人对三人。消防队的驻所就在十步开外的地方。那些消防队员尽可以叫来援兵，把西塔诺夫痛打一顿。幸运的是，那几个消防队员当时吓坏了，躲到院子里去了。
“一群狗东西！”他在他们身后骂了一声。
每逢星期天，青年们都到彼得巴甫洛夫墓地的林场上去斗拳，他们聚集在那里，跟清道夫们及附近农村的村民进行比赛。清道夫里派出与城里人对抗赛的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他是莫尔多瓦人，身材魁梧，但脑袋很小，眼睛有病，老流眼泪，他用短上衣的脏袖子擦了擦眼泪，叉开双腿站在自己人面前，善意地向人挑战：
“你们出来呀，不然，我要冻坏了！”我们这一边出来跟他们对阵的是卡宾久兴，可是他老是败在莫尔多瓦人的手下。不过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卡宾久兴还是气喘吁吁地说：
“誓死也要把这个莫尔多瓦人打败！”
这决心终于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为此而戒了烟，睡觉前用冰雪擦身，大量吃肉；为了让肌肉发达，他每天晚上用两普特重的秤砣画许多次十字。然而这一切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把铅块缝在手套里，对西塔诺夫吹嘘说：
“这一次，莫尔多瓦人可要完蛋了！”
西塔诺夫则严厉地警告他：
“使不得，不然我要在比赛前说出来！”
卡宾久兴不相信他的话。但比赛开始的时候，西塔诺夫忽然对莫尔多瓦人说：
“瓦西里·伊万内奇，你退下，我先跟卡宾久兴比一场！”
哥萨克顿时面红耳赤，大声嚷道：
“我不跟你比，你走开！”
“你要比！”西塔诺夫说着便朝他走去，用逼人的目光直盯着哥萨克的脸。卡宾久兴在原地跺脚，把手套脱下来，塞进怀里，立即离开了比赛场。
不论是我们还是对方都感到很不愉快，并且很奇怪。有一位公证人生气地对西塔诺夫说：
“老兄，把你们家里的事拿到赛场上来解决，那是违规的！”
四面八方的人都注视着西塔诺夫，骂他。
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对这位公证人说：
“要是我说我制止了一场凶杀呢？”
这位公证人马上就明白了，甚至摘下了帽子说：
“那我们就要感谢你了！”
“只是，老叔，请你不要声张出去！”
“为啥呢？卡宾久兴是一位少有的拳击师，不过一个人输了，会发狠，这我们能理解！以后比赛前，得先检查他的手套。”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公证人走了之后，我们这边的人便骂西塔诺夫：
“你鬼迷心窍，多什么嘴呀！让哥萨克揍他去好了，如今我们又输定了……”
大家没完没了痛快地骂了他许久。
西塔诺夫叹口气说：
“唉，你们都是一批恶棍……”
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西塔诺夫竟邀请莫尔多瓦人进行单独斗拳。对手摆好了阵势，高兴地挥动着拳头，俏皮地说：
“让我们先斗一斗，热热身子……”
几个人手拉着手，用背脊顶住后面拥来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宽大的圈子。
两位斗士机警地相互对视着，两只脚不断地倒换着，右手伸向前方，左手护在胸前。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来，西塔诺夫的胳膊比莫尔多瓦人的长。四周肃静，只听见斗士们脚下的雪吱吱作响。
有人耐不住这种紧张气氛，焦急地抱怨起来：
“快点儿开始吧……”
西塔诺夫右手挥起来，莫尔多瓦人稍稍提起左手护着，他心口直接挨了西塔诺夫左手的一拳后，哼了一声，后退了几步，满意地说：
“年纪轻，可不傻！”
他们开始交手，相互扑打起来，挥起重拳朝对方的胸口抡去。几分钟后，双方的人都兴奋地喊叫：
“圣像画师，机灵一点！给他画上一笔，涂上去！”
莫尔多瓦人的气力比西塔诺夫大得多，但身体比较笨重，下手不快，人家打他三拳，他才打别人一拳。不过他身体结实，挨几拳打并不在乎，只是哼一哼，笑一笑。突然他从下往向朝西塔诺夫的腋下重击一拳，结果把对方的右手打脱臼了。
“把他们拉开吧，不分胜负！”立即响起了几个声音。大家把围观群众的圈子冲开，把两个拳击手拉开了。
莫尔多瓦人温和地说：
“这个圣像画师气力虽然不大，但很机灵，以后会成为一个好拳击手。我这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半大孩子们的普通比赛开始了。我带西塔诺夫去看骨科大夫。他的作为更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增加了我对他的同情和尊敬。
总之，他做得很诚实，很正直，而且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做。但放浪的卡宾久兴却巧妙地嘲讽他：
“咳，燕尼亚207，你活着是为了做样子给人家看的。你把灵魂洗刷得像过节的茶炊，然后就夸口说：多么光亮呀！可是你灵魂是铜做的，跟你在一起真无聊……”
西塔诺夫静静地一语不发，专心一意地干活，或是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小本子上。他把自己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种抄写工作上了。我曾劝他说：“你不是有钱吗，去买一本好了！”他回答说：
“不，还是自己抄得好！”
他用美丽、娟秀的笔法，带一种花笔道抄完一页，等着墨水干的时候，轻声念道：
没有遗憾，没有同情，
你会望着这片大地，
既没有真正的幸福，
也没有永恒的美……
接着他眯起眼睛说：
“这是真理！嘿，他对真理了解得多么透彻！”
西塔诺夫对待卡宾久兴的态度我感到很奇怪。哥萨克喝醉了酒，老要找他的伙伴打架。西塔诺夫总是久久地劝他：
“别纠缠我！别惹事……”
可是西塔诺夫后来还是痛打了醉汉一顿，打得非常厉害，连那些平时把打架当作热闹看的工匠们，都不得不出来干预，把两人拉开。
“不及时制止叶夫盖尼，他会把人打死的，他连自己也不怜惜。”他们说。
清醒的时候，卡宾久兴也不停地捉弄西塔诺夫，嘲笑他对诗歌的爱好及他的不幸的爱情，并且说得很肮脏，想激起他的妒忌心。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哥萨克的挖苦话，也不生气，甚至还与卡宾久兴一起笑了笑。
他们俩并排睡觉，每天晚上都窃窃私语地交谈很长时间。
他们的话语使我不得安宁。我很想知道，这两个不相同的人到底谈些什么谈得如此亲热。但是当我靠近他们时，哥萨克就不满意地说：
“你要干什么？”
西塔诺夫则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
不过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去，哥萨克问道。
“马克西梅奇，你要是发了财，你会怎么办？”
“我会买许多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唉！”卡宾久兴恼恨地把脸转了过去，西塔诺夫则平静地说：“你瞧，谁也不知道，不论老人还是小孩！我跟你说吧，财富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一切取决于附加条件……”
我问道：
“你们在谈什么呀？”
“不想睡，我们就说说话呗。”哥萨克回答说。
后来我仔细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才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谈的都是大家在白天爱谈的那些事：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笨和狡猾、富人们的贪婪，以及整个生活都杂乱和不可理解，等等。
我总是很贪婪地听这些谈话，为这些话所激动。我感到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生活不好，应该生活得好些！但同时我也看到，虽有想生活得好的愿望，却没有对人提出什么要求，所以在作坊的生活中，在工匠们的相互关系中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些话虽然照亮了我眼前的生活，却也暴露了这种生活后面的某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人们在这种空虚中，就像微尘在动荡的池水中一样，胡乱地焦躁地游动着。也正是这些人自己说：这种忙乱是毫无意义的，令人气愤的。
他们议论得很多，很喜欢议论，老是责备别人，忏悔，自我吹嘘，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凶狠地吵闹，互相狠狠地侮辱。他们还试图猜测他们死后会怎么样。作坊大门口放污水桶的地板腐朽了，形成一个潮湿腐烂的窟窿。从那里吹来一股冷风和泥土的酸臭气，大家的脚都冻坏了。我和巴维尔曾拿稻草和破布去堵住这个窟窿，大家也说要换一块地板，可是窟窿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在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这个窟窿就像大烟囱一样，风雪直往里面吹，冻得大家都感冒了，咳嗽了。气窗上的洋铁皮片发出烦人的吱嘎声，大家都用脏话骂它。我去给它抹上一点油。日哈列夫留心听了听之后说：
“气窗不叫了，反倒有些寂寞！”
大家从澡堂回来，便躺在肮脏的满是灰尘的床上。这些肮脏和臭味一般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安。妨碍人们生活的恶劣琐事有很多，这些东西本来是很容易除掉的，但是谁也没有去做。
大家常说：
“不论上帝还是自己，谁都不同情人……”
当我和巴维尔替受污秽和虫咬之苦快要死去的达维多夫洗了个澡时，他们却嘲笑我们。他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衬衣，要我们替他们捉虱子，并管我们叫澡堂服务员。总之尽量捉弄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什么可耻和可笑的事情似的。
从圣诞节到大斋期达维多夫都一直躺在高板床上，难受地咳嗽着，吐出一口口难闻的血痰，他吐不进污水桶里，血痰都落在地板上；每天晚上他都说梦话，把大家吵醒。
大家几乎天天都说：
“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但是，开始时是因为达维多夫的身份证过了期，后来又因为他的病好了些，终于决定：
“算了，反正快要死了！”
他自己也说：
“我活不了几天了！”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幽默家，老想开点小玩笑来驱散作坊里的可怕的烦闷。他常常沉下又瘦又黑的脸，用吹口哨似的声音说：
“大家就听一听高悬在高板床上的人的声音吧……”
接着他便慢条斯理地吟唱一首忧郁的打油诗：
我睡在高板床上，
天天都醒得很早，
梦也好醒也好，
蟑螂照样把我咬……
“他并没有泄气！”大家夸他说。
有时我和巴维尔来到他身边，他就强打精神地说点笑话：
“我拿什么来招待你们呢，尊敬的客人？这里有一只新鲜的小蜘蛛，你们谁愿意……”
他死亡的日子拖得太长了，连他自己也感到厌烦。他真的懊丧地说：
“我怎么还不能死去呢？真倒霉！”
他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使巴维尔很害怕。他常在夜里叫醒我，小声地说：
“马克西梅奇，他好像死了……他真要是在夜里死了，而我们却还躺在他下面呢，哎哟，上帝！我怕死人……”
要不就说：
“唉，他干吗要生下来呢？还不到二十岁，却要死了……”
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巴维尔把我叫醒，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我说：
“你听！”
高板床上达维多夫吁吁地喘着气，急促而又清楚地说：
“快来呀！”
然后就打起嗝来了。
“他就要死了！真的，你瞧着吧！”巴维尔激动地说。
白天我整天都在清除院子里的雪，把它搬到外面去，已经很累了，就想睡个觉，但巴维尔却央求说：
“你可别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睡！”
他忽然跳起来跪着，发疯似的嚷道：
“你们快起来吧，达维多夫死了！”
有人醒了，有几个人影从床上起来，有人生气地提出反问。
卡宾久兴爬到高板床上去，吃惊地说：
“好像真的死了……不过身体还有点儿温……”
四周寂静。日哈列夫画了个十字，裹着被子说：
“唉，就让他升天吧！”
有人建议说：
“该把他抬到过厅里去……”
卡宾久兴从床上爬下来，朝窗口望了望。
“就让他躺到天亮再说吧！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妨碍过任何人……”
巴维尔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痛哭起来。
而西塔诺夫却仍在睡觉，没有醒来。

十五
田野里的雪融化了，天空中的冬云变成了湿润的雨夹雪，落在土地上；太阳依旧慢慢地走完它一天的路程，空气变得更暖和了，似乎春天的快乐已经到来，它开玩笑似的躲在城外野地里的什么地方，很快就向城里拥去了。大街上处处是棕红色的污泥，人行道旁脏水流成溪。囚徒广场上化了雪的地方有一些麻雀在欢快地跳跃。就是在人们身上也有一种雀跃的气氛。在春天的喧闹声中，大斋节的钟声几乎从早到晚不停地响着，轻轻地敲击着人们的心，它像是老人的话语，里面隐藏着某种令人屈辱的东西，仿佛在用冷漠忧郁的调子诉说着一切：
“有过，这事从前有过，有过……”
在我的命名日那天，作坊的人送给我一个很小很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的画像，日哈列夫动情他做了一个长篇演说，令我十分难忘。
“你是谁？”他提提眉毛，玩弄着手指说，“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一个孤儿罢了，而我要比你几乎年长三倍，却也要夸耀你，那是因为，你对任何事情从不背过脸去，而是正视一切！你要永远这样坚持下去，这很好。”
他谈到了上帝的奴仆，也谈到了上帝的人，但是人和奴仆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却不明白，大概他也不清楚。他说得很枯燥，作坊里的人都嘲笑他。我手里拿着圣像站着，心里很是感动而且局促不安，不知怎么办才好。终于卡宾久兴不高兴地向这个演说家嚷道：
“你就结束你的安魂祈祷吧，你看他的耳朵都要发青了。”
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也夸了我几句：
“你很好，你对大家都很亲热，这就是你的好处。所以即使有什么不对，莫说是打你，就是骂你也很难开口！”
大家都用和善的目光看着我，亲切地笑我那腼腆的样子。再过一会儿，也许我就会快乐得大哭起来了，因为我意外地感到我成了这些人所需要的人。但是恰恰也就是这天早晨，掌柜在铺子里摇着头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
“这个讨厌的孩子，干什么都不行！”
像平时一样，我一早就到铺子里去，但午后掌柜却对我说：
“你回家去，把库房屋顶上的雪扫下来，填到雪窖里去……”
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以为谁也不知道此事。作坊里庆祝我的仪式结束后，我便换了衣服，跑到院子里，爬到库房屋顶上去扫雪，把这个冬天积得厚实而又沉重的雪清理出去。但是，由于我当时太兴奋，忘记了把雪窖的门打开，结果雪落下去把门堵住了。我跳到地上，才发现这个错误，便马上清除门边的雪。雪又湿又结实，木铲子铲不动它，又没有铁铲子，结果把木铲子的把儿弄折了。就在这个时候，掌柜在院子门口出现了。正好印证了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祸随福来！”
“竟然是这样，”掌柜走到我跟前讥讽地说，“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呀，见你的鬼去吧！我得狠狠地揍你这个笨脑瓜……”
他拿起木铲子的把儿向我挥过来，我后退了一步，并生气地对他说：
“我可不是你雇来扫院子的……”
他把木棒子朝我脚边扔过来，我拣起一块雪打在他脸上，他哼了哼鼻子跑开了，我也扔下工作回作坊去了。几分钟后他的未婚妻从楼上跑下来，——这是一个轻佻的女人，空虚的脸上长满了粉刺。
“马克西梅奇，到楼上来！”
“我不去。”我说。
拉里昂内奇感到很奇怪，便小声问我：
“你这是怎么啦？干吗不去？”
我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他担心地皱起眉头，走上楼去了。走时他小声地对我说：
“唉，小老弟，你太莽撞了……”
作坊里的人都嚷嚷起来，大骂掌柜。卡宾久兴说：
“喂，他马上就要把你撵走了！”
这我并不害怕。我和掌柜的关系早就水火不相容了：他恨死我了，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对他也无法容忍，但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无理地对待我。
他常把一些硬币扔在地板上，我扫地时看见了就拾起来放在柜台上那个放施舍乞丐零钱的茶碗里。后来我猜到了之所以经常有这种拾物的缘故后，便对掌柜说：
“你向我扔那些硬币，是枉费心机的！”
他勃然大怒，急不择言地叫嚷起来：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但立即又纠正自己说：
“怎么，我故意扔硬币？那是它们自己失落的……”
他不许我在铺子里看书，说：
“你这种脑袋瓜还念什么书！你是个好吃懒做的人，还想当经学家吗？”
他并没有死心，还想用二十戈比的钱币来陷害我。我明白，要是我扫地时钱币滚进地板缝里去，他就一定认定是我偷了；所以我再一次提醒他停止这种把戏。就在这一天，当我提着开水从饭馆回来的时候，就听见他在唆使邻居一个新来不久的伙计说：
“你去教他偷圣诗集，最近我们的圣诗集就要到货了，有三箱呢……”
我明白他说的是我。当我回到铺子里时，他们两人都很尴尬。除了这一迹象外，我还有另外一些根据怀疑他们在阴谋加害于我。
邻居这个伙计已不是第一次替他干这种事了，大家称他是一个滑头的生意人，但他有狂饮症，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因为酗酒被老板赶走了，后来又重新雇用他。他是一个又干又瘦、身体虚弱的人，有一双狡猾的眼睛，表面上很温顺，一举一动完全顺从着老板，胡子上总是挂着聪明的微笑，还喜欢说几句尖刻的话。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那种臭味，尽管他的牙齿又白又结实。
有一天他竟让我大吃了一惊：他亲切地微笑着走到我面前，突然动手打掉我的帽子，抓住我的头发，于是我们便扭打起来。他把我从走廊上推到铺子里，并竭力要把我摔倒在摆放着许多大神龛的地板上。要是他得逞的话，我一定会把玻璃压碎，雕花弄破，也许还会把昂贵的圣像划破。但是他身体太弱，结果我制服了他。当时让我大为惊奇的是，这个长着大把胡子的男人竟坐在地板上，揉着被打破的鼻子，伤心地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家的老板都出去了，就留下他和我两个人。他用手揉着眼睛下面鼻梁上的肿块，和气地说：
“你以为我自己愿意并乐意地把你摔倒吗？我又不是傻瓜，我知道，你会把我打败的，我是个体弱的人，又喝酒。这是老板叫我干的：他说，‘去吧，跟他干一仗，打架时尽量使他店里的东西多损坏一些，反正吃亏的是他们’。而我自己并不想这样干的。你看我这张脸被你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相信了他的话，变得有些可怜他了。我知道，他跟一个经常打他的女人生活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但我还是问他：
“要是人家叫你去毒死一个人——你也去干吗？”
“他会干的，”这个伙计带着可怜的冷笑小声说，“他也许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你听我说，我身无分文，家里没有吃的，女人吵得很凶，朋友，你从你那里随便弄张圣像来，我拿去卖，行吗？你肯吗？或者拿一本圣诗集也行？”
我记起了鞋店和教堂的守夜人，我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又很难拒绝他，于是我就给了他一张圣像。价值几卢布的圣诗集我不敢去偷，我觉得那是要犯大罪的。有什么办法呢？道德中常常隐藏着简单的道理。《刑法典》的神圣朴质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小秘密，而在这个小秘密的后面却掩饰着所有制的极大虚伪。
当我听到我的掌柜唆使这个可怜人教我去偷圣诗集时，我吃了一惊。问题已经很清楚，我的掌柜已知道了我拿他的东西去送人情，邻居的伙计准是把圣像的事告诉他了。
拿别人的东西去做人情，这是卑劣的事；掌柜以此为我设下可恶的陷阱——这两者都引起我的愤慨，我对自己和对所有人感到厌恶。一连几天我都非常难受地等待着那几箱书运来。书终于到了，我到库房里去开箱。邻居那位伙计走了过来，要我给他一本圣诗集。
当时我问他：
“给你圣像的事，你告诉我掌柜了吗？”
“告诉了，”他无精打采地说，“老弟，我是什么事情都不隐瞒的……”
这可把我吓傻了，我顿时坐在地上，两眼直盯着他。他也尴尬地显出一副极端可怜的样子，连忙地说了些什么。
“知道吗，是你掌柜自己猜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我的老板猜出来后告诉了你掌柜……”
我觉得，这下我可完了——这些人是在蓄意陷害我。现在我一定会被送进少年管教所去了！既然这样，那就什么也无所谓了！既然落了水，就沉到水底下去吧。我把一本圣诗集塞到那个伙计的手里，他把它藏在棉衣下面就走开了。但是他马上又转了回来，把圣诗集扔在我的脚下就走了，说：
“我不要！我会跟你一起完蛋的……”
我没有听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完蛋呢？不过他没有把书拿去，我倒很高兴。这件事之后，我那位小掌柜更爱对我发脾气，更怀疑我了。
拉里昂内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一切。他在楼上待的时间不长，回来的时候显得更加垂头丧气，更加沉静了。晚饭前我们打了一个照面，他对我说：
“我替你说了半天话，要求把你从小铺调到作坊去，但没有成功，库兹卡不答应，他对你很反感……”
铺子里我还有一个敌人——掌柜的未婚妻，她是一个极其轻浮的女人，作坊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跟她胡搞，在过厅里等着她，搂住她，她也不生气，只是像只小狗似的轻轻尖叫一声。她一天到晚嘴里都嚼着东西，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各种饼干，上下颔不停地在动；看着她那张空虚的脸和不安的灰色的眼睛，实在令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维尔猜谜语，而谜底都是愚蠢的下流的；还要我们念绕口令，念出来的也是一些很不体面的话。
有一次，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她说：
“你还真是不害臊，姑娘！”
她却快活地用一首下流小调回答他：
姑娘若害臊
她就嫁不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姑娘，很反感。她吓唬我，要跟我胡闹。她看我不吃她这一套，便越发纠缠我。
有一天，在地窖里，当时我和巴维尔正在帮她洗刷盛克瓦斯和黄瓜的木桶，她对我们说：
“小家伙，想不想我来教你们亲嘴？”
“我比你亲得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说。我则对她说：你要亲就跟你未婚夫去亲好了。我的话说得不大客气，她生气了。
“啊哈，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亲热，他却翘起鼻子来了！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呀！”
接着她伸出手指威胁地补充说：
“喂，等着瞧，我要你记住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对她说：
“要是你未婚夫知道你的放荡行为，他定会收拾你的。”
她那张长满粉刺的脸做出蔑视的样子。
“我才不怕呢！凭我这份嫁妆，可以找到十个比他强的人。一个姑娘也只有结婚前才能玩耍一阵子。”
于是她就同巴维尔玩耍起来了。从此以后，我也多了一个背后说我坏话的饶舌者。
我在铺子里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那些教会的书籍我已全部读完，那些经学家们的争论和谈话也已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所知道的那种黑暗的人间生活，还像过去一样对我有吸引力，因为他讲得很有趣，充满激情。有时候我在想，那个孤独而又报复心很强的先知伊利沙208周游大地也是这个样子吧。
可是每当我把人家的事和我自己的想法坦率地告诉这个老头时，他总是很友善地听完我的话之后，便转述给我的掌柜听，而掌柜不是生气地嘲笑我，便是愤怒地辱骂我。
有一次我对老头说，我常把你说的话记在本子上，我本子里抄录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和警句。这个经学家大为吃惊，赶紧走过来，不安地问道：
“你这是为什么？小孩子，这可不行！为了记住吗？不，别这样做，真是的！你把笔记本拿给我看看，好吗？”
他缠了我许久，坚持要我把笔记本交给他，或者烧掉，然后又生气地跟掌柜嘀咕什么。
回家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
“你在记什么笔记呢？不许干这种事！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会干这种事。”
我不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
“他也在抄？这个高个子的傻瓜……”
他沉默了良久，然后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缓和的口吻说：
“你听我话，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都交给我，我给你五十戈比，只是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偷偷地……”
大概他坚信我会照他的意思去做的，再没有说什么，迈开一双短腿就跑到前面去了。
回家后我把掌柜的话告诉了西塔诺夫，他皱起眉头说：
“你不该对他说这个……现在他一定会让什么人来偷你的和我的本子。你把本子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他很快就会把你撵走了，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一旦我外祖母回到城里，我就离开这里。外祖母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赫诺，是人家请她去教姑娘编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进城时也没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见了，他穿着一件笨重的貉绒皮袄，像神父一样神气十足地慢慢走来。我向他问好，他用手遮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你呀……你现在是圣像画师了，是，是……好，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照样神气十足地慢慢地朝前走了。
外祖母我很少见到。她不停地干活，要养活衰老而又痴呆的外祖父，还要照顾舅舅的孩子。麻烦最多的是米哈依洛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的小青年，耽于幻想，喜欢读书，他在染房里工作，换了几家染坊了，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吊在外祖母的脖子上，靠她养活，心安理得地等着外祖母为他找到新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拖累着外祖母，她不幸地嫁给了一个酒鬼工匠，她常挨打，并被赶出了家门。
每次见到外祖母时，我就更从心底里叹赏她的心灵之美，但是我也感觉到这种美好的心灵已被童话蒙住了眼睛，她已看不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现实的现象，因此我的焦虑和激动她也不能体会。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详细地给她讲述了丑恶的生活、人们的苦难、令我心烦郁闷的一切之后，她唯一能给我回答的就是上面的这句话。
我不善于忍耐，即便有时会表现出一点这种畜生的、木头的、石头的德性的话，那也只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为了要知道自己力气的储存量和它在地球上的坚实度而已。有时候，那些半大孩子就是凭借愚笨的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力气，试图举起超越自己筋骨所能承受的重物，夸口要像成年的大力士那样，试图把两普特重的秤砣交叉地挥动起来。
不论在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不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这一类的事我全都做过，只是多亏了偶然的幸运，我才没有遭到致命的重伤，没有成为终身的残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要比忍耐、比屈从于外在条件的力量更可怕、更使人残废的了。
如果我最终还是成为一个残废者躺在地里的话，我在临终时也还要不无自豪地说，那些好心人虽然四十年来认真要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辛勤劳作并不成功。
一种狂热的愿望越来越厉害地控制着我：去干些恶作剧的事，叫人家高兴，让人们发笑。我有时也做到了这一点：我会扮演尼日尼市场上那些商人的脸相，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我会模仿那些农夫农妇买卖圣像时的样子，我的掌柜如何巧妙地蒙骗他们，经学家们如何吵架等。
作坊里的人都放声大笑，工匠们常常扔下工作，看我的表演。不过这种表演之后，拉里昂内奇总是来劝告我：
“你还是在晚饭后再表演吧，不然要影响工作的……”
“演出”结束后，我感到轻松一些，如释重负。有那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头脑里觉得空闲愉快，可是后来又觉得脑袋里装满了许多尖利的钉子，它们在钻动，脑袋发烫。
在我周围好像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沸腾，我觉得我也慢慢地在里面被煮得稀烂了。
我在想：
“难道整个生活都是这个样子吗？我也要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而找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改善吗？”
“马克西梅奇，你变得爱发脾气了。”日哈列夫认真地看着我，对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无法回答。
生活顽固而又粗暴地把我心灵中最好的文字抹去了，阴险地用某些无用的废物取代了它。我愤怒而又顽强地抵抗这种强暴。我和大家一样漂浮在同一条江河里，但是对我来说，河水太冷了；这河水又不能像浮起别人那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来，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会沉到深水底下去。
人们对我越来越友好，他们对待我不像对待巴维尔那样大喊大叫，也不任意支使我；为了表示对我尊敬，他们都用父称叫我。这些都很好。不过我也难受地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喝酒，他们喝酒后的那种讨厌的样子，以及他们对待妇女的那种病态态度。尽管我也知道，在这样的生活中，酒和女人是他们唯一的乐趣。
我常常痛苦地想起，连那位最聪明最勇敢的娜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也说女人是一种乐趣。
这样说的话，那么我的外祖母呢？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有一种近乎恐惧的感情，她与大家如此不同，就好像我是在梦里看见过她。
我非常之多地想到女人，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一个节日我是否也到大家常去的那个地方去？这并不是一种肉体上的要求，我是一个健康而且喜欢洁净的人，但有时候我也发疯似的想去拥抱一个温柔聪慧的人，像对母亲一样坦率地、没完没了地向她诉说我的彷徨不安的心灵。
我很羡慕巴维尔，他每天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面房子的女佣人的恋爱故事。
“兄弟，是这么回事。一个月之前，我还不喜欢她，还往她身上扔过雪球，可是现在我却坐在板凳上紧偎着她，再没有人比她更亲爱的了。”
“你们谈了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说自己的事，我也对她说我的事。完了我们就接吻……不过她很正派，兄弟，她真好！……喂，你抽烟已像个老兵了！”
我抽烟抽得很多。烟叶可以麻醉人，可以平息不安的思绪和惊慌的感情，幸好伏特加酒的气味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喝伏特加酒，而巴维尔却爱喝，他喝醉了就伤心痛哭：
“我想回家，回家！放我回家吧……”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他的父亲和母亲去世得早，又没有兄弟姐妹，从八岁起他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在这种心绪动荡不满的时候，加上春天的召唤，更让我情绪激越，我决定再到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时，我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要到波斯去？——我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因为我很喜欢波斯商人的缘故吧！因为我在尼日尼市场就见过他们：他们席地而坐，活像一尊尊雕像，染过色的胡子展现在太阳光中，平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像什么都看得透似的。
也许我会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在复活节的一周里，有一部分工匠回老家去了，回自己村子里去了，留下来的人则老是喝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就在这里我遇见了我原来的老板，我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一件薄薄的灰大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着烟卷，帽子扣在后脑壳上；他那张愉快的脸对我做出友好的微笑，一副令人喜欢的样子，自由，欢快。在这旷野里，除我们两人之外，没有别的人。
“啊，彼什科夫，基督复活了！”
我们（按节日的规矩）接吻了三次，然后他问我生活得怎样，我也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以及其他一切我都厌倦了，我决定到波斯去。
“别这样，”他严肃地对我说，“那边有啥呀，波斯？见鬼去吧！老弟，这方面我知道，我在你这种年纪时也曾想过远走高飞！……”
我喜欢他这种说话开门见山、非常爽快的风格。他身上有一种很好的春天的气息，很像一个逍遥派。
“你抽烟吗？”他问我，把一个装着粗大卷烟的银色烟盒递给我。
这就彻底把我战胜了。
“喂，彼什科夫，你重新到我这里来吧！”他提议说，“老弟，我今年在市场上接了四万多个包工合同，你明白吗？我要派你到市场上去当监工，接收全部材料，监管材料是否按时到位，防止工人偷窃。行吗？薪水每月五卢布，另外每天五戈比的午餐费。你跟我们家的两个女人不相干，你早出晚归，不用管她们！只是你别对她们说我们见过面。你只要在福马周209的星期天来就行了。”
我们像朋友一样地告别了。临别时他握了握我的手，离开时甚至还远远地很有礼貌地挥了挥帽子。
当我在作坊里宣布我要走的消息时，大多数的人开始时都表示惋惜。这是我的荣幸。巴维尔特别激动。
“喂，你想一想，”他责备我说，“跟我们一起过了那么久了，现在却要同各式各样的乡下人混在一起！木工，油漆工……唉，你呀！这就叫‘有官不当当小卒’。”
日哈列夫嘟哝道：
“鱼儿还往深处游，你一个好小伙却偏要往窄处走……”
作坊里给我举办了告别会，气氛是忧郁而愁闷的。
“当然，什么事情都应该试一试。”日哈列夫说，他喝了酒后脸色发黄，“不过最好还是看好了某件事之后，就立即抓住不放……”
“并且干它一辈子。”拉里昂内奇也小声补充了一句。
不过我觉得，他们说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完成一种义务似的，我和他们连在一起的那根线好像立刻就霉烂了，断裂了。
喝醉了的戈果列夫在高板床上翻来覆去，哑着嗓子说：
“真希望你们全都进监狱！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呢？啊哈……”
跟平时一样，墙边放着一些尚未画完的没有脸部的圣像，天花板上粘着各种玻璃球，早已不带灯作业了，玻璃球也没有用了，已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周围的一切我都还牢牢地记得，就是闭上眼睛也能看见黑暗中的整个地下室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一束束带着笔套的毛笔，圣像，屋角里的脏水桶，那个消防帽似的铜洗脸盆，从高板床上垂下来的戈果列夫的像淹死鬼的发紫的赤脚。
我真想早点离开，但是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延长悲哀的时间，告别时也总像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皱着眉头对我说：
“《恶魔》这本书我不能还给你，你愿意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书是我个人的，是一位老消防队员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部作品送人。但当我生气地拒收他的钱时，日哈列夫却平静地把硬币收回钱袋里去，坚决地说：
“随你的便吧，不过书我是不会还给你的！这本书对你不合适，你带着这本书很快就要倒霉的……”
“可是这种书在书店里也有卖呀，我看见过！”
但他还是非常恳切地对我说：
“这不能说明什么，商店里还有手枪卖呢……”
就这样，莱蒙托夫这部作品他始终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要跟老板娘告别，在门厅里碰见了她的侄女，她问道：
“听说你要走了？”
“我要走了。”
“你若不走，也会被赶走的。”她对我说。虽然说得不大客气，倒也说了实话。
醉醺醺的老板娘则说：
“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吧！你不是个好孩子，太粗鲁，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你的坏处，可是大家都说你不是好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了起来，含着眼泪说：
“要是我已故的丈夫还活着，我那甜蜜的心肝宝贝准会揍你一顿，敲你的后脑勺，但他会留下你，不会赶你走！可如今全都变了样子了，有一点不合适，就叫人滚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何处安身呢？靠什么为生呢？”

十六
我和老板坐着小船沿着市场的街道在石砌的店铺中间穿过。春汛已经漫过了二层楼。我划桨，老板坐在船尾，笨拙地把着舵，把船尾橹深深地插在水里，让船身转弯，从一条街转到另一条街去，在平静、浑浊、像在沉思般的水面上滑行。
“唉，如今洪水涨得真高啊，见鬼了！耽误我的工作。”老板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唠叨着，吐出的烟有一种呢子烧焦的气味。
“慢一点！”他吃惊地喊道，“要撞上路灯了！”
他把住船舵，又骂道：
“竟给我们这种破船，这帮混蛋……”
他指给我看水退后待修理的店铺的工地。他的脸刮得发青，胡子剪得很短，加上嘴里叼着雪茄烟，看起来不像是个承包商人。他穿一件皮短上衣，高筒靴直套到膝盖上，肩上挂着一个猎袋，两腿之间露出一支名贵的莱贝尔牌猎枪。他时而不安地动动他的皮帽，把它压在眼睛上面，噘着嘴，担心地看看四周，然后又把帽子移到后脑勺上去，显得年轻一些，胡子下面现出微笑，在想着什么愉快的事情。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工作很忙的人，也不相信他是在为洪水退得慢而发愁。显然，他心里荡漾着的是与工作无关的某种念想。
我却由于一种静默的惊讶而心情压抑。看到这死气沉沉的城市我感到多么奇怪：一排排紧闭窗户的笔直的房子，整个被水淹着的城市都好像漂浮在我们小船的旁边。
天是灰色的。太阳好像在云雾里迷了路，只是偶尔透过厚厚的云层洒下一些冬日的银白色的大斑点。
水也是灰色的、冰冷的，看不出它在流动，好像凝住了，好像同那些空房子，同那一排排染黄了的店铺一起睡着了。当苍白的太阳透过云层时，周围就显得亮了一些；天空像一块灰色的布映现在水面上。我们的小船则悬挂在两个天际之间，房子也稍稍升高了，几乎不易觉察地向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方面流去。小船的四周浮动着一些破桶、箱子、蓝筐、木片、干草等，时而还有竿子或圆木，像死蛇似的漂流而去。
有些地方的窗户开着。市场长廊屋顶上晒着衣服，晾着套鞋；有一个女人从窗口向外望着灰色的水，长廊的铁柱子上系着一只小船，红色的船舷映在水里，像一堆肥肉。
老板朝这些有生命迹象的地方点了点头，对我解释说：
“这里是市场看守人住的地方。他们从窗口爬上屋顶，然后坐上小船，四处巡逻，看什么地方有无小偷，若是没有，就自己去偷……”
他说话懒洋洋的，很平静，一心想着别的事。四周一片安静，空寂得令人难于置信，就像在睡梦中一样。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合成一个大湖。远处，在毛茸茸的山上，是五颜六色的城市，整个市区都坐落在各种花园里，虽然花园还是晦暗的，但花木已经含苞待放，花园给房屋、教堂都披上了绿色的暖和的外衣。水面上响起了低沉的复活节的钟声，听得出全城都在鸣响，但我们这里，却好像是一块被遗忘了的墓地。
我们的小船在两行黑色树林中间穿过，从大街驶向老教堂去。雪茄烟弄得老板不得安宁，呛人的烟雾刺激他的眼睛。小船的船头或船身时而碰着树干，老板被气得惊叫道：
“这个破船糟透了！”
“你就不要把舵了。”
“那怎么行呢？”他埋怨道，“既然两人划船，总得一个划桨，一个把舵吧。瞧，那边就是中国商场了……”
我早就熟知这个市场，对那一排排可笑的商铺和荒谬的屋顶也十分熟悉：屋顶的各个角落都放着盘腿坐着的中国人模样的石膏像。有一次，我和伙伴们还拿石头去砸过这些石膏像，有些人像的脑袋和腿就是被我们砸断的。不过我现在已不再为这种行为感到得意了……
“真不怎么样，”老板指着这些商铺说，“要是让我来修建的话……”
他打着口哨，推了推后脑勺的帽子。
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若是他在这种每年都要被两条河水淹没的低洼地方建造瓦房街区的话，也会感到乏味的，他同样会想去建造这种中国式商城……
他把雪茄烟头丢在船外，随即又厌恶地啐了一口唾沫，说：
“无聊，彼什科夫，无聊呀！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我想吹吹牛，给谁听呢？没有人。全都是木匠、石匠、乡巴佬、骗子……”
他朝右边看着漂亮地从水中升起来耸立在小丘上的白色的伊斯兰教堂，好像想起了什么遗忘了的事，继续说：
“我现在开始喝啤酒，抽雪茄烟，像德国人那样生活了。老弟，德国人是务实的民族，像一群野鸡那样！喝啤酒是件舒心的事，而抽雪茄——还不习惯。抽多了，老婆要埋怨：‘你满身发臭，像个马具匠。’是啊，老弟，我们活着，还得耍花招……好，你来把舵吧……”
他把桨搁在船舷上，拿起猎枪朝屋顶上的中国石膏像开了一枪，石膏像并没有受到损坏，散弹落在屋顶上和墙上，空中升起一股烟雾。
“没有击中。”射手并无遗憾地承认说，又往枪膛里装弹药。
“你跟姑娘的事怎么样，开了斋没有？没有？我可是十三岁就谈恋爱了……”
他像说梦似的讲述了他当学徒时跟建筑师家女佣人的初恋故事。灰色的河水发出轻轻的拍击声，洗刷着房屋的角落，教堂后面宽阔的水面上闪烁着暗淡的光波，有些地方还露出一些柳树的黑枝。
在圣像作坊里，大家经常唱教会学校的歌：
蓝色的海，
汹涌澎湃的海……
这蓝色的海，大概寂寞得要命……
“晚上睡不着觉，”老板说，“有时从床上起来，坐在她房门口，屋里很冷，像小狗一样全身发抖。每天晚上，她的主人都要上她房里去，他很可能碰见我。可是我不怕，真的……”
他若有所思地说，好像在察看一件穿旧了的衣服，看看能否再穿一次似的。
“她看见了我，可怜我，便打开门喊道：‘进来吧，小傻瓜！……’”
这种故事我听得多了，都听腻了，虽然其中也有某些令人愉快的地方，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人谈起自己的初恋来都不夸口，也不说脏话，而是说得那么柔情脉脉，富于伤感。我认为，这是讲故事人一生最好的地方。对许多人来说，好像只有这点是好的。
老板一边笑，一边摇头晃脑地惊叹道：
“这话你可不能对我老婆说，万万不能！其实这也没啥了不得的，但却不能说！你瞧，这故事……”
他不是讲给我听，而是给自己听。如果他不说话，那么我也会说话的，因为在这种静寂和荒漠之中必须得说话、唱歌或拉拉手风琴，否则你就会在这座被灰色而冰凉的水淹没了的死寂的城市里，永远沉重地长眠了。
“首先，别太早结婚！”他教导我说，“老弟，结婚可是头等重要的事！本来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是自由的！你可以住在波斯当伊斯兰教徒，可以住在莫斯科当警察。受苦也好，偷窃也好，一切都可以改正！可是老婆呢？老弟，就像天气那样，是改变不了的……不行的！老弟，那可不是一双鞋子，可以随便脱下扔掉的。”
他的脸色变了，望着灰色的河水，皱皱眉头，用手指搓了搓鹰钩鼻子，嘟哝道：
“是的，老弟，要特别小心！就算你四面受压，你毕竟还可以站立起来……可是每个人也有自己迈不过去的坎儿……”
我们划到了梅舍尔斯基湖的灌木林，这个湖与伏尔加河汇合在一起了。
“轻一点划。”老板小声说，把枪瞄向灌木林。
打到了几只瘦野鸭后，他吩咐我说：
“我们划到库纳维诺去！要在那里待到傍晚，你去告诉家里，说我跟承包商们在一起，耽搁了……”
他在郊区的一条街上下了船，这里也涨了水。我经过市场到了斯特列克，把小船系好，坐在船上，眺望着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城市、轮船和天空。天空像一只大鸟的蓬松的翅膀，布满了羽毛一般的洁白的云片，在白云中间的蓝色深渊里，露出了金色的太阳，它的光线一闪，大地上的万物便变了样；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朝气勃勃，生机盎然。湍急的河水轻松地浮送着数不清的木筏，木筏上坚挺地站立着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乡下人。他摇动着长桨，向对面开来的船相互吆喝着。一条小轮船逆流拖着一条空驳船，河水冲击着它，摇晃着它。小船像梭鱼一样，昂着头，喘着气，使劲地转动着几个轮子，顶住迎面扑来的浪头。驳船上肩并肩地坐着四个乡下人，他们把脚伸在船体外，其中一个人穿着红色衬衫。他们在唱歌，歌词听不清。但是我知道这首歌。
我觉得在这里，在生机勃勃的河上，我一切都很熟悉，一切都很亲近，一切都能理解。可是，我身后的这个被淹在水里的城市，则好像是一个噩梦，是老板杜撰出来的东西，它也像老板一样，不大容易理解。
饱览了这一切之后，我便回家去了。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可以干任何事情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从内城的山上眺望伏尔加河，从山上往远处看，大地好像变得更辽阔了，好像它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家里我有书。从前“玛尔戈王后”住过的宅子，现在住了一个大家庭：五个小姐，一个比一个漂亮，其中两个是中学生，她们常常借书给我。我如饥似渴地读屠格涅夫的作品。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作品竟是如此浅白易懂，像秋天的天空一般明亮；其作品里的主人公也是多么纯洁；作者所传达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读波米雅洛夫斯基210的《神学校随笔》时，也很惊讶。这部作品所写的同圣像作坊的生活惊人的相似。我非常了解那种由烦闷的绝望转化为残酷的恶作剧的心情。
读俄罗斯的作品很好，里面总是让你感到有一种熟悉的和悲伤的东西，字里行间似乎隐藏着大斋节的钟声——一打开书，它就会轻轻地鸣响起来。
《死魂灵》211我勉强地读完了，《死屋手记》212也一样。《死魂灵》《死屋手记》《死》213《三死》214《活尸》215——这些书的单调书名就不由得使人望而却步，让人产生一种对它们的模糊不快的感觉。《时代的表征》216《稳步前进》217《怎么办？》218《斯穆林诺村纪事》219以及所有这一类的书，我都不喜欢。
但我很喜欢狄更斯和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我以极大的喜悦读了它们，往往同一本书读上两三遍。司各特的书使我想起华美的大教堂里节日的弥撒，虽然冗长一点，枯燥一点，却总是庄严肃穆。狄更斯更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个人掌握了最困难的热爱人类的艺术。
每天晚上，门前台阶上都聚集着一大堆人：有K氏兄弟及他们的姐妹，有一些半大孩子，有一个翘鼻子的中学生维亚切斯拉夫·谢马什科；有时候某位大官的女儿普季琴娜也来参加。大家谈书、谈诗。这对我来说，既亲切又易懂。我读的书比他们所有人都多。但是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他们学校里的事情和对老师的不满等。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我比他们更自由一些。我对他们的忍耐力感到惊讶。不过我还是很羡慕他们能在学校里学习！
我的伙伴们年纪比我大一些，但我却觉得好像自己比他们更年长更成熟，也更有经验。这让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希望能跟他们更接近一些。我每天很晚才回家，满身尘土，十分肮脏，脑子里也装着跟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印象。其实他们的念想也是很简单的。他们谈的都是小姐们的事，说他们时而同这个女生要好，时而又跟那个要好，时而又想写诗，等等。关于写诗的事，他们常常要我帮忙。我很乐意练习作诗，往往轻易地就能找到韵脚，但不知为什么，我写的诗老是带有一种幽默的成分，而诗歌的讽刺对象常常就是普季琴娜小姐。我总是把她比作蔬菜——葱头。
谢马什科对我说：
“这是什么诗啊？这是皮鞋钉子。”
我不甘心落在他们的后面，所以也爱上了普季琴娜小姐。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如何表白我这种爱的了，但结果却很糟糕：在兹维兹金池塘腐臭的绿色水面上，漂着一大块木板，我提议让小姐坐在这块木板上，我来划，她同意了。我把木板堆到岸边，并跳上木板。我一个人在上面，木板还能浮起来，但当穿着华丽盛装、全身挂满了花饰和丝带的小姐优雅地站到木板的另一头，我也得意地用竹竿从地上撑开时，这块该死的木板便摇晃着沉下去了；小姐翻落在池塘里，我像骑士那样，立马跳下水去救她，很快地把她抱上岸来。恐惧和绿色水藻把我这位小姐的美完全毁掉了！
她挥着湿淋淋的小拳头向我威胁说：
“你这是故意要把我淹死！”
于是不管我如何真诚地解释，从此以后她便恨死了我。
总之，城市生活我不大喜欢。老板的母亲跟从前一样，对我不怀好意。年轻的老板娘则更用怀疑的目光瞧着我。维克多鲁什卡由于长满雀斑，脸也变得更红了，他不可救药地整天生气，见谁咬谁。
老板店里的制图活很多，两兄弟都忙不过来，于是便把我的继父也请来帮忙。
有一天我很早就从市场上回来了，才五点钟左右，走进餐室时，看见老板同一个我已经忘记了的人坐在一起喝茶。这个人向我伸出手来：
“您好……”
我出乎意外地愣住了。往事像火一样立即燃烧起来，灼痛了我的心。
“几乎把你吓坏了！”老板喊道。
继父带着微笑看着我。他的脸瘦得可怕，一对黑眼睛变得更大了；他整个人都显得十分委顿十分压抑。我伸出一只手塞进他那又瘦又热的手指里。
“瞧，我们又见面了。”他说着，咳嗽了一下。
我全身无力，像挨了一顿打似的走开了。
我们之间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模糊不清的关系。他用名字和父称称呼我，说话时把我当作同辈人一样。
“您去商店的时候，请给我买四分之一俄磅的拉菲尔牌烟丝、一百张维克托尔逊牌卷烟纸和一俄磅熟香肠……”
他给我的钱总是带有他的发热的手的余温，拿着很不舒服。很明显，他染上了肺病，已不久于人世了。他也明白这一点。他拧着那尖而黑的胡子用平静的男低音说：
“我的病大概是治不好了，其实如果我多吃点肉，也是能治的，也许我会好起来。”
他吃得很多，烟也抽得很厉害，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不抽烟。我每天给他买香肠、火腿、沙丁鱼。不过我外祖母的妹子却十分自信地、而且不知为什么幸灾乐祸地说：
“拿好吃的东西去喂死神是喂不够的，你是骗不了它的！”
老板一家人用一种令人难受的关心态度对待继父。他们一方面固执地劝他服这种药、那种药，背地里却又取笑他。
“好一个贵族！他说要经常清除桌子上的面包渣子，据说苍蝇就是从这些渣子里产生的！”年轻的女主人这么说，年老的女主人也随声附和说：
“那是呀，贵族嘛！漂亮的长礼服，就算是磨破了，变色了，他也还是要用刷子把它刷得沙沙响。真是个讲究人，容不得半点儿灰尘！”
老板则好像是要安慰她们说：
“野鸡婆，你们就等着吧，他很快就要死了！……”
这些小市民对贵族的毫无意义的敌视态度，不由得使我和继父的关系接近起来。蛤蟆菌虽然漂亮，但也是一种有毒的菌！
喘息在这些人中间的继父就像是一条偶然落在鸡窝里的鱼。这个比喻自然是荒谬的，因为整个生活就是荒谬的。
我打算在他身上寻找“好事情”的某些特点。“好事情”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人。我拿书中得到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去美化他和“玛尔戈王后”。我把我最纯洁的东西，把读书产生的一切幻想都献给他们。继父和“好事情”一样是个心思不同、不被人爱的人。他对这家所有的人都持平等的态度，从不自己先开口，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也极其客气而简短。我特别乐于看到他教老板时的样子：他站在桌边，弯着腰，用干枯的指尖在厚纸上敲敲，心平气和地教他说：
“这里必须用拱顶石把桁架连起来，这样就可以分散对墙的压力，否则桁架就要被墙压垮了！”
“对，真见鬼！”老板嘟哝道。等继父离开后，他老婆却对他说：
“我真奇怪，你怎么允许他教训你呢？”
晚饭后，继父翘起喉结刷牙漱口。不知为什么，这使她特别生气。
“我认为，”她酸溜溜地说，“叶夫盖尼·瓦西里伊奇，你这样地把脑袋仰起来，对身体是有害的！”
他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
“为什么呀？”
“我这是随便说说……”
接着他用一根骨做的小棍棍剔他的浅蓝色的指甲。
“你们瞧，还要剔指甲呢！”女主妇激动地说，“都快要死了，他还……”
“哎呀，”老板叹着气说，“野鸡婆，你还要说多少蠢话呀……”
“你这是什么话？”妻子生气了。
老太婆则每天晚上都热心地对上帝抱怨说：
“上帝呀，那个病鬼真是我们的累赘。维克多鲁什卡也不管……”
维克多鲁什卡模仿着继父的动作，慢慢地走路，两只手老爷式地自信地摆动，学他特别讲究地打领结的动作，吃饭时嘴里不发出声音。他时而粗鲁地问道：
“马克西莫夫，法国话‘膝头’怎么说？”
“我叫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继父沉着地提醒他。
“那好吧！‘胸部’又怎么说？”
吃晚饭时维克多鲁什卡吩咐母亲说：
“妈梅尔，唐涅，木札安科尔220腌牛肉！”
“啊哈，你这个法国人呀？”老太婆柔声地说。
继父却安然地吃肉，像聋哑人似的，谁也不瞧。
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
“维克多，现在你已经学会了法语，得给你物色一个情人了……”
继父默然地笑了笑。我记忆中，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微笑。
而女主妇却不高兴地把汤匙往桌上一扔，对丈夫大声嚷道：
“你怎么不害臊，当着我的面说这种下流话！”
继父有时从后门的过厅里来找我。我就住在通往阳台的楼梯下面，常坐在窗口对面的楼梯上看书。
“在看书吗？”他一边吐着烟，一边问我；他的胸腔里好像被烧焦的木头堵着似的，发出沙沙声，“这是什么书？”
我把书给他看。
“啊哈，”他看了一下书名后说，“这本书我也好像看过！想抽烟吗？”
我们一边抽烟，一边从窗口望着肮脏的院子。他说：
“真可惜，你不能去上学，你好像很有天资……”
“我这也是学习，读书……”
“这不够，需要上学校，要系统地……”
我很想对他说：
“我的老爷，你不是既上过学，也受过系统教育吗？可又有什么用呢？”
但他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便补充说：
“对有坚强意志的人，学习能给他很好的教育，只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才能推动生活前进……”
他不止一次地教导我说：
“你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地方，我看不出这个地方对你有什么意义和好处……”
“我喜欢工人们。”
“啊……喜欢他们什么呢？”
“跟他们在一起很有意思。”
“也许吧……”
有一次他说：
“说实在的，我们老板这一家子都是垃圾，一堆垃圾……”
想起我母亲在什么时候和何地也说过这样的话时，我不由得离开了他一点。他却笑着问我：
“你不这样认为吗？”
“没有什么。”
“是的……这我看得出来。”
“老板我终究还是喜欢的……”
“对，他也许是个好人……不过有点可笑。”
我很想跟他谈谈书。可是他显然不喜欢书，并且不止一次地劝导我：
“你不要被迷住了，书上的东西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被大大地夸张了的，歪曲了的，大多数写书人都是和我们老板一样，是小人物。”
我觉得这种议论是大胆的，从而博得了我的好感。
有一次他问我：
“你读过冈察洛夫的作品吗？”
“读过《战舰‘巴拉达号’》。”
“这本《巴拉达号》很枯燥，不过总的说，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聪明的作家，我建议您读读他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他的一本最真实最大胆的书，而且一般的说，也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
关于狄更斯，他说：
“我敢肯定，那是胡说八道……而在《新时代》报副刊上发表的《圣安东尼的诱惑》221则是一篇很有趣的东西，您可以读一读！您好像很喜欢宗教及一切宗教的东西。《诱惑》对您会有好处……”
他亲自给我拿来一叠报纸副刊。我阅读了福楼拜的一部有才华的作品，它使我想起了无数的圣徒传和经学家们所讲的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但也没有产生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更感兴趣的倒是同它一起发表的《驯兽师鸟比里奥·法依马里回忆录》。
我向继父承认了这一点。他平静地说：
“这表明，你读这本书还太早，但是你不要忘了这本书……”
他常常跟我坐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咳嗽，不断地吐烟雾。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可怕地闪着亮光。我静静地望着他，忘记了这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亲近过我的母亲，也凌辱过她。我也知道他现在同一个女裁缝同居。想到她，我却有一种困惑和怜悯之情：她怎么不厌恶他，而是去拥抱这副长大的骷髅，去吻他那张臭气熏天的嘴呢？像“好事情”一样，继父有时也会突然说出一些自己特有的话来：
“我喜欢猎犬，猎犬很愚蠢，但我喜欢。它们非常漂亮。漂亮的女人往往也很愚蠢……”
我不无骄傲地想：
“你哪儿会知道有‘玛尔戈王后’这样的女人呢！”
“在同一个房子里住久了的人，其脸也会变成一个样。”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把这话记在了自己的本子里。
我像等待恩惠那样等待着这些警句。在一个屋子里全都说着枯燥乏味的语言和形式单一的僵化了的陈词滥调时，听到这种不寻常的文句是很愉快的。
继父从来没有跟我谈过母亲的事，甚至也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这一点我很高兴，并使我对他产生一种近乎尊敬的感情。
有一次我向他问到有关上帝的事，我记不清问的是什么了。他看了我一眼，非常平静地说：
“不知道，我不信上帝。”
我回想起了西塔诺夫并讲述了有关他的事。继父留心地听完我的话之后，还是那么平静地说：
“他在发议论，而发议论的人总还是相信点什么的……我却根本就不信。”
“难道这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您瞧——我就不信……”
我看见了一点——他快死了。我未必可怜他，但这是我头一次面对垂死的亲人，面对死亡的秘密，产生了强烈而自然的关切。
瞧，这个人坐着，膝头碰着我；他在发烧，在想事，他坚定不疑地根据自己的思路把人们分成几类；他谈论一切，好像他有审判和决定权似的；他身上有某种我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某种暗示我所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人，有着无数旋风般的思想；不管我怎样看待他，他都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在我身上的什么地方活着，我在想着他，他的灵魂的影子就映在我的灵魂里。明天他会整个消失，完全消失，包括隐藏在他头脑中、心灵中的东西和我（我觉得）能从他的美丽的眼睛里读到的东西。他消失时，把我和世界联结起来的一条活的线就会断掉，剩下的就是回忆了，但这回忆完全保留在我心中，永远只局限在我心中，恒久不变，而那个活的、不断变化的东西，则是会消失的……
不过这是一些念想，在这些念想的后面，却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产生和培育这些念想的东西，它强迫人去研究生活现象并要求对其每一种现象都作出“为什么？”的回答。
“您知道，我好像很快就要躺下了，”有一个下雨天继父对我说，“我衰弱得要命！什么也不想做了……”
第二天，喝晚茶的时候，他特别认真地把桌子上和膝头上的面包屑拭去，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从自己身上抖去。东家老太婆皱起眉头看着他，对儿媳妇小声说：
“你瞧，他还在清理自己的身体，要身子弄得干干净净……”
过了两天后，他就没有来上工了。后来东家老太婆把一个很大的白信封递给我说：
“拿去，这是昨天中午一个乡下女人送来的，我忘了交给你。一个可爱的乡下女人，她有什么事情找你，我就不知道了，真的！”
信封里装着一张医院用笺，上面用大字写着：
您若有空，请来见一面。我住在玛尔登诺夫医院。
叶·瓦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病房里继父病床边上。他的身子比病床要长，所以他的两只脚随便套上灰袜子伸到床栏外面去了；一双美丽的眼睛模糊地望着黄色墙壁，时而看看我的脸，时而看看坐在床头凳子上的一个姑娘的小手，姑娘的双手放在他的枕头上。继父张着嘴，半边脸颊擦着她的手。姑娘身材胖胖的，穿一件深色朴素的连衣裙，她的椭圆形的脸上挂着眼泪，一双湿润的碧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继父的脸，望着他那尖削的颧骨，望着他那又大又尖的鼻子和发黑的嘴。
“该叫个神父来，”她小声地说，“可是他不肯……他什么都不懂……”
于是她把手从枕头里抽回来，放在自己胸口上，好像在祈祷。
继父苏醒过来一会儿，望着天花板，严厉地皱着眉头，好像是记起了什么，然后把一只瘦手伸到我面前。
“是你吗？谢谢。您看，我感觉非常不好……自己……”
他一说话就疲乏，闭上了眼睛。我摸了摸他的又长又冷的手指，指甲已经发紫了。姑娘小声地央求他：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您就同意了吧！”
“来，你们认识一下吧，”他用眼睛指着她对我说，“一个很好的人……”
他说不下去了，嘴越张越大，忽然像乌鸦一样叫了一声，在床上乱动起来，推开被子，一双赤裸的手在身边摸索。姑娘也喊叫起来，把脑袋埋在被揉皱了的枕头底下。
继父很快就死了。死后脸色倒立即变得好看了。
我挽着姑娘的手走出了医院。她身体摇晃着，像个病人，不停地哭。她手里拿着被揉成一团的手帕，轮番地用它拭拭左眼又拭拭右眼。她把手帕捏得越来越紧，一直看着它，似乎这是她最贵重的东西，也是她最后的一件东西了。
她突然停了下来，挨着我责备地说：
“连冬天也没有活到……唉，上帝呀，上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然后向我伸出一只被泪水沾湿了的手：
“再见吧，他非常赞赏您。明天下葬。”
“要送您回家吗？”
她向四周望了望：
“为什么要送呢？现在是白天而不是夜里。”
在一条胡同的拐角处，我望了望她的背影。她慢慢地走着，像一个没有急事的人。
这是八月，树木已开始落叶了。
我没有时间到墓地去送别继父，此后也没有见过这位姑娘……

十七
每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到市场上去上工。在那里我遇上了几个很有趣的人：木工奥西普，头发斑白，很像圣徒尼古拉，是一个灵巧的工人，爱说俏皮话；房顶工叶菲穆什卡是个驼子；笃信宗教的泥瓦工彼得，是个喜欢沉思的人，也有点像圣徒；粉刷工格里哥利·什希林留着一撮淡黄色的胡子，有一双碧眼睛，是个美男子，脸色平静而和善。
我第二次到绘图师家打工时就认识了这些人，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到厨房里来。他们老成持重，有点傲慢，谈吐愉快，使我感到新鲜有趣。当时我就觉得，这批庄重的庄稼汉是很好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使人感兴趣的地方，跟库纳维诺村那些凶恶的偷偷摸摸的醉鬼小市民完全不一样。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粉刷工什希林，我甚至还要求加入他们的劳动组合队，但他用白色手指搔了搔他那黄色眉毛，婉言拒绝了我：
“这对你来说太早了，我们的工作并不轻松，等一两年再说吧……”
然后他抬起了美丽的脑袋，问道：
“你是否在这里生活得不好？没关系，你再忍一忍吧，好好克制一下自己，你会挺过去的！”
我不知道，这种善意的劝告曾对我起了什么作用，但我深怀感激地记住了他。
他们现在每星期天也还到老板家里来，在厨房桌子边的板凳上围坐在一起，有趣地交谈着，等着老板的到来。老板跟他们大声而愉快地打招呼，同他们紧紧地握手，然后在前面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再把算盘和一叠叠钞票摆出来。庄稼汉们也把自己的账单和揉皱了的记账本放在桌上，便开始结算一周的账目。
老板一边开着玩笑、打打闹闹，一边极力地想克扣他们；他们也同样地算计着老板，常常闹得争吵不休。不过多数情况下，还是友好地一笑了事。
“咳，亲爱的，你真是天生的骗子！”庄稼汉对老板说。
“喂，你们这些野鸡，也够狡猾的！”
“可有什么办法呢，朋友？”叶菲穆什卡老实地说。严肃的彼得则说：
“只好靠偷窃过日子，那些挣来的钱都交给上帝和沙皇了……”
“所以我也想从你们那儿捞取一点东西！”老板笑着说。
他们也善意地附和着他：
“这么说，要偷我们的钱？”
“要骗取？”
格里哥利·什希林用双手把浓密的胡子按在胸口，唱歌似的请求说：
“兄弟们，让我们清廉地做事，不骗人好吗？要知道，如果我们都诚实地生活，那该多好，多安宁啊，是吗？亲爱的人们？”
他的一双碧眼变得暗淡了，湿润了。这时刻他显得出奇的好看。大家都好像为他的这个要求而感到有些发窘，大家都不好意思地把头转了过去。
“庄稼汉能有多大的骗术呀！”外表优雅的奥西普叹了口气说，他好像有点同情庄稼人。
面色黝黑的房顶工在桌边拱着背深沉地说：
“罪恶就像是泥塘，越是走得远，就越是陷得深！”
老板也用同样的腔调嘟哝道：
“我吗？别人怎么对待我，我也怎么回敬他……”
发表一通议论后，他们重又试图相互哄骗。大家都紧张得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算完账之后，他们便到酒馆里去喝茶，同时也请老板一起去。
在市场上我负责监管这些人，防止他们把钉子、砖头、木料之类的东西偷走了。他们每个人除了在老板那里干活外，都还有自己的私活，于是每个人都尽量想从我的鼻子下面偷点什么东西，为他们的私活所用。
他们碰见我时都很亲切。什希林说：
“你还记得吗，你曾要求加入我们的组合队？可现在呢！瞧，你高升了，要当我们的顶头上司了，对吗？”
“是啊，是啊，”奥西普打诨地说，“好好监督，好好管理，上帝会保佑你的！”
彼得很不友好地说：
“派了一只小白鹤去管理那些老耗子……”
我的这个职务使我非常尴尬，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好像都知道一些特别的、很好的、除他们之外谁也不懂得的事情，而我却必须把他们当成小偷和骗子来看待。开头一些日子我很难跟他们在一起，不过奥西普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有一天，他单独地对我说：
“我说，小伙子，你别老是板着脸，这是没有用的，明白吗？”
我当然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我也感觉到，老头理解我处境的难处。于是我很快就同他建立了坦诚的关系。
他在一个合适的角落里教我说：
“你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我们中间主要的小偷是泥瓦工彼特鲁哈222，他家里人口多，又很贪，对他你得特别留心，他不管什么东西，什么都拿，一磅钉子，十块砖头，一袋石灰，他都要！他，人是个好人，爱拜神，思想正规，并且识字，可就是喜欢偷东西！叶菲穆什卡活得像个女人，他很温和，不会伤害你，也是个聪明人，驼子无傻瓜；至于格里哥利·什希林，此人倒有点儿傻，他不仅不拿别人的东西，反而把自己的东西拿去送人！他根本不会干活，谁都可以骗他，他却不会骗人！脑子不顶用……”
“他是好人吗？”
奥西普好像从远处望了我一眼，说出让你牢记不忘的话：
“是，是个好人！懒人做好人最容易，小伙子，做好人不需要聪明……”
“那你自己呢？”我问奥西普。他笑了笑回答说：
“我像个姑娘，将来会变成老太婆，到那时候，我再谈我自己，你就等着吧！要不，你就动动脑筋，想想看，真正的我藏在什么地方，好吧，你就动动脑子吧！”
他把我对他及他朋友的一切看法全都推翻了，我很难怀疑他的意见的真实性，因为我看到，叶菲穆什卡、彼得、格里哥利都认为这位外表优雅的老头比他们更聪明，在为人处世各方面的学问也比他们更渊博，他们有什么事情都同他商量，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各方面都表示对他很尊敬。
“劳驾，给我们出个主意吧。”他们常请求他说。可是等问题解决了，奥西普离开之后，泥瓦工却小声地对格里哥利说：
“一个异教徒。”
而格里哥利也冷笑着补上一句：
“一个小丑。”
粉刷工友好地警告我说：
“当心，马克西梅奇，跟老头生活在一起要小心谨慎，他一会儿就能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这个老头可厉害了，坏极了！”
我什么也不明白。
我觉得最老实的是笃信宗教的泥瓦工彼得，他说什么都很简洁，有说服力。他想得最多的是上帝、地狱和死亡。
“唉，孩子们——兄弟们，不论你怎样折腾，不论你有什么希望，棺材和坟墓是任何人也逃不过去的。”
他经常闹肚子痛，有时甚至完全不能吃东西，哪怕是一小块面包也会让他抽搐起来和难受地呕吐。
驼子叶菲穆什卡好像也很善良和老实，可是他常常令人觉得可笑，有时还像个白痴和疯子或安静的傻瓜。他总是爱上各种各样的女人，谈论她们时都说同样的话：
“说实话，那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朵抹上了奶油的鲜花！”
当库纳维诺村那些活跃的小市民家的女人到铺子里来洗地板时，叶菲穆什卡就会从房顶上走下来，站在一个屋角里，眯着一双灰色的活跃的眼睛，大嘴巴咧到了耳朵边，发出一种哞哞的叫声。
“一个多么健壮的女人，上帝给我送来了；给我多大的快乐啊！喂，这真是抹了奶油的一朵鲜花！我该怎样感谢命运给我送来的这个礼物呢？这种美事真让我活活地燃烧起来了！”
首先是女人们讥笑他，相互大声喊叫着：
“你们看，驼子融化了，天哪！”
这种讥笑并没有刺痛泥瓦工，他那张高颧骨的脸变得睡眼蒙眬了，说话也像是梦呓，甜蜜蜜的话语像醉人的美酒流出来，显然醉倒了一些女人。有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女子惊奇地对女友们说：
“你们听吧，那个汉子受不了了，就像年轻小伙子害相思病那样。”
“像小鸟一样在歌唱……”
“也像教堂门口的乞丐。”那个女人坚持地说。
但是叶菲穆什卡并不像乞丐，而是像一根粗壮的木桩那样牢牢地站在那里，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具号召力，词句越来越诱人。那些女人默默地听着。他好像真的被亲切、醉人的话语融化了。
这事一般是这样结束的：歇午或下班后，他便摇晃着笨重的不灵活的脑袋，惊叹着对伙伴们说：
“啊，多么甜蜜可爱的小娘们，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女人！”
在讲述自己的成功时，叶菲穆什卡通常跟别人不同，他不吹嘘自己，也不嘲笑被他战胜了的对方，只是满心高兴和深情的感动，他那双灰眼睛会惊讶地睁得很大。
奥西普摇摇头，叹息道：
“唉，你呀，总是本性难改，你都多大年纪了？”
“我的年纪嘛——四十四岁了。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就年轻了五岁，好像在江河里，在活水里洗了个澡，全身变得健康了，心里安稳了！不，世上可真有这样的女人吗，啊？”
泥瓦工严厉地对他说：
“当心，过了五十岁，你那些淫荡的习气就会叫你吃苦头的！”
我倒觉得，这位美男子在嫉妒驼子的成功。
奥西普在卷得很平整的银眉下看着大家，开玩笑地说：
“每一个玛什卡都有自己的派头，这个喜欢茶杯和汤匙，另一个喜欢扣环和耳环，而且所有的玛什卡都要变成老太婆……”
什希林已经结婚，不过老婆留在乡下，他也留意着这些洗地板的女工。所有这些女工都是很容易弄到手的，因为她们每个人都想“捞点外快”。在饥饿的村子里，人们对待这种挣钱的方式，像对待任何其他工作一样，不当一回事。不过这个美男子庄稼汉却没有去碰过女人，他只是远远地用特殊的目光看着她们，好像在怜惜自己，又好像在怜惜那些女人，而当那些女人自己来挑逗他、引诱他时，他便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走开了……
“去你们的……”
“你怎么啦，真是怪物？”叶菲穆什卡奇怪地问道，“难道可以放过机会？”
“我是结了婚的人。”格里哥利提醒他说。
“难道你老婆会知道吗？”
“如果你生活上不忠实，老婆总会知道的，老弟，老婆是骗不了的！”
“老婆怎么会知道呢？”
“这个我无可奉告。不过如果她在生活中是正派的，她就一定会知道。如果我在生活中很正派，而她不规矩，我也会知道……”
“怎么会知道呢？”叶菲穆什卡大声嚷道，格里哥利平静地重说一遍：
“这我无可奉告。”
房顶工气得摊开双手。
“瞧，就会说‘规矩’呀，‘无可奉告’呀……唉，你这是什么脑瓜子啊！”
什希林手下有七个人。他们对他都很随便，没有把他当老板看，背后还叫他“小牛犊”。什希林上工的时候，看见他们偷懒，便自己拿起托泥板和铁铲，像演戏似的干起来，并恳切地喊道：
“加把劲呀，伙计们，加把劲！”
有一天，我在执行我老板气愤地交给我的任务时，我对格里哥利说：
“你手下的那些工人不行……”
他好像有点吃惊地说：
“是吗？”
“这项工作本该在昨天中午之前就结束了，可他们今天都还完成不了……”
“这没有错，完成不了。”他同意地说。沉默了片刻后，他又小声地说：
“我当然也知道，可又不好意思去催促他们，都是自己人，从一个村子来的，有啥办法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223——这是上帝的惩罚。这是对大家的惩罚，既对你，也对我。可是我和你劳动得比他们少，所以我们好像不好意思再去催促他们……”
他有沉思默想的习惯，有时在市场空空的街道上走着，忽然在奥勃沃德运河的一座桥边停下来，站在栏杆边，久久地望着河水，望着天空和奥卡河外的远方。这时你若碰到他，就会问他：
“你在干什么？”
“啊？”他惊醒过来，难为情地笑笑，“不干什么……随便待一会儿，看一看……”
“很好，老弟，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常常这样说，“有天空，有土地，河水在流，轮船在跑；坐在船上，你爱去哪儿便去哪儿：去梁赞或雷宾斯克，去彼尔姆直到阿斯特拉罕都可以。我到过梁赞，那是一个小城市，还可以，不过有点儿枯燥，比尼日尼枯燥一些。我们的尼日尼很不错，很热闹！阿斯特拉罕也比较乏味，这个城市主要是加尔梅克人太多，这一点我不喜欢。我既不喜欢莫尔多瓦人，也不喜欢加尔梅克人、波斯人、德国人及其他民族的人……”
他说得很慢，好像在细心寻找同意他的思想的人，这个人往往就是泥瓦工彼得。
“他们不是民族，而是野族，”彼得很肯定而且气冲冲地说，“他们是躲过上帝出世的，躲过基督而来的……”
格里哥利也活跃起来，容光焕发。
“不管怎样，老弟，我喜欢纯粹的民族——俄罗斯人，因为他们的眼睛是正直的！犹太人我也不喜欢。我甚至不明白，上帝干吗要造这么多民族？这种安排也太费解了……”
泥瓦工阴沉地补充说：
“很费解，好像多余的东西多了一点……”
奥西普听了他们的发言后，又讽刺又挖苦地说：
“多余的东西是有的，瞧，你们现在说的话也完全是多余的！嘿，你们在搞宗派，你们全都得挨一顿揍才行。”
奥西普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搞不明白，他到底同意谁反对谁，有时候他好像是无所谓地同意所有人的意见，同意大家的思想，但更多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他讨厌一切人，他像看傻子似的看着大家，并对彼得、格里哥利和叶菲穆什卡说：
“嘿，你们都是猪崽子……”
他们都不大高兴和不大愿意地笑了笑，不过终归还是笑了。
老板一天给我五戈比的饭钱，不够饱，还有点饿。工人们知道了，便常叫我跟他们一起去吃早饭和晚饭。有时工头们也叫我到饭馆里去喝茶，我很高兴地同意了。我喜欢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慢悠悠的谈话和各种奇怪的故事。我读了许多宗教书。这也使我感到高兴。
“你饱读诗书，并且记得牢牢的。”奥西普说，一对浅蓝色的眼睛仔细地盯着我。他的眼睛的表情很难捉摸，他的瞳仁似乎总在不断地融化，渐渐地消失。
“你要好好珍惜它，积累起来，会有用的。你长大了或许可以当一个修道士，用言词去安慰人们，要不就当个百万富翁……”
“是传教士吧。”泥瓦工不知为什么用生气的声音纠正他说。
“什么？”奥西普问道。
“通常都说传道士，你是知道的，你耳朵又不聋……”
“好了，就当传教士去同异教徒辩论吧。要不你就登记当异教徒也可以，那也是能挣面包的一种职务！靠智力和邪教也可以活下去……”
格里哥利害羞地笑了笑，彼得则含混地说：
“那些魔法师也过得不坏呀，还有形形色色的无神论者……”
但是奥西普立即起来反对：
“魔法师没有文化，魔法师不欢迎文化……”
接着他就对我讲起来：
“你注意听着：从前我们乡里住着一个穷光蛋，名叫杜什卡，是个破落的干瘦的庄稼汉，家徒四壁，活得像羽毛一样，被风吹来吹去，四处飘荡；他既不是干活的人，也不是个懒汉。有一天他由于无事可做，便决定朝圣去了，而且足足去了两年。回来后，俨然一副新模样：头发披在肩上，头上戴一顶法冠，身上披着棕红色的、不知是用什么皮制的道袍，眼睛像鲈鱼似的望着大家，反复地提示说：忏悔吧，罪人们！干吗不忏悔呢，尤其是妇女们？以后就事事顺利了：杜什卡吃饱了，杜什卡喝足了，满足杜什卡的女人不知有多少了……”
泥瓦工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难道问题就在于酒足饭饱吗？”
“不然又是什么呢？”
“问题在于他传什么道！”
“我可没有探究过他传布了什么，我自己还有太多的话要说呢。”
“你说的那个杜什尼科夫·德米特里·瓦西里伊奇224我很熟。”彼得有点委屈地说。格里哥利则低下头默默地看着自己的茶杯。
“我不跟你争吵，”奥西普平静地宣称，“我这全是对我们的马克西梅奇说的，谈的是关于挣饭吃的各种不同的路子……”
“有些路子会让你进监狱的……”
“这种事还少吗？”奥西普赞同地说，“不是走每一条道都可以成为修道士的，必须懂得在什么地方拐弯……”
他老要逗弄笃信宗教的粉刷工和泥瓦工。也许他不喜欢他们，但他又巧妙地掩饰着这一点。总之，他对人们的态度是不可捉摸的。
他对叶菲穆什卡的态度似乎温和一点，亲善一点。房顶工不参与关于上帝、真理、宗派及人生痛苦之类的谈话，而这类话题却是他的朋友们所喜欢的。他把椅子横着放在桌子一边，使椅子的靠背碰不着他的驼背，静静地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不过有时也会突然警觉起来，朝烟雾弥漫的屋子环顾一下，仔细地倾听人们的不连贯的喧闹声，然后一跃而起，迅速溜了出去。这说明叶菲穆什卡的债主进来了。他有十多个债主，其中有些人还打了他，所以他得跑出去躲债。
“这些怪人，脾气很大，”他没头没脑地说，“要是我有钱，难道会不还他们吗？”
“唉，一棵苦命的枯树……”奥西普看见他走出去时说。
有时候叶菲穆什卡会久久地坐着，陷入冥想，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他那高颧骨的脸变得温和起来，一双和善的眼睛也显得更和善了。
“你在思考什么呢？”有人问他。
“我在想，我若成了富人，嘿，我就要娶一个真正的小姐，娶一个贵族小姐，真的，比方，娶一个上校的女儿；上帝啊，我一定会爱她！我会融化在她身边……因为，兄弟们，我在上校的别墅里盖过房顶……”
“是的，这个我听说过：上校有一个守寡的女儿！”彼得不友善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过叶菲穆什卡用手掌在膝盖上擦了擦，驼峰向上地摇晃着身体，接着说：
“有时她走进花园里，全身那么白，那么丰腴，我从房顶上望着她，就想：太阳算个啥，干吗还要白昼？我要是一只鸽子，就飞到她的脚下去！简直就是一朵抹了奶油的天蓝色的鲜花！要是能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哪怕一辈子都是黑夜也行！”
“那你们吃什么呢？”彼得粗鲁地问道，但叶菲穆什卡对此并没有生气。
“上帝啊！”他大声喊道，“我们能吃多少呢？何况，她是个有钱人呀……”
奥西普笑着说：
“叶菲穆什卡，你这个浪荡子，什么时候要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呢？”
叶菲穆什卡除了女人之外，什么都不谈；他干活也很不稳定，有时候干得很好，很麻利，有时却很不带劲，举着木槌子懒洋洋地、心不在焉地铆接房脊，留下许多空眼。他身上老是有一股油脂味和鱼油味，但也有一种他所特有的健康好闻的气味，像新砍下来的树木的味道。
跟木工谈论什么都很有趣，有趣却并不十分愉快；他的话总是让人心跳，而且很难分辨，他什么时候说的是正经话，什么时候在开玩笑。
跟格里哥利最好谈上帝，他喜欢这个，并且坚定不移。
“格里沙225，”我问他，“你知道吗？也有一些人是不信上帝的。”
他平静地笑笑：
“怎么会呢？”
“他们说：没有上帝！”
“噢，是啊！这我知道。”
于是他手一挥，像要驱走看不见的苍蝇似的说：
“你记得吗，大卫王时代就有人说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226，瞧，当时就有狂妄的人这么说了！可是，没有上帝，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奥西普好像赞同似的说：
“你要是让彼特鲁哈没有了上帝，他准会叫你吃苦头！”
什希林的漂亮脸蛋变得严厉起来，他用指甲上带有干石灰的手指捋了捋胡子，神秘地说：
“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肉体里，良心和一切内在精神都是上帝给的！”
“那么——罪恶呢？”
“罪恶——来自肉体，来自撒旦。罪恶是从外面来的，最多不过是像天花那样的东西！谁想罪恶想得多，他就会犯罪最厉害，不去想罪恶的人，也就不会犯罪！关于罪恶的思想，都是肉体的主宰者撒旦所灌输的……”
泥瓦工怀疑地说：
“好像有点不对……”
“对的！上帝没有罪，人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227。形象、肉体会犯罪，而样式不会犯罪，它——一种样式，是精神……”
他胜利地笑笑，彼得则埋怨说：
“好像不是这样吧……”
“那你认为怎样呢？”奥西普问泥瓦工，“不犯罪就不忏悔，不忏悔就不得救吗？”
“这样好像更可靠些！老年人说过：忘记了魔鬼，你也就不爱上帝了……”
什希林是不会喝酒的人，他喝两杯就醉，这时他的脸就会变成玫瑰色，眼睛会变成小孩子的眼睛，说话会像唱歌一样。
“我的兄弟们，这一切是多么好啊！我们活着，工作不重，吃得饱，感谢上帝！哎呀，多么好啊！”
他哭了，眼泪落在胡子上，那丝线般的胡须上闪着玻璃珠似的亮光。
他对生活的一味赞美，还有他那玻璃珠似的眼泪，都使我感到不愉快。我外祖母也对生活赞美，但比他更有说服力更简单，不那么纠缠不休。
所有这些谈论使我的心情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我已经读过大量关于庄稼汉的小说，也知道书上描写的庄稼汉同现实生活中的庄稼汉截然不同。在书本里所有的庄稼汉都是不幸的，不管是善良的还是凶恶的。在语言和思想方面也比生活中的庄稼汉要贫乏得多。书本里的庄稼汉很少谈及上帝、宗教，更多的是议论官吏、土地、真理和生活的痛苦等等。关于女人他们也谈得比较少，而且不那么粗鲁，比较友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庄稼汉来说，女人就是解闷的东西，不过那是危险的。跟女人在一起常常要用点计谋，否则你就会被制服，倒霉一辈子。书本里的庄稼汉或好或坏永远地全都表现在书里了，而生活中的庄稼汉则既不好也不坏，而是出奇的有趣。生活中的庄稼汉不论在你面前说了多少话，总让人觉得他还留下一些话没有说出来，留在心里，也许正是在这些没说出来的话里，隐藏着最重要的东西。
在所有写庄稼汉的书本中，我最喜欢的是《木工劳动组合队》里的彼得。我想把这个故事念给我朋友们听，并把书带到市场里去。我经常在这个或那个劳动组合队里过夜，有时是因为下雨，所以就不想回城里去，更多是因为干一天活太累了，没有力气回家了。
当我说我有一本讲木工们的书时，大家立即就活跃起来，很感兴趣，尤其是奥西普，他从我手里把书夺过去，怀疑地摇摇他那像圣像一样的脑袋，翻了翻书页说：
“真好像是直接写我们的！瞧你这个坏蛋！谁写的？是贵族吗？我想准是。贵族和当官的什么都会干！上帝没有想到的，当官的都能想到。他们就是为此而活着的……”
“奥西普，对上帝你可不能乱说。”彼得提醒他说。
“没关系，对上帝来说，我的话算得了什么，比一片雪花或一滴水落在我的秃头上还要轻呢。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冒犯上帝的……”
他忽然心情不安地嚷起来，燧石冒火似的说出一句句尖刻的话，就像用剪刀把一切与他有抵触的话统统剪断似的。一天之中他问了我好几次：
“马克西梅奇，我们念吗？嗯，正经事，正经事！这个主意很不错。”
收工后，他们便到组合队里去吃饭。晚饭后，彼得带着他手下的工人阿尔达里昂来了，什希林也带着青年小伙子福马来了。在组合队工人睡觉的工棚里点亮了油灯，我就开始念起来，大家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听着。阿尔达里昂却很快便生气地说：
“得啦，我听够了！”
说完他就走了。格里哥利第一个睡着了，他奇怪地张开嘴巴。接着木工们也都睡着了，但彼得、奥西普和福马都走过来挨着我，紧张地听着。
我念完了之后，奥西普马上把灯熄掉。从天上星星的方位看，已接近半夜了。
彼得在黑暗中问道：
“干吗要写这种东西？反对谁呢？”
“现在睡觉！”奥西普边脱鞋边说道。
福马默默地走到一边去了。
彼得再次要求说：
“我说，这是反对谁呢？”
“只有他们知道。”奥西普说完便在临时搭起的板床上躺下来。
“如果是反对后娘的，这就太无聊了，后娘决不会因此而变得好一些。”泥瓦工坚持地说。
“如果是反对彼得的，那也枉然，他的罪恶，他应该负责！杀了人就得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没有啥好说的！为这种罪恶去写一本书是多余的……似乎有点多余吧。”
“什么？”
奥西普没有说话，于是泥瓦工又补充说：
“他们没有事干，便去干预别人的事！跟娘儿们晚上没事聚在一起闲扯一样。再见吧，该睡觉了……”
他在开着的门边映出来的一块蓝色方框里站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奥西普，你是怎么想的？”
“算了，睡觉吧……”
什希林就在他坐着的地方侧着身躺下来。福明则睡在我身旁一堆柔软的干草上。整个村子都入睡了。远远地传来火车的声音——车轮的轰隆声和缓冲器的响声。工棚里则发出各种不同的鼾声。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原本期待着会有一些交谈，可是什么也没有……
忽然，奥西普小声而清晰地说起话来：
“孩子们，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你们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呢。把自己的智慧积累起来，自己就会比别人加倍聪明！福马，你睡着了吗？”
“没有。”福马高兴地回答说。
“怪不得！你们俩都是识字的人，你们就读吧，但你们什么也别相信。他们可以把什么都印出来，这种事全操在他们的手里！”
他从板床上垂下两条腿，双手靠在板床边上，向我们俯过身来，继续说：
“书——应如何去理解呢？书是专门揭发人们的事情的。这就是书。它说，你看吧，这个人是怎样的；木工或其他人又是怎样的，可是却把贵族写成另一种人！书——可不是随便写的，而是要保护某些人的什么东西的……”
福马用一种沉厚的声音说：
“彼得杀了工头是对的！”
“好了，这种话就不必说了，杀人总是不对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格里哥利，不过你得丢开这个念头。我们大家都不是有钱人，今天我是老板，明天便是伙计……”
“奥西普叔叔，我不是说你……”
“说谁都一样……”
“你是公正的人。”
“你等一下，我来告诉你那本书写作的目的。”奥西普打断了福马的气冲冲的话，“这是一本很狡猾的书。瞧，你看，那里是没有庄稼汉的贵族和没有贵族的庄稼汉！现在你再看：贵族的情况很坏，可庄稼汉的也不好；贵族衰弱了，变傻了，庄稼汉则成了吹牛家、酒鬼、病人、受委屈的人！瞧，都成什么样了？还说，过去给贵族当农奴还好一些：贵族可以躲在庄稼汉的后面，庄稼汉可以受贵族的庇护。这样一来，大家都有饭吃，都获得平安……我不想争辩，不错，有老爷在，生活是要安稳一些。庄稼人太穷对贵族老爷并不有利。庄稼人富了却不聪明，这对贵族老爷来说最好。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我明白这个。要知道我自己就当过贵族老爷家将近四十年的奴隶。我亲身所受的皮肉之苦就是最好的说明。”
我想起了自杀身亡的马车夫彼得。关于贵族老爷他也说过同样的话。而奥西普的想法却与那个恶老头的思想相吻合，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
奥西普碰了碰我的腿，继续说：
“我们应该了解书籍和各种各样的作品，任何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任何事情的，看似白干，那是外表。书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写出来的，它是要搅乱人的头脑的。一切事情都要靠智慧去做，没有智慧，哪怕就是砍柴或编织树皮鞋你也干不好……”
他说了很长时间，躺着又起来，在黑夜的寂静中娓娓地道出其聪慧的种种俏皮话：
“有人说：贵族老爷和庄稼汉是心性不同的两种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同贵族老爷是同一种人，只是我们处在最底层罢了。当然贵族老爷有书读，能获得知识，而我呢，是被锤子砸出来的。老爷的屁股要白一些——这就是全部差别。不，小伙子们，世界该按新的方式生活了！这些作品都应该扔掉，搁一边去！让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我是谁？是人。他是谁？他也是人。可是现在怎么样呢？难道上帝多向他要了两戈比铜币吗？不，在赋税方面，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终于黎明把天上的星星全部熄灭，早晨到来了，奥西普对我说：
“你看见了吧，我多能编呀！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孩子们，你们可别相信我。这些都是由于我睡不着觉随便胡说的，不是严肃的东西。躺着躺着，就想出了一些逗乐的话来：‘从前有一只乌鸦，从田野上飞到山上，从这一田埂飞到另一田埂，到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上帝的指令下来，乌鸦便死了，干硬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也没有……好，我们睡觉吧，很快就该起床了……”

十八
像当时的司炉雅科夫一样，奥西普在我的心目中也变得高大了，遮住了所有的其他人。他身上有一种与司炉工很相似的东西，但同时他又让我联想起外祖父、经学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和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牢记在我记忆中的所有的人，同时他自己又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就像铜锈腐蚀铜钟一样。可以明显地看得出，他有两种思想状态：白天，在人群中间劳动的时候，他的活跃的、简单的思想是比较务实的，比较容易理解的，可是在休息时或晚上同我一起进城去找那个卖煎饼的女朋友时以及晚上睡不着觉时，他的思想就不同了。在夜间他有一种特别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街灯的灯光一样，是多方面的，它们都很亮，可就是不知道哪方面才是它的真面貌，也不知道这些思想的哪一面才是奥西普最接近和最珍贵的。
他好像比以前我见过的一切人都聪明得多。我围着他转，和围着司炉雅科夫转的心情是一样的——想了解这个人。可是他很滑头，绕来绕去，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藏在哪里呢？他身上什么东西才是可信的呢？
我记得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藏在哪里？你去找吧，现在就去找呀！”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还有比自尊心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最迫切需要的是弄明白这个老头子。
虽然难于捉摸，但他很坚定，好像再活一百年他还会是这个样子。在惊人的动摇分子中间，他仍能坚定地保持自己的本色。经学家也同样给我这种坚定的印象，但他的这种印象让人有点难受，而奥西普的坚定却不同，它更使我感到愉快。
人们的摇摆性过于引人注目。他们那种从这一立场跳到另一立场的变戏法似的跳跃，我已司空见惯，所以对这些无法解释的跳跃也就见怪不怪了，它已悄悄地熄灭了我对人们的热切兴趣，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飞速地驶来一辆散了架的四轮马车，车座上坐着满脸阴沉的喝醉了的马车夫，他留着大胡子，没戴帽子，嘴唇破裂，直打酒嗝。醉醺醺的格里哥利·什希林四肢摊开在马车里躺着，一个肥胖的红脸的姑娘挽住他的胳膊。姑娘戴着一顶草帽，上面系着红绸子和樱桃珠子，手里撑一把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挥动着洋伞，摇晃着身子，大笑大嚷道：
“鬼东西！市场不开市，还休息，可是他却把我带到市场上来！”
精神颓丧、衣冠不整的格里哥利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含着眼泪对我们这些观众宣称：
“我下跪了——我犯了大罪！我脑袋一热，就犯下了罪，成了这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说得对。诸位，你们就饶恕我吧！我要请大家吃饭。他说得对，我们只活一次……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姑娘们大喊大笑，跺着双脚，把套鞋都跺掉了。马车夫则阴郁地喊道：
“快上车，我们要往前开了！哈尔拉梅，我们走，马站不住了！”
这是一匹又瘦又弱的老马，满身是汗，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一情景显得有点儿可笑。格里哥利手下的工人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望着打扮起来的女人和那个傻乎乎的马车夫，也哈哈大笑起来。
只有福马一人没笑。他站在铺子门边，和我在一起。他嘟哝道：
“跟母猪搞上了……他家里还有老婆呢，一个挺漂亮的娘儿们！”
马车夫催着要走，姑娘从车上下来，把格里哥利抱回车上，放在自己脚边，摇着洋伞喊道：
“走吧！”
工人们善意地嘲笑了自己的工头，同时也羡慕他。后来福马吆喝了声，大家又开始干活了。显然，福马不高兴看到格里哥利那副可笑的样子。
“还是个工头呢！”他嘟哝道，“不到一个月就要收工了，我们就要回乡去了，他却熬不住了……”
我为格里哥利感到遗憾。他竟和那个挂樱桃珠子的姑娘搞在一起，荒唐得实在令人生气。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格里哥利·什希林能当工头，而福马却是他手下的工人呢？
福马是一个结实、白净的小伙子，卷头发，鹰鼻子，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灰色聪明的眼睛，他不像一个庄稼汉，如果好好地把他打扮一下，他简直就是一个良好家庭的商人儿子。他是一个沉静的人，不爱说话，很务实；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当了工头的会计；他会做预算，善于监管伙伴们按期完工，不过他自己却不大乐意干活。
“你一辈子也干不完所有的活。”他平静地说。对于书，他蔑视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来，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编造出来，这没有啥了不起的……”
不过他对一切事情都极其关心。如果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他会详细地、不懈地追根问底。他老是在琢磨着自己的某些事情，一切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你也可以当工头。他懒洋洋地说：
“要是一下子能挣它万儿八千也罢了，这样忙来忙去的……可是为了一点小钱却要去张罗那么一大伙人，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我得等等看，我还是到奥兰卡进修道院去好。我长得漂亮，身强力壮，说不定哪个老板娘寡妇会看上我哩！这种事是常有的。有一个谢尔加茨城的小伙子，两年就交上了好运，就在这个城市里娶了一个老婆，还是个姑娘呢！他当时是给各家各户送圣像的，那姑娘看上了他……”
这是他故意编造出来的。他知道许多关于在修道院见习的人如何靠幸运走上轻松之路的故事。我并不喜欢他的故事，也不喜欢福马的这种思想，但我相信他将来会进修道院。
市场开市了。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福马竟会在饭馆里当了一名跑堂。且不说此事使他们的伙伴们感到惊奇，从此大家还拿他开玩笑，每逢节假日，大家起去喝茶时都打趣说：
“走，找我们的跑堂去！”
到了馆子里，就用老板的口吻喊道：
“喂，跑堂的！卷发的，你过来！”
他走过来，稍稍抬起头问道：
“你们要点什么？”
“不认得老熟人了吗？”
“我没有工夫！”
他觉得伙伴们瞧不起他，在取笑他，便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烦闷地望着他们，脸上毫无表情，好像在说：
“喂，快点，怎么，要笑话我吗？”
“要给点小费吗？”他们问他，故意在口袋里摸索很久，却一戈比也没有给。
我问福马：你原来不是打算进修道院吗？怎么去当了跑堂呢？
“我没有打算进修道院，”他回答说，“当跑堂也是暂时的……”
大约四年后我在察里津遇到了他，这时他还在饭馆当跑堂。后来我在报上看到：福马·杜奇科夫因撬门盗窃未遂被捕了。
特别使我震惊的是泥瓦工阿尔达里昂的经历。他是彼得劳动组合队里最年长最优秀的一个工人。这位四十岁的庄稼汉长着黑色眉毛，是个快活的人。他也同样让我产生疑问：为什么他不是工头，而是彼得当工头呢？酒他喝得很少，而且从来没有喝醉过；他精通自己的业务，热爱自己的工作，砖头在他的手里就像红鸽子一样飞来飞去。那个有病的、阴沉的彼得跟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废人。谈到工作，他说过：
“我给人家盖瓦房，给自己造木头棺材……”
阿尔达里昂常常欢快激奋地一边砌墙一边喊道：
“喂，干吧，孩子们，为了上帝的荣誉！”
接着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就到托木斯克去，他姐姐在那里承包了一个建造教堂的大工程，叫他去当工长。
“这事我已经决定了。我喜欢建造教堂。”说着他又向我提议，“你跟我一起去吧？老弟，在西伯利亚，有文化的人太简便了，在那里，文化就是一张王牌！”
我同意了，阿尔达里昂就得意地叫起来：
“那好啊！这是真的，而不是开玩笑……”
他对彼得和格里哥利则像大人对孩子那样，带一种善意的嘲笑，并对奥西普说：
“你们都是吹牛家，彼此都想表现自己，就像玩纸牌一样：一个说，我的牌多么好；另一个说，我手里全是王牌！”
奥西普则模棱两可地说：
“有什么法子呢？吹牛都是人吹的，姑娘们不是都挺着奶子向前走吗……”
“大家都唉哟、唉哟，上帝呀、上帝地叫着，可他们暗地里却在攒钱！”阿尔达里昂仍不甘示弱地说。
“可格里沙不攒钱……”
“我是说我的工头。我真想跑进森林里去，到荒野中去……这里我已经厌烦了。到了春天，我就到西伯利亚去……”
工人们羡慕阿尔达利昂说：
“我们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夫的话，也不害怕到西伯利亚去……”
阿尔达利昂忽然不见了。星期天他就离开了工作队，将近三天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大家不安地猜测着：
“莫非他被人打死了？”
“或者是游泳淹死了？”
可是叶菲穆什卡走过来不好意思地说：
“阿尔达里昂到外面放荡去了！”
“胡说什么？”彼得不相信地喊道。
“放荡、喝酒，像干燥室一样内部着了火。好像他心爱的老婆去世了……”
“他是个单身汉！他在哪里呢？”
彼得生气地跑去救阿尔达里昂，却被痛打了一顿，跑回来了。
于是奥西普紧咬着嘴唇，两手插进衣袋里，说：
“我去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很好的一条汉子……”
我也跟着他去了。
“瞧他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说，“活得好好的，好像一切都很好，却忽然露出了尾巴，到荒野放荡去了。注意，马克西梅奇，这是个教训……”
我们来到了“库纳维诺快乐村”一个简陋的屋子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狡猾的老太婆。奥西普跟她说了一句耳语，她就带我们来到一个空空的小房间里，里面又黑又脏，像一个马圈；小床上躺着一个四肢摊开又大又胖的女人。老太婆用拳头顶了她的腰部一下，说：
“出去，喂，懒蛤蟆，出去！”
女人吃惊地跳起来，用手掌擦了擦脸，问道：
“上帝啊，这是谁？要干吗？”
“侦查来了。”奥西普严厉地说，那女人“啊哟”一声走了。他朝她身后啐了一口痰，并向我解释说：
“她们怕侦查比怕鬼还要厉害……”
老太婆从墙上摘下一块小镜子，再把壁纸揭开一点。
“瞧吧，是这个人吗？”
奥西普从墙缝里望进去。
“就是他！把姑娘赶出去……”
我也从缝里望了望：那边也和我们这里一样，是一个狭小的狗窝。用护窗板牢牢地钉死的窗台上，点着一盏洋铁皮制的煤油灯，旁边站着一个斜视眼的鞑靼女人，全身裸露着，正在缝衬衫。在她后面的一张床上，阿尔达里昂的浮肿的脸高高地枕在两个枕头上面，翘着他那又黑又乱的胡子。鞑靼女人身子抖动了一下，披上衬衫，从床边走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
奥西普扫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唾沫。
“呸，不要脸的东西！”
“你自己才是个老傻瓜。”她笑着回答他。
奥西普也笑了起来，并用手势威胁她。
我们走进鞑靼女人的房间里，奥西普坐在床上阿尔达里昂的脚边，叫了好久都没能把他叫醒，他只是嘟哝道：
“唔，好吧……等一等，我们走……”
他终于醒过来了，奇怪地望着奥西普和我，闭上红红的眼睛，含糊地说：
“唔，唔……”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奥西普心平气和地说，没有责备他，只表示不大高兴。
“我昏了头啦。”阿尔达里昂咳嗽着，声音沙哑地说。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这样……”
“好像有点不妥……”
“还会有什么好事呢……”
阿尔达里昂从桌上拿起一瓶已打开的伏特加酒就着瓶嘴就喝起来，然后又请奥西普喝。
“来一点吗？这里应该还有下酒的东西……”
老头把酒倒进自己的嘴里，吞下一口，皱皱眉头，并注意地咬了一口面包。昏昏沉沉的阿尔达里昂没精打采地说：
“瞧，同鞑靼女人搞上了，这都要怪叶菲穆什卡。他说，有一个鞑靼女子，很年轻，是从卡西莫夫城来的孤儿，打算到市场上来做买卖。”
墙后面传来一阵快活的不流利的话声：
“鞑靼女人——顶好！像一只嫩母鸡。把他赶走吧，他不是你爸爸……”
“就是她。”阿尔达里昂嘟哝道，眼睛无形地盯着墙壁。
“我看见了。”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转过身来对我说：
“瞧，我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兄弟……”
我还以为奥西普就要责备阿尔达里昂一番，教训他一顿，而阿尔达里昂则会很难为情地忏悔。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用简洁的话语交谈着。看见他们在这种又黑又脏的狗窝里，我感到非常郁闷。鞑靼女人在墙缝里说些可笑的话，但他们没有听。奥西普从桌子上拿了一条干咸鱼，在鞋子上拍了拍，便一边认真地剥鱼皮，一边问道：
“钱都花光了吧？”
“彼特鲁哈那里还有一些……”
“当心，你还恢复得过来吗？现在该到托木斯克去了……”
“去托木斯克又怎样呢？……”
“难道你又改变主意了？”
“要是外人叫我去就好了。”
“那又怎样？”
“可那是姐姐、姐夫啊……”
“那又怎么样呢？”
“在自己亲戚手下开始干，没有劲……”
“在哪里开始都一样。”
“毕竟是……”
他们谈得如此友好、认真，因此鞑靼女人也就不再刁难他们了。她走进房间里，默默地从墙上取下衣服，便走了。
“她很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里昂瞅了他一眼，并无懊丧地说：
“都是叶菲穆什卡这个捣蛋鬼，他除了女人，什么也不知道……这个鞑靼女人倒是很快活，傻呵呵的……”
“当心，你可别晕了头。”奥西普警告他，嚼完鱼干，就向他告别了。
回来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干吗去找他？”
“就是去看一看，熟人嘛。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有的人活着，活着，突然就像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人。”他又把以前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喝酒可要小心！”
可是过了一分钟后他又说：
“不过没有它，也真寂寞！”
“没有酒吗？”
“是的！你一喝酒，就好像走到另一个世界里了……”
阿尔达里昂最终还是没有挣脱出来。几天之后他去上工，但很快他又不见了。等到春天，我在流浪汉人群里遇见他时，他正在码头上给木船敲冰。我们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饭馆里去喝茶。喝茶时他吹嘘说：
“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是怎样的工人？老实说，在自己的行业里，我可是一把好手！我能挣它几百卢布……”
“可是，你并没有挣到。”
“没有挣到！”他骄傲地大声喊道，“那是因为我蔑视这一工作。”
他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起来，饭馆里的人全都注意地听他瞎吹。
“你还记得那个文静的小偷彼特鲁哈关于工作所说的话吗？他说：我们替人家盖瓦房，给自己造木头棺材。瞧，这就是全部工作！”
我说：
“彼特鲁哈是病人，他怕死。”
但阿尔达利昂却大声喊道：
“我也有病，可能我的灵魂放错地方了！”
节假日我常从城里来到流浪汉聚居的“百万街”，并亲眼看见阿尔达里昂很快就变成了“流浪汉”的一员。一年前还是欢快、严肃的阿尔达里昂，如今学会了随便大喊大叫、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并用挑衅的目光看人了，好像要跟所有人吵架打架的样子，而且老是自我吹嘘：
“你瞧，人家对我怎么样，我在这里就像个首领！”
他毫不吝啬地挥霍挣来的钱，常请一些浪人吃喝。打架的时候，他站在弱者一边，并常常呼吁：
“孩子们，这不正派，应正派行事！”
于是他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正派人”。他很喜欢这个绰号。
我用心地观察了这条又老又脏的街道的人们，他们挤在像石头口袋一样的石砌房子里，全都是被生活遗弃了的人，但他们又好像创造了另一种自己的、不受老板约束的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敢作敢为。这使我想起了外祖父讲的故事中的那些纤夫们，他们很容易成为强盗和隐士。他们失业时也难免去驳船上和客轮上偷摸一点东西。这种行为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看见，整个生活就是由偷摸组合而成的，就像破衣服用灰线缝合起来那样。同时我也看见，有时候这些人干起活来也很投入，不辞劳苦。这种情况，在紧急装卸货物、救火或融冰期中常可见到。总之，他们生活得比其他人更快活一些。
但是，奥西普发现了我与阿尔达里昂的这种友谊后，像父亲似的警告我：
“你听我说，我的心肝宝贝，我的苦命的干木头，你干吗要与‘百万街’的那些人搞得那么火热呢？当心，别害了自己……”
我尽力地对他解释说，我很喜欢这些人，因为他们不做工也过得很快活。
“他们就像一群天上的飞鸟，”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他们之所以流浪，是因为他们懒惰、空虚，把干活看成是痛苦！”
“干活又怎样呢？常言道：规规矩矩地干活，也住不上砖头房！”
我能毫不费劲地说这种话，是因为这一类的俗语我听得太多了，并且我觉得，这种话是对的。但是奥西普却生气地对我嚷起来：
“这是谁说的？傻瓜和懒汉才说这种话。你这个狗崽子，可别去听它！真有你的，这些蠢话都是那些红眼人、倒霉的人说的。你得先长好翅膀，然后再远走高飞！关于你同他们交往的事我要告诉你的老板，请别怪我。”
他真的告诉了。老板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你，彼什科夫，以后不许再去‘百万街’！那边全是小偷、妓女。那是一条通向监狱和医院的路，不许再去了！”
后来我去“百万街”时就只好瞒着他们了，而且不久后便不得不跟他们断绝了联系。
有一天，我与阿尔达里昂及其朋友罗宾诺克一起坐在一家夜店院子的房顶上，罗宾诺克有趣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如何从顿河罗斯托夫徒步来到莫斯科的事。他当过工兵，得过乔治勋章，是个瘸子，在土耳其战争中被打断了膝骨。他个子虽小，但很结实，两只手的力量大得惊人。不过强壮的身体对他也没有用，因为是瘸子，不能做工，后来他又生过一场病，头发和脸毛都脱光了，看他的脑袋，真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他闪着棕红色的眼睛说：
“瞧，那边就是谢尔普霍夫市。庭前花园里坐着一个神父。我对他说：神父，我是土耳其战争的英雄，请施舍一点吧……”
阿尔达里昂摇摇头说：
“你撒谎，撒谎……”
“我怎么是撒谎呢？”罗宾诺克并不生气地问道。我的朋友却教训式地懒洋洋地说：
“你是一个不正派的人！你该去做个看门人，瘸子一般都是做看门人的，你却到处乱跑，随便撒谎……”
“我不过是想让人笑笑而已，撒谎也是为了好玩……”
“你应该笑你自己才是……”
尽管外面是一片干燥的有阳光的天气，院子里却是又阴暗又肮脏。一个女子走进院子里来，挥舞着一块布片，大声喊道：
“谁要买裙子？喂，女友们……”
许多女人从屋里走出来，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女商人。我很快就认出了她——这是洗衣妇娜塔利娅！我从房顶上跳了下来，但她已经把裙子卖给了第一个出价的人，并慢慢地离开了院子。
“你好！”我在大门外追上了她，欢快地向她问好。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她斜视着我问道。忽然她又停下来，生气地叫道：
“天哪，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的惊叫声使我既感动又尴尬。我明白，她是关心我而惊骇的，在她的聪明的脸上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惊讶神色。我赶紧向她说明，我不住这儿，只是偶尔来看看罢了。
“看看？”她讥笑而又生气地感叹道，“你这是要看什么？看什么地方？是看过路人的口袋或女人的胸脯？”
她脸色憔悴，眼睛下面有一道道黑影，嘴唇松弛地下垂着。
她在饭馆门口停下来，说：
“走，我们喝茶去！你穿得干干净净，不像是本地人，可我还是不大相信你……”
但是到了饭馆里她却好像相信我了。她一边倒茶，一边干巴巴地说，她在一小时之前才起床，早点都还没有吃。
“昨晚我躺下的时候就已经醉得迷迷糊糊了，我已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跟谁喝酒了。”
我很可怜她，在她面前我感到很尴尬。我很想问问她，她的女儿现在在哪儿。她喝了伏特加和热茶后，说起话来往往是既泼辣又粗鲁，跟这条街的所有女人一样。但当我问到她的女儿时，她马上就清醒过来，喊道：
“你干吗要打听她？不行，亲爱的，你可别碰我的女儿！你不会得手的。”
她又喝了一口，对我说：
“女儿跟我没有关系。我是谁？——一个洗衣妇，算她的什么妈妈呢？她可是受过教育的人，有学问。所以，老弟，她离开了我，到有钱的女友家去了，好像是当教师了……”
沉默了一会儿，她小声地问我：
“原来是这样！洗衣妇你不要，那么妓女你要吗？”
我当然马上就看出来，她就是“妓女”。这条街上没有别的女人。但这事由她自己说出来，让我感到害羞和怜惜，不由得流出了眼泪。她的自白灼痛了我：不久前，她还是一个多么勇敢、独立和聪明的女人呀！
“你呀，”她瞥了我一眼，叹口气说，“离开这儿吧！我请求你并且劝告你，以后别再到这地方来了，你会完蛋的！”
后来她把身子俯在桌子上，手指在托盘里画着什么，像是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小声说起来：
“其实我对你的请求和劝告又有什么用呢？连我的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对她说：‘你不能把你亲生母亲都抛弃了，你这是怎么啦？’她却说：‘我只好去上吊了。’后来她就到喀山去了。她想学妇产科。也好……可我怎么办？我就只好这样了……我靠谁呢？只好靠过路人了……”
她不说了，在想什么事情，想了很久，嘴唇无声地抖动着，看样子她已经把我忘了。她的嘴角垂了下来，嘴弯成镰刀形，嘴皮在不停地颤动，抖动的嘴唇好像发出了无声的语言。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很难受。她的脸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的脸，头巾下面露出一绺头发，披在脸颊上，绕到小耳朵后面。一滴眼泪落在冷却了的茶杯里，她看见了，便把茶杯推开，并紧紧地闭起眼睛，又挤出两滴眼泪，然后用手帕擦去。
我不忍再跟她继续坐下去了，便轻轻地站起身来。
“再见了！”
“啊？要走，滚吧！”她没有看我，手一挥。大概已经忘记她跟谁在一起了。
我回到院子里去找阿尔达里昂，他本来约我一起去捉鱼的，我却想对他讲一讲这个女人的事。可是现在他和罗宾诺克都已不在房顶上了。当我在乱哄哄的院子里寻找他们时，街上又开始了那习以为常的荒唐的吵架了。
我从大门口出来，马上又碰见娜塔利娅。她在哭，用头巾擦着被打破的脸，另一只手整理着蓬乱的头发。她盲目地在街上走着，阿尔达里昂和罗宾诺克正走在她的后面。罗宾诺克说：
“再给她拳，再来一拳！”
阿尔达里昂追上了她，挥起了拳头。她转过脸来，挺起胸对着他，脸色非常可怕，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来，打吧！”她大声喊道。
我抓住阿尔达里昂的手，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你干啥？”
“别动她。”我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
他哈哈地笑起来。
“她是你的情妇？哎呀呀，娜塔利娅，你竟勾搭上一个修道士！”罗宾诺克也拍着大腿大笑起来。他们用肮脏的下流话奚落了我许久，这使我非常难过。正当他们这样胡闹的时候，娜塔利娅离开了。我终于忍受不了，便一头朝罗宾诺克的胸口撞去，把他撞倒在地后，我跑开了。
从这一天起，我许久都没有到“百万街”去。不过后来在一条渡轮上再一次碰到了阿尔达里昂。
“你跑到哪里去了？”他高兴地问我。
我对他说，他当时打娜塔利娅和用脏话侮辱我的事，想起来就非常难过。阿尔达里昂却和善地笑了笑。
“难道你对此事就那么认真吗？我们只不过是开玩笑逗逗你罢了！而她，是个妓女，为什么不可以打呢？老婆都可以打，难道这种女人还要怜惜吗？其实这也是闹着玩的。我当然也知道，拳头是教不好人的。”
“那么你教训她什么呢？你哪方面比她强呢？……”
他抱住我的双肩，使劲地摇晃我，讥讽地说：
“我们之所以糟就糟在谁也不比谁好些……老弟，我什么都明白，里里外外我全明白！我不是个乡巴佬……”
他有点微醉，并且很快活，他就像一个和善的教师带着温存的遗憾望着一个愚笨的学生……
我有时也碰到巴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麻利了，打扮得很漂亮，跟我说话时傲气十足，动不动就责备人说：
“你干吗要去干这种没出息的活！真是乡巴佬……”
然后他便忧郁地讲一些作坊里的新闻。
“日哈列夫还是跟那个像母牛一样的女人搞在一起；西塔诺夫看来很悲观，酗酒无度；戈果列夫被狼吃了——他回家过圣诞节时喝醉了，就被狼吃了！”
于是巴维尔洋洋得意地笑着，说起他编造的笑话来：
“狼把他吃了，于是狼也醉了！这些狼得意地在森林里用后脚走起路来，像受过训练的狗那样，并且不断地号叫，可是过了一昼夜之后，它们全都死了！……”
我听了这话后也笑了笑。不过我觉得，这个作坊和那里所经历的一切已经离我很远了。这让我感到有点儿忧伤。

十九
冬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事儿干。在铺子里，我跟原先那样，干各种打杂的活。这些杂活占去了我整个白天，晚上才有点儿空闲。我重念一些自己很不喜欢的《涅瓦》和《莫斯科报》上的小说给老板一家人听；到了深夜我才读点好书和试着写写诗。
有一天，女人们都出去做彻夜弥撒了，老板则因身体不舒服留在家里。他问我：
“彼什科夫，维克多笑你，说你好像在写诗。真的吗？那么，念给我听听！”
我不好意思拒绝，便给他念了几首诗。显然，他并不喜欢这些诗，但还是说：
“写吧，写吧！也许你会成为普希金。你读过普希金的诗吗？”
是埋葬家神，
还是巫婆嫁女？
“在他那个时代人们都相信有家神，诗人自己自然是不信的，只是说着玩罢了！是的，老弟，”他沉思地拖长声音说，“你应该去上学，可惜已经太迟了！真不知道，你将来要怎样生活下去……你那个本子可要藏好，不然我们家那两个女人要找你麻烦的……要笑话你的……老弟，女人嘛，就喜欢这个——干些令人伤心的事……”
最近一段时间老板变得沉默寡言了，老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常常胆怯地左顾右盼，铃声也会让他吃惊，有时为了一点小事，便病态地大发脾气，对着大家大喊大叫，并从家里跑了出去，深夜才醉醺醺地回来……可以感觉得出，他生活中发生了除自己外谁也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并且伤了他的心。他现在活得没信心，胡乱地混日子，照例地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节假日，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我便在外面闲逛，傍晚我就坐在雅姆斯克街的酒铺里。店老板是个胖子，老是出汗，很喜欢唱歌，几乎所有教堂合唱团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都聚集到他这里来。为了唱歌，老板请他们喝伏特加、啤酒和茶，这些歌手几乎都是酒鬼，而且是没有什么情趣的人，他们只是为了喝酒勉强地来唱唱歌的，而且唱的都是教堂里的圣歌。由于笃信宗教的酒客认为在酒店里唱圣歌不合适，所以老板便把他们请到自己房间里唱。因此我只能隔着门听歌。不过酒铺里也请一些乡下农民、工匠来唱歌。老板还亲自走遍全城去请唱歌的人。在赶集日，他便向赶集的农民打听会唱歌的人，请他们来唱歌。
歌手总是坐在柜台旁的椅子上，头顶上就是伏特加酒桶，他的脑袋映在桶底上，就像是套在一个圆框子里。
这些人中唱得最好的是一个又小又瘦的马具匠克列绍夫，他常常唱一些特别好听的歌；他精神委顿，一张像是被揉皱了的脸，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鼻子像死人一样闪着亮光，两只睡意蒙眬的小眼睛一动不动。
他有时会闭上眼睛，后脑壳靠在桶底上，挺起胸膛，用轻轻的，却能胜过一切的男高音快速地唱起来：
嘿，洁净的田野洒满了浓雾，
浓雾盖住了远去的道路……
这时他站起来，腰部靠在柜台上，身子往后仰，抬起脸冲着天花板，动情地唱道：
唉，我走向何方，去往何处，
哪儿是我宽广的道路？
他的声音虽小，却是孜孜不倦，像一根银色的琴弦把酒铺里喑哑的、浑浊的嘈杂声缝接起来了。忧郁的歌词、呻吟声和叫喊声震慑了一切人，连醉鬼都变得惊人的庄重，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前面的桌子。美好音乐总是激起我强有力的感受，神奇地触动我的心灵的深处，我的心胀得快要破裂了。
酒铺变得像教堂一样安静，歌手则像是善良的神父，他并不说教，但他却真正全心全意地虔诚地为全人类祈祷，为贫苦的人类生活的全部悲哀发出有声的思念。长满胡子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望着他，而一些野性的脸上则若有所思地闪烁着孩子们的眼睛。偶尔会听到一声叹息。这就很好地见证了歌曲的不可战胜的威力。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觉得，这才是真正人的生活，而大家却过着虚伪的、虚构的生活。
屋角里坐着一个大脸盘的女商贩，名叫雷苏哈，是一个放荡的娘儿们，不要脸的妓女；她脑袋埋在肥胖的肩膀下面，在哭泣，泪水悄悄地洗刷着她那无耻的眼睛。离她不远、重重地靠着桌子的是阴郁的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尔斯基，他是一个毛发浓密、又高又壮的青年男子，像一个被革出教门的助祭，大眼，醉脸；他望着自己面前的酒杯，举着它，正要往嘴里送，却又把它放回桌子上，小心地不出一点儿声音；不知为什么不能喝了。
全酒铺的人都默然不动了，好像在倾听早已遗忘了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亲切而又宝贵的声音。
克列绍夫唱完歌之后便谦虚地坐在椅子上。店老板敬他一杯葡萄酒，微笑着对他说：
“好，实在是好！说你在唱，倒不如说你在讲故事，你是能手，没有啥可说的！谁也不会否认的……”
克列绍夫不慌不忙地喝着伏特加，小心地咳了一声，轻轻地说：
“只要有嗓子，人人都会唱，但是要表现歌中的灵魂——这就只有我能做到！”
“喂，你可别吹牛！”
“没有本事的人才不会吹。”歌手依然平静地但却更坚定地说。
“你也太高傲了，克列绍夫！”店老板懊恼地说。
“我不会高傲得超过我的灵魂……”
阴郁的男低音在屋角里叫道：
“你们这些蛆虫、霉菌，怎么会懂得这个丑陋的天使唱的歌呢？”
他总是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跟所有的人争吵，揭露所有的人，因此他几乎每星期天都被人痛打。所有唱歌的人和凡是能打人、想打人的人都打他。
店老板喜欢克列绍夫的歌，但对歌手本人却无法忍受，在大家面前抱怨他，并公然寻找机会侮辱这个马具匠，嘲笑他。这一点酒铺的常客和克列绍夫本人都知道。
“是一个好歌手，不过很骄傲，必须纠正他。”他说。有几个客人也表示同意：
“这一点说得对，小伙子有点骄傲！”
“有什么可骄傲的？嗓子是天生的，又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况且他的嗓子就那么了不起吗？”老板再次强调说。
赞成的观众附和地说：
“这里不仅要有嗓子，更重要的是技能。”
有一次，歌手唱完就走了。店老板劝雷苏哈说：
“喂，玛丽娅·叶夫多基莫夫娜，你去捉弄捉弄克列绍夫，让他来一次神魂颠倒，好吗？这对你来说费什么劲呢？”
“要是我年轻一点就好了。”女商贩笑笑说。
店老板急躁地大声嚷道：
“年轻有什么用，你就干吧！我要看看，他怎样在你周围打转转！等他落入情网后，他就会唱个没有完了，知道吗？干吧，叶夫多基莫夫娜，我会重重地谢你的，怎么样？”
但是她没有答应。个头又大又胖的她垂下眼皮，手指摆弄着胸前头巾的穗子，单调而又懒洋洋地说：
“这还是得年轻人去干，要是我年轻一些，那我就不会犹豫了……”
店老板是想把克列绍夫灌醉，但是这个歌手总是每唱完一支歌就喝一杯酒，两三支歌后就用毛巾仔细地把脖子包上，把帽子往头发蓬松的脑袋上紧紧扣上，走出去了。
店老板还常常找人去同克列绍夫比赛。马具匠唱完了歌，老板称赞他几句后便激动地对他说：
“凑巧了，这里还来了一个歌手，来，请你显显本领吧！”
跟克列绍夫比赛的歌手中，有些人的嗓子是很好的，但我却不记得有哪一个人，能像这个矮小而又不好看的马具匠那样唱得如此朴实而真诚……
“是啊，”店老板不无遗憾地说，“自然是很好！主要嗓子好，至于灵魂嘛……”
听众都笑了：
“不行，显然，他们胜不了马具匠！”
克列绍夫从其棕红色的蓬乱的眉毛下面看着大家，平静而又客气地对店老板说：
“你们闹吧，比我强的歌手，你们是找不到的，我的才能是上帝赐给的……”
“我们都是上帝赐给的。”
“你就是请客喝酒，倾家荡产，也找不到这种人……”
老板红着脸嘟哝道：
“不见得，不见得……”
克列绍夫却坚持要他认输：
“我还要告诉你，唱歌可不是斗鸡……”
“这我知道！你干吗纠缠不休呢？”
“我不是纠缠不休，我只是向你说明，如果唱歌只是一种娱乐的话，那就太荒唐了！”
“算了！你最好还是再唱一首歌吧……”
“唱歌，我随时都可以，哪怕在睡梦中也可以唱。”克列绍夫同意地说，小心地咳了一声，便开始唱起来。
于是一切琐事，一切废话和意图，一切低级庸俗的东西和酒铺里的事情——都神奇地烟消云散了，大家身上洋溢着另一种生活气象——充满爱和悲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纯洁的生活气象。
我羡慕这个人，极其羡慕他的天才和慑服人的能力。他是多么奇妙地利用了这种能力啊！我很想同马具匠结识，跟他作长时间的交谈，可是我不敢去接近他。克列绍夫总是用白眼看一切人，好像面前的人他一个也不放在眼里。他身上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阻止我去爱他的东西。我却想爱那个不唱歌时的他，我不喜欢看那个像老头一样把帽子戴在头上，用红围巾包着脖子的他。关于围巾，他自己说过：
“这是亲爱的女人编了送给我的，一个姑娘……”
他不唱歌时便神气十足地噘着嘴，用手指擦着死人一般被冻伤了的鼻子。有人问他什么，他也只是简短地不大乐意地回答。有一次，我在他的身旁坐下来问他一点事情，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说：
“滚开，小家伙！”
我更喜欢男低音米特罗波尔斯基。他像肩负重物似的走进饭铺时，一脚踢开椅子，便坐下来，两肘靠在桌子上，双手托着头发蓬松的大脑袋，不声不响地喝上两三杯，重重地咳一声。于是大家都一怔，回过头来看着他；他却依旧托着下巴，挑衅性地望着大家。他那没有梳理过的头发，像马鬃一样，杂乱地披在他浮肿的棕褐色的脸上。
“你们看什么？看见了什么？”他突然发狠地问道。
有时候也有人回答说：
“我们看见怪物了！”
他经常晚上不声不响地喝酒，又不声不响地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有几次，我听见他模仿先知的口吻责备人们：
“我是上帝忠贞的奴仆，我要像以赛亚那样责备你们！让灾难降临阿利伊尔城228吧，因为那里的贱民、骗子和各种败类都生活在其卑劣情欲的污秽之中；让灾难降临到人间的船上吧！因为他们载着卑鄙小人四处航行。我所指的就是你们——你们都是些酒囊饭袋，是这个世界的渣滓！你们这种人多得不可计数，你们都是该诅咒的人，人间大地是不会容纳你们的！”
他的声音是如此洪亮，甚至窗玻璃都震得嗡嗡作响。这非常受听众的喜欢，他们赞扬先知说：
“骂得好，多毛狗！”
跟他结识很容易，只要请他吃点东西就可以。他的要求是，有一瓶伏特加，一盘红辣椒炒牛肝。这是他最爱吃的东西。这种菜常常烧坏他的嘴，烧坏他的肠胃。有一次我要他告诉我该读些什么书，他却厉声地反问我：
“干吗要读书？”
他见我有点发窘，便用缓和的口气说：
“传道书你读过吗？”
“读过。”
“就读读传道书吧！不必读更多的东西了。全世界的智慧都在那里了，只有那些长着扇形角的绵羊才不懂得它——也就是说，谁也读不懂……你是做什么的？唱歌吗？”
“不唱。”
“为什么？应该唱歌，这是最荒唐的事。”
邻桌有一个人问他：
“那么你自己唱吗？”
“我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怎么啦？”
“没有什么。”
“这不是新闻。谁都知道你脑袋里什么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东西。阿门！”
他跟所有人说话都是这种口气，当然，对我也一样。请他喝了两三回酒后，他开始对我温和一点，有一次他甚至有些惊奇地对我说：
“我看着你，可我并不明白：你是什么，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其实，又何必知道呢？”他对克列绍夫的态度很难理解：他显然很欣赏他唱歌，甚至常常露出亲切的微笑，但却不跟他来往；说及他的时候表现的很粗暴，并且蔑视他：
“这是个木头人！他会换气，也懂得怎么唱，但仍旧是一头蠢驴！”
“为什么？”
“他天生就是这样。”
我想在他不喝酒清醒的时候跟他谈一谈，但他在清醒时也是嘟嘟哝哝，用茫然的忧郁的眼睛望着大家。据说这个一辈子醉醺醺的酒鬼还在喀山神学院上过学，本可以成为一名主教的。我并不相信此话。不过有一次我跟他谈到自己时，提到了主教赫里桑夫的名字，这个男低音脑袋一晃，说：
“赫里桑夫？我知道，是我的老师，他对我很友好，在喀山，神学院里，我还记得！赫里桑夫——是金黄色的意思，这是帕姆瓦·贝伦达229说的。对，赫里桑夫，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
“那么帕姆瓦·贝伦达又是谁呢？”我问他，但米特罗波尔斯基却简单地回答说：
“莫管闲事。”
回到家里，我把这事记在了我的小本子里：“一定要读读帕姆瓦·贝伦达的书。”我觉得，正是在这个贝伦达的书里我才能找到使我不安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这个歌手很喜欢使用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和奇怪的词组。这让我很生气。
“生活不是阿尼西娅！”他说。
我问他：
“阿尼西娅是谁？”
“一个有用的女人。”他答道。我的疑惑，他很感兴趣。
这些用词以及他在神学院里学习过这件事，都使我想到，他一定懂得很多，但他不肯吐露一个字，即使说了，也听不懂。这使我很难过。也许是我问的方法不对？
不过无论如何，他在我的心灵里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喜欢他喝醉酒时模仿先知以赛亚的口吻对人的大胆责备。
“啊，人世间的污秽和恶臭！”他吼叫，“在你们那里，坏人得到荣耀，好人遭到驱逐；严酷的日子就要到来了——那时候后悔就太迟了，太迟了！”
听着这种吼声，我想起了“好事情”，想起了令人难受的和轻易地堕落的洗衣妇娜塔利娅，以及被污言秽语所包围的“玛尔戈王后”。我已经有事情可供回忆了……
我同这个人的短暂的交往结束得颇为离奇。
到了春天，我在军营附近的田野里碰见了他，他单独一人，全身浮肿，像骆驼一样摇着头在踱步。
“你在散步？”他声音沙哑地问道，“我们一块走吧，我也是散步，老弟，我病了，而且……”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突然在搭过营棚的土坑里看见了一个人，他歪着身子，坐在坑底，肩头倚在坑边，外套的一边滑到耳朵上面，像是要把它脱下来而没脱掉似的。
“一个酒鬼。”歌手肯定说，停下了脚步。
可是在这个人手下面的嫩草上放着一支大手枪，离它不远处有一顶帽子，帽子旁边有一个稍稍打开盖的伏特加酒瓶，空瓶颈则埋在青草中。此人的脸好像害羞似的藏在外套下面。
我们默默地站了差不多一分钟，后来米特罗波尔斯基迈开双腿说：
“开枪自杀了。”
我立即就明白过来，这个人不是喝醉了，而是死了，可是这事如此突然，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记得当时我看着这个人从外套下露出的又大又光滑的脑壳及其发紫的耳朵，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和怜悯。我不相信，在如此可爱的春天里居然有人自杀。
男低音歌手用手掌使劲地搓自己的没有刮胡子的脸颊，好像感到很冷似的哑着嗓子说：
“是一个成年人，可能是老婆跑了，要不就是欠了别人的钱……”
他叫我到城里去报警，自己却坐在土坑边上，两条腿垂在坑里，怕冷似的把破旧的外衣裹在身上。我把自杀的事报告警察后，很快地跑回来。不料就在这段时间里，歌手把死人剩下的伏特加酒喝完了，手里挥动着空瓶子来迎接我。
“瞧，就是酒要了他的命！”他大声喊道，发疯似的把瓶子摔在地上，把它摔得粉碎。
警察跟在我后面过来了。他观察了一下土坑，摘下帽子，犹豫地画了个十字，便问歌手：
“你是什么人？”
“不关你事……”
警察想了想，更为客气地问道：
“你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有人死了，你却喝得烂醉？”
“我喝酒喝了二十年了！”歌手骄傲地说，用巴掌拍打着自己的胸脯。
我相信他喝了这酒定会被捕的。从城里来了许多人，甚至严厉的警察分局的局长也坐着马车来了。他下到坑里，掀起自杀者的外套，看了看他的脸。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是我。”米特罗波尔斯基说。
局长瞧了他一眼，便不怀好意地拉长声音说：
“啊，你好，我的先生！”
围观的人有十五六个，他们气喘吁吁，熙熙攘攘地朝坑里张望，在坑口周围来回走动。有一个人喊道：
“这是咱们街道上的一个官员，我认得他！”
男低音歌手摇晃着身子站在警察局局长面前。他摘下了帽子，在同局长争论，大声地说着什么，话音不清。后来警察局局长在胸口上推了他一下，他身子晃了一下，坐在地上。于是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大衣袋里掏出捆人的绳子，把他那习惯地温顺地抄在背后的双手捆了起来。分局局长生气地向围观的群众吆喝道：
“滚开，坏蛋！”
还有一个老警察也跑过来了。他的眼睛又湿又红，累得张开了大嘴。他拉住捆绑歌手绳子的一端，静静地把他押送到城里去。
我也抑郁不欢地从田野回家去了。记忆中，他那些责罚人的话像响亮的回声似的鸣响着：
“让灾难降临到阿利伊尔城！……”
可眼前呈现的却是一片令人难堪的景象：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大衣袋里掏出捆人的绳子，威严的先知却温顺地把红色多毛的双手抄在背后，并习惯地把手腕交叉起来，任其捆绑，动作是那么熟练……
很快我就打听到，这位先知被递解出城了。在他之后不久，克列绍夫也消失了：他娶了一个有钱的老婆，搬到城里去了，在城里开了一家马具作坊。
……由于我非常热心地向我老板赞扬马具匠的歌，有一天老板便对我说：
“该去听一听……”
后来我就和老板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边，他竟惊讶得竖起了眉毛，睁大了眼睛。
在去饭铺的路上他还笑我，来到饭铺的头几分钟他也在嘲讽我，嘲讽听众和窒闷人的臭气。在马具匠开唱前他都讥讽地微笑着，并着手倒啤酒喝，但倒酒倒了一半，他就停下了手，说：
“啊哟……鬼东西！”
他的手抖动起来，轻轻地把酒瓶放下，开始紧张地往下听。
“果然是，老弟，”当克列绍夫唱完后，他深深地叹息道，“唱得真是好……见鬼！甚至我身上都发热了……”
马具匠抬起头，望望天花板，又唱起来：
清净的田野上走着一位姑娘，
从富裕村庄走向康庄大道……
“他会唱。”老板摇晃着脑袋，笑着说。而克列绍夫的歌则响亮流畅得像芦笛一样：
漂亮的姑娘回答他：
我是个孤儿，无人肯要咱……
“唱得真好，”老板眨巴着红眼睛，小声地说，“咳，鬼东西……真好！”
我看着他，心里也感到高兴。如泣如诉的歌词战胜了饭铺里的喧嚣，显得更强更美更亲切动人：
我们村里人很是孤僻，
晚会也不邀本姑娘去，
我穷没有像样的衣裙，
更不便与好青年相识，
鳏夫要娶我帮他干活，
我不愿屈从这种命运！……
我的老板不知羞臊地哭了起来。他垂头坐着，鹰钩鼻子大声地吸着气，眼泪滴在膝头上。
听完第三首歌后，他激动地又似乎疲倦地说：
“我不能再在这里坐下去了，透不过气来，这气味，真见鬼……我们回家吧！……”
但走到街上时，他却提议说：
“喂，彼什科夫，我们到旅馆里去，随便吃点东西得了……我不想回家！……”
他没问价钱，就坐上了一辆出租雪橇。一路上他都没有说话。到了旅馆，他选定屋角边的一张桌子，向四周扫了一眼，便小声地生气地诉苦说：
“那只山羊搅乱了我的心……弄得我心烦意乱……不，你常读书，懂道理，你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活着，活着，都四十岁了，有老婆，有孩子，却没有个可跟我说话的人，有时我想敞开心扉，倾吐一切，却没有人可谈。同老婆谈吗？她不理解我……老婆是什么呢？在她的心目中，只有孩子、家务事和她自己的事！她不懂我的心。老婆——在她生第一个孩子之前是朋友，以后就不行了……尤其是我的老婆。总之……你自己都看得见了……她什么也不听，简直是一块死肉，见鬼去吧！老弟，心里真烦……”
他抽搐着喝了又凉又苦的啤酒，静默了一会儿，甩甩长头发，又说起来：
“总之，老弟，大家都是败类！瞧，你在那边跟庄稼汉说话，这个那个的……可我明白，有许多话都是不正派的、卑鄙的。是真的，老弟……其实大家都是小偷！你以为你的话他们会听吗？没有那回事！是的，彼得，奥西普，他们都是骗子！他们什么都对我说；你说了我什么，他们全告诉了我……怎么样，老弟？”
我感到惊奇，没有说话。
“难怪，”老板笑着说，“你想到波斯去。这是对的。在那里虽然你什么都不懂，语言也不通！可是，在国内虽然说自己的语言，说的还不都是些卑鄙龌龊的事！”
“奥西普说我的事了吗？”我问他。
“是的！你是怎么想的呢？他是爱说闲话的人，比谁都说得多。老弟，他是个狡猾的家伙……不，话是说不明白的，什么是真话？真话又有啥用？那也不过是秋天的雪，一落在污泥里就融化了，从而污泥会越来越多。你最好还是闭嘴不说话……”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并没有醉，而是越喝越气愤：
“俗话说，言语不是凿子，沉默才是黄金。唉，老弟，郁闷啊……真郁闷……他唱得对：‘我们村里人很是孤僻。’人生孤独啊……”
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压低嗓门说：
“喂，我找到一个知心朋友——就在这里碰到一个女人，是个寡妇，她的丈夫因造假币被判充军到西伯利亚，现已关在牢房里。我认识了她……她身无分文，所以就只好那个了……懂吗？……是一个鸨母介绍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可爱的人！一个美女，年纪很轻，简直妙不可言！一回，两回……后来我就对她说：‘喂，这算怎么回事呢，你丈夫是个骗子，你自己也不守规矩了，你干吗要跟他到西伯利亚去呢？’你知道吗，她打算跟丈夫一起去流放地……她对我说：‘不管怎样，我爱他，对我来说，他是好人，可能他是为了我才犯罪的呢！我跟你干这种罪恶的事也是为了他，他需要钱，他是贵族，过惯了舒适的生活；我要是一个人的话，我会规矩地生活的。你也是好人，我也很喜欢你，只是你别再跟我说这事了……’真见鬼！我把身上带的钱全都给了她，大概有八十多卢布，并对她说：‘对不起，我以后不再与你来往了，我不能再见你了！’于是我就离开了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好像酒性发作了，趴在桌子上含糊不清地说：
“我到她那里去过六次……你不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也许后来还有六次我走到她的住所附近……没有敢进去！现在她已经离开了……”
他把手放在桌子上，动着手指头，小声说：
“但愿我不要再碰见她……不要！就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们回家去……我们走！”
我们走了。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并唠叨说：
“事情就是这样，老弟……”
他讲的故事并不使我惊奇，我早就觉得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不过他关于生活的一切谈论，特别是关于奥西普的那些话，听了后使我感到十分压抑。

二十
我在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在空荡荡的建筑物中生活了三年，在那里当监工，看着工人们在秋天把那些笨拙的石砌商铺拆掉，而到了春天又原样地把它们建造起来。
老板十分关心的事是，设法要我好好劳动，因为他要付我五卢布的工资；如果店里要重铺地板，得在地板下挖一俄尺深的土。这个活若另雇一个浪人来干，还得花一个卢布，而我去做就不拿钱了。不过要是我去干的话，就无人去监督那些木工了，他们会把门锁、把手等各种小物件偷走。
不论是工人还是工头，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欺骗我，设法偷一点东西。他们这么干几乎是公开的，就像是在完成一项乏味的公差似的。我就是抓住了他们，他们也不生气，而是表示奇怪地说：
“挣五个卢布的工资就那么卖力，好像是挣了二十个卢布一样，真可笑！”
我对老板说：你利用我的劳动省了一个卢布，可损失的却是十倍还要多。他却向我眨眨眼睛说：
“算了，你就装吧！”
我明白，他怀疑我帮助那些人偷窃。这引起我对他的恶感，不过我并不生气，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在偷，老板自己也喜欢拿人家的东西。
集市散了之后，老板便去查看他承包修缮的那些商铺，看见有一些别人遗忘了的茶炊、食具、地毯、剪刀，有时还有箱子、货物之类的东西，老板就会笑嘻嘻地说：
“做个清单，全都搬到仓库里去！”
然后他就从货仓里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逼我几次变换清单。
我不喜欢什么物品，我什么都不想要，甚至书籍我都觉得累赘。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贝朗瑞的书和海涅的诗集。我本想要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唯一的那家旧书店的凶巴巴的老头儿却把普希金作品的价钱标得太高了。什么家具、地毯、镜子和老板家堆着的一切东西，我都不感兴趣，那些笨重的物品及其油漆味我见了就生气。总之，我不喜欢老板的屋子，它就像是一只装满废物的大箱子。老板从仓库里搬走别人的东西，使得他身边多余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更使我反感。“玛尔戈王后”的房间也很狭窄，但却很漂亮。
总而言之，我觉得生活太杂乱太荒唐了，其中显然是愚蠢的东西太多了。比方，我们老在这里改建商铺，春天发大水便把它们淹了，地板浮起，门窗冲歪；水一退，柱脚都腐烂了；几十年来大水年年淹没市场，破坏房屋、马路；每年的大水都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大家也知道，洪水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每年春天，流冰都要破坏一些驳船和几十只小船，人们只好唉声叹气地重造新船，可是再到融冰期，流冰又把它们破坏了。这种原地踏步式的忙乱又是多么的荒唐！
我对奥西普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奇怪地哈哈大笑：
“哎呀，你这个鹭鸶，瞧你闹的！这一切与你何干？你管它干什么？”
不过他立即又改变了态度，虽然他那双不像是老年人的明亮的碧眼里的讥笑并没有消失，却较为庄重地说：
“这事你指出来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它与你无关，说不定也有用处！同时你还要注意另一件事……”
接着他干巴巴地讲起来，虽然也不乏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及各种笑话：
“人们都埋怨土地太少，可伏尔加河一到春天就冲刷两岸，把泥沙冲走，在河床里积成河滩，于是另外一些人又抱怨说，伏尔加河变浅了！春天的大水和夏天的雨水冲击峡谷，泥沙又被冲到河里去。”
他说这话没有怜惜也没有恶意，好像是在欣赏自己对人生哀怨的彻悟，虽然他的话与我的思想是一致的，我却不高兴听这些话。
“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就是火灾……”
据我的记忆，在伏尔加河对面的森林里，好像没有一个夏天不发生火灾的。每年七月份，天空中都弥漫着浊黄色的烟雾，深红色的太阳失去了光辉，好像一只害了病的眼睛望着大地似的。
“森林，毫无意义，”奥西普说，“这是贵族的财产，官府的财产，农民没有森林。城市火灾也不是什么大事，住在城里的都是有钱人，用不着怜惜他们！说到农村就不一样了。一个夏天要烧掉多少村子啊！可能不少于一百个。这才是重大损失！”
他轻轻地笑了笑。
“有地产，却不会经营！到头来你我都会觉得，人不是为自己、为土地在工作，而是为水火在忙碌了！”
“你笑什么？”
“笑笑又怎么啦？眼泪灭不了大火，加上眼泪洪水会更大。”
我知道这个外表优雅的老头是我所见到的人们中最聪明的人，可是他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呢？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时，他又火上浇油地继续说道：
“你看，爱惜精力的人，不管是爱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又有几个呢？你那位老板又是如何挥霍你的精力的？伏特加酒又给大家造成多大的损失……数不清了，任何最聪明的学问家也算不过来……房子烧了可以再造一个，可是一个好的汉子白白地死了，这可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比方，阿尔达里昂或格里沙，你瞧他们是怎样烧起来的，就这么死了！虽说阿尔达里昂有点傻，他却是个好心的庄稼汉。格里沙呢！也像一捆稻草在冒烟；那些娘儿们像森林里的蛆虫围攻死尸那样围攻他。”
我不是生气而是好奇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我的老板呢？”
他平静地甚至亲切地解释说：
“是想让他知道，你都有什么有害的思想，让他教育你。除老板外，还有谁来教你呢？我告诉他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我可怜你，你小子不笨，只是魔鬼把你的脑子弄糊涂了。你偷东西我不会去说，你找女孩子我也不会说，甚至你喝酒我都不说，可是你若是粗鲁无礼，那什么时候我都会告诉你老板！你记住这一点吧……”
“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他沉默了片刻，用指甲去掏手掌上的松脂，然后用亲和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说：
“你撒谎，你会说的！要不你还能跟谁说话呢？没有人……”
我觉得，干净整洁的奥西普，好像突然变成那个对一切都不关心的司炉雅科夫了。
他有时像经学家彼得·瓦西里耶夫，有时又像马车夫彼得，有时他身上又有点与外祖父相同的东西。总之，他跟我所见过的所有老头子都有点相似；他们全都是出奇的有趣的老人，但我又觉得跟他们无法一起生活，会感到难受和厌恶。他们好像要掏掉人们的灵魂，他们的聪明的话语会给人们的心蒙上一层红色铁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坏人吗？也不是。他很聪明，这点我很明白，但是他的灵活善变使我感到惊讶。这种聪明使我沮丧。因此最终我还是觉得他是敌人。
一种阴暗的思想在我心中翻腾：
“所有的人彼此都是陌生的，尽管他们言词亲切，面带笑容。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好像没有一个人与牢固的爱情有联系，只有我外祖母一人爱生活，爱一切。只有外祖母和光彩夺目的‘玛尔戈王后’。”
这种思想和类似的思想像阴云一样越来越浓了，有时使生活变得近乎窒息，极其难受。如何才能过另一种生活呢？到哪里去好呢？除了奥西普，我甚至连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所以我跟他就谈得更多了。
他显然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胡诌，反复向我提出问题。弄清楚我的意思后，他平静地说：
“啄木鸟很倔强，却并不可怕。谁也不怕它！我诚心地劝告你：你进修道院去吧，在那里直到长大成人；你将会很好地与朝圣者交谈，安慰他们，自己也会得到安宁，而且修道士也是有收入的；我诚心地劝导你。看来，你对世事还不善于处理……”
我不想进修道院，但我觉得我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圈里旋转，非常苦闷。生活变得越来越像秋天的森林——蘑菇已被采光，在空荡荡的森林里已无事可做，而且我好像对这个森林了解得十分透彻了。
我不喝伏特加酒，也不跟姑娘们胡闹，我用书籍代替了这两种麻醉心灵的东西。但是我读书越多，就越觉得无法过这种大家所过的空虚而又无用的生活。
我刚过十五岁，可是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已经是渐近老态的人了；我由于经历过许多事情，读过许多书，心神不定地思考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今好像从内部膨胀起来，变得非常沉重了。窥视自己的内心，我发现，自己所储存的各种印象，就像是一个黑色的库房，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已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去清理它们了。
所有这些重负，虽然内容丰富，但并不牢靠，它们颠簸着，让我摇摆不定，就像放得不稳的一瓶子水那样。
我厌恶不幸、疾病和叫苦，看见残酷的东西，例如流血、斗殴，甚至是语言上对人的侮辱，就会本能地感到厌恶，这种厌恶又很快地转变为冷酷的疯狂，于是我自己也会野兽般地跟人斗殴，事后又痛心疾首地感到惭愧。有时候我很想把折磨人的家伙毒打一顿，于是我便盲目地扑过去跟人打起架来。这种由于无能而产生的绝望举动，现在想起来也还感到可耻和可悲。
我身上好像活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对卑鄙龌龊的东西知道得太多，从而变得多少有些怯懦，又因为熟悉日常生活各种可怕的事情，心情受到压抑，因此，开始时对生活对人都抱不信任的态度，对一切人，同时也包括对自己表示无能为力的怜悯；这个人曾想过离群索居，只读书，不与人交往，也想过进修道院，做林中看守人、铁路巡道员，去波斯或到城郊什么地方去当个更夫。总之，尽可能到人少的地方去，尽可能远离人们……
另一个人则是受过诚实、聪明的书本的神圣的精神洗礼，观察了日常各种可怕事件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感到这种力量会很容易地扭断他的脖子，用肮脏的脚掌去踩踏他的心脏，因此他紧张地进行自卫，咬紧牙关，捏紧拳头，随时准备迎接一切论争和战斗；这个人像法国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用实际行动表现他的爱和怜悯，不说废话，拔剑出鞘，战场上分晓。
当时我有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他是小波克罗夫街上一家妓院看院子的人，我是有一天早晨去市场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在妓院门前从一辆马车上拖下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姑娘，他抓住她的两只脚，她脚上的袜子卷在一起，身体露到腰边；而他却毫不知耻地拽着她，大叫大笑，还不断地向她身上啐唾沫。那姑娘从车上滑滚下来，闭着眼，张着嘴，两条胳膊软得像是脱了臼似的拖在脑后，脊背、后脑勺、发紫的脸在马车座位上、脚蹬上磕碰着，最后跌落在马路上，脑袋撞在石头上。
马车夫给了马一鞭子，马车走了。那个看院子的人抓住姑娘的两腿，倒退着，像拖死尸一样，把姑娘拖到人行道上。我气疯了，跑了过去，幸好在我跑去的时候，不知是我自己扔掉了还是无意中失落了那把一俄丈长的水平尺。这使我和看院子的人免于闹出大乱子来。我跑过去，挥拳打倒了看院子的人，然后跳上台阶，拼命地按门铃。走出来几个粗汉，我什么也没对他们说，拾起水平尺就走了。
在下坡路上我追上了马车夫，他从车座上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赞赏说：
“你很灵巧地把他打倒了！”
我生气地问他，为什么让看院子的人侮辱那个姑娘？他却平静而又厌恶地说：
“我才不管呢，让他们见鬼去吧！把她架上车时，老爷已付了钱。至于谁打了谁，与我何干？”
“要是把她打死了呢？”
“是啊，这种女人，是很快会被打死的。”马车夫说，好像自己就多次试图弄死这种喝醉了的女人似的。
从这天起，我几乎每天都看到这个看院子的人。我每次上街，他都在扫马路，或者是坐在台阶上，好像是在等着我似的。我走到他跟前，他便站起来，卷起袖子，警告说：
“来吧，我现在就要打断你的腿！”
他大约有四十岁，个子很小，拐腿，肚子却大得像孕妇一般。他冷笑着用一双闪亮的眼睛看着我。其实他的眼神是善良而快活的。这使我非常惊讶。打架他是不行的，他的胳膊比我的短，交两三手后，他就后退了，背脊靠在门上，惊讶地说：
“你就瞧着吧，有本事的好汉！”
我已经讨厌这种打架了，于是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听着，傻瓜，请你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那你为什么要打人呢？”他用责备的口吻问我。
我也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可恶地侮辱那个姑娘。
“关你什么事，你怜惜她？”
“当然怜惜……”
他沉默了一会儿，擦了擦嘴唇问道：
“那你也怜惜猫吗？”
“是，猫我也怜惜……”
于是他对我说：
“你是个傻瓜，骗子！等着瞧吧，我会给你点颜色看……”
我不能不走这条街道，这是一条最近的路。不过我打算早一点起床，避免见到这个人。可是过了几天还是碰见了他——他坐在门口抚摸着躺在他膝头上的一只烟色猫。当我走到离他约三步远的时候，他跳起来，抓住猫的两只脚，使劲一摔，把猫摔在石柱子上，一股温热的东西溅到我的身上。他把猫头摔碎后，又把猫扔到我的脚下，并站在小门旁边，问道：
“怎么样？”
嘿，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就像两只公狗那样在院子里扭打起来了。后来我坐在斜坡草地上，无法形容的苦闷使我快要疯了。我紧紧咬住嘴唇，使自己不致大哭大吼起来。这件事，一想起来，心里那无法忍受的厌恶就让人全身发抖。我很奇怪，当时我怎么竟没有发疯，没有杀人呢？
我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丑事呢？为的是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些东西还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啊！你们喜欢听那些杜撰的恐怖的故事，喜欢那些渲染得很美的骇人情节，幻想的恐怖让你们愉快地激动，而我却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最骇人听闻的事情，而且我有不容否定的权利把它们讲出来，让你们感到不快，为的是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和生活在什么状况之中。
我们大家都过着一种卑鄙肮脏的生活。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非常爱人们，不想让任何人痛苦，但也不能多愁善感，不能用花言巧语的谎话去掩饰严酷的真实，而要面向生活，正视生活！要把我们心灵中和头脑中一切美好的、人性的东西融化到生活中去。
……特别让我恼恨得发疯的，是人们对待妇女的态度。读过许多小说之后，我把妇女看作是生活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东西。我的外祖母讲述的关于圣母和贤女瓦西丽莎的故事、不幸的洗衣妇娜塔利娅以及我见到过的千百个作为生命之母的女人的目光和笑容，都坚定了我这方面的信念。正是她们的目光和笑容美化了这一缺乏快乐、缺乏爱的生活。
屠格涅夫的作品赞美了女性的荣耀。我也用我所知道的关于妇女的一切好的东西来美化我永不忘怀的“玛尔戈王后”的形象。这方面，海涅和屠格涅夫所作的贡献特别大。
傍晚从市场上回来时，我常在内城城墙边的山上停下来，眺望伏尔加河对岸太阳落山的景色，眺望火红色的河流在天边的流动；大地上可爱的河流时而变成红色，时而又变为蓝色。在这样的时刻，整个地球好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装着囚犯的驳船，它像猪一样，被一只无形的轮船拖着，懒洋洋地不知拖到什么地方去。
但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地球之宏大，是我从书本上知道的那些城市和过不同生活的外国。在外国作家的书中，人们的生活被描写得比我们周围那种徐缓而单调地沸腾的生活要干净一些，可爱一些，没有那么多艰辛。这就减轻了我的恐惧，激起我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执着的幻想。
我总觉得，我会碰上一个纯朴的英明的人，他将带领我走上一条宽广的光明之路。
有一天，我坐在内城墙下一条长凳子上。雅科夫舅舅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没有发现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尽管我们几年来都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很少谋面，偶尔见着，也只是一会儿。
“嗨，你长高了。”他推了我一下，开玩笑似的说。接着我们就像相互认识很久却仍是陌生的人那样谈了起来。
我从外祖母那里知道雅科夫舅舅这些年来已经完全破产，全部家当都已吃光花光了。他当过一所地方监狱的副看守，但是结果很糟糕。正看守生病期间，雅科夫竟在自己家里给囚犯举办欢乐宴会。此事败露后，他被革了职，交法庭审判，被指控夜里放犯人上街“游玩”；虽然没有犯人逃跑，可是有一个犯人去掐一个助祭时，被当场捉住了。此案侦查了很长时间，不过没有正式开堂审理。犯人们和看守们都巧妙地为好心的舅舅开脱，挽救了他。现在他失去了工作，靠儿子养着；儿子在当时有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教堂唱诗班里唱歌。关于他的儿子，他说得颇为奇怪：
“他在我面前变得严肃了，摆起架子来了！他是个独唱歌手。要是我没有及时把茶炊烧好，或者没有把衣裳刷干净，他就会大发脾气！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小伙子，也很爱整洁……”
舅舅本人老了很多，浑身很脏，头发脱落，精神委顿，他的快活的卷发也十分稀疏了，耳朵竖了起来，眼白上和刮了胡子的脸颊的光滑的皮肤上，现出了稠密的红色血丝网。他说话虽然很风趣，但嘴里好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妨碍着他舌头的转动，尽管他的牙齿还是完整的。
有机会同这样一个善于快活地生活并且见多识广的人交谈，我很高兴。他唱过的那些活泼可笑的歌曲，我现在仍然记得清楚。记忆中又响起了外祖父说他的那些话：
“在唱歌方面，他是大卫王；在做事方面，他却是恶毒的押沙龙230。”
人行道上，从我们身边走过的都是些衣冠整洁的人，穿戴华丽的太太小姐、公务员、官吏。舅舅穿一件破烂的秋外套，戴着皱瘪的便帽，脚上是一双棕红色的皮靴，缩着身子，好像为自己的破旧衣服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我们走进波查市峡谷一个小酒馆里，在面朝市场的窗口下占了个位子。
“还记得当时你们唱的歌吗？
一个乞丐去晾晒包脚布，
另一个乞丐就把它偷走……”
我在背诵这两句歌词时，忽然首次发现它们有讽刺的含义，于是我觉得，这个快乐的舅舅是一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
但他一边把伏特加倒进杯里，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我活这么久了，也胡闹过一阵子，不算多！这歌也不是我的，是一个神学校的教师编写的。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他死了吧？我忘记了。我和他相处得很友好，他是个单身汉，喝酒太多，死了，是冻死的。在我的记忆中，因喝酒而死的人有多少啊——数不清了！你不喝酒吧？别喝，以后再说。你常去看外祖父吗？他是个不快活的老头子，好像要发疯了。”
我问起他关于囚犯的事情。
“你也听说了？”他环顾一下四周，压低嗓子问道。
“囚犯又怎么啦？我可不是他们的法官。我认为，他们同样也是人，所以我就说：弟兄们，让大家和睦相处吧，快活地生活吧！我还说，有这么一首诗：
命运阻碍不了我们欢乐！
就算它要对我施加压迫，
我们也要为欢笑而活着，
傻瓜才不想这样的生活……”
他笑了笑，从窗口望着渐渐变黑的峡谷，那边摆满了各种货摊。他捋了捋胡子，继续说：
“他们当然很高兴，因为在牢房里是十分苦闷的。瞧吧，点名完了，他们马上就到我这里来，有吃，有喝；有时是我请客，有时是他们出钱，于是，俄罗斯母亲呀！摇起来，玩起来吧！我喜欢唱歌、跳舞，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优秀的歌手和舞蹈家，出色得令人惊讶！他们有些人戴着镣铐，而戴镣铐是跳不了舞的，所以我允许他们把镣铐下了，这是真的。其实他们不要铁匠帮助，自己也可以把镣铐取下来。他们都是很灵巧的人，灵巧得出奇！至于说我放他们进城去打劫，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最终也没有证据……”
他不说话了，从窗口望着峡谷，那边卖旧货的商贩们开始收摊了，响起了门栓的声音、锈铁环碰得叮当响，几块木板掉在地上，发出砰砰声。后来他欢快地向我眨眨眼，继续小声说：
“如果说实话，倒确实有一个人常在晚上外出，不过他不是戴镣铐的重犯，而是尼日尼城本地的一个小偷，他有一个情妇，就住在不远的彼乔尔村。还有是助祭的那件事也弄错了，他们把助祭当成了商人。那是在冬天的一个夜晚，刮起了暴风雪，大家都穿着皮大衣，在忙乱中，谁还能分清谁是商人谁是助祭呢？”
这事我觉得很可笑。他也笑了起来，说道：
“可不是吗，鬼才分得清呢！”
这时舅舅出人意料地奇怪地有点生气起来，推开餐具，嫌恶地皱起脸皮，点着香烟，低声地嘟哝道：
“相互偷窃，然后又相互抓人，关进牢里，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关我屁事？呸，我才瞧不起他们呢……我有自己的灵魂！”
我眼前好像立即出现了头发蓬松的司炉工，他也是常说“瞧不起”这个词。此人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舅舅柔声地问我。
“你同情那些犯人吗？”
“他们很容易叫人同情。多么好的小伙子，简直叫人惊奇！有时你看着他们，就会想：虽然我是他们的上司，其实就连做他们的鞋垫也不配！这些鬼东西，多么聪明、伶俐……”
酒和回忆重又使他兴奋起来。他一只胳膊肘靠在窗台上，挥动着夹着烟头的焦黄的手指，神气活现地说：
“有一个犯人，是独眼龙，他既是雕刻师，也是钟表匠，因为造假币被判了刑；他曾经逃跑过。你听听他怎么说的吧！他就是一团火！简直就像独唱家在歌唱。他说：‘请你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官家可以印钞票，而我就不可以呢？请解释吧！’谁也无法给他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我也不能够。可我还是他的上司呢！另一个，是莫斯科有名的小偷，他很文静，讲究打扮，有洁癖，说话也彬彬有礼。他说：‘人们干活，干得头脑发昏。我可不愿意这样。’他又说，以前我也这样干过，干呀，干呀！累成了一个傻瓜，花一个戈比去喝酒，花两个戈比去玩牌，再花五戈比去讨个女人的亲热。最后还是挨饿受穷。不，他说，我才不玩这种把戏呢……”
雅科夫舅舅身体俯在桌子上，醉脸红到了头顶，他兴奋得连小耳朵都在发抖了，还在继续说：
“老弟，他们不是傻瓜，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就让这一切烦心事统统见鬼去吧！比方说，我是怎样生活的？想起来都感到害臊。一切都是瞬间的，偶然的；痛苦是自己的，快乐却是偷来的！时而是父亲喊：你敢！时而是老婆嚷：不可以！有时我真害怕为了一个卢布而掉了脑袋。瞧，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现在老了，就给自己的儿子当佣人了！有什么好掩饰的呢？老弟，我恭顺地侍候他，他却对我随便呵叱，摆老爷架子。他叫我父亲，我听起好像在叫仆人！怎么，难道我生下来就是干这个的吗？一生忙忙碌碌，就是为了做儿子的仆人？就算不是为这个，那又是为什么活着呢？我得到过许多乐趣吗？”
我没有太注意听他说话。我不想，也不指望有什么回答，但我还是说了：
“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生活。”
他冷冷地笑了一下。
“是啊……这谁知道呢？我就没见过有知道自己怎么活的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活着……”
接着他又委屈地和气冲冲地说了起来：
我那里有过一个强奸犯，是奥勒尔人，贵族，出色的舞蹈家，他常爱逗大家笑，唱了一首关于万尼卡的歌：
万尼卡在墓地走来走去，
这事——并不稀奇！
唉，你，万尼卡，把鼻子伸出墓地，
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倒以为，这完全不可笑，而是真理。无论你怎么转，也转不出墓地。因此，对我来说，无论是当犯人还是做看守，都完全一样。”
他说累了，喝了一口酒，像鸟一样用只眼睛看了看空瓶子，默默再点上一支烟，把烟吹进胡子里去。
不管你怎样折腾，也不管你有什么向往，而棺材和坟墓是谁也躲避不了的。泥瓦匠彼得也常常这样说，但他完全不像舅舅。这样的和类似这样的成语我不知听过多少了！
我不想再问舅舅什么了。跟他在一起我感到很郁闷，也很可怜他，可是我还是想起了他的快活的歌曲和吉他的乐声，这种乐声透过淡淡的哀愁吐露着快乐。我也没有忘记那个快活的小茨冈。之所以没有忘记，是因为一见到舅舅这种委顿的样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还记得小茨冈是怎样被他们的十字架压死的吗？”
我不想问这件事了。
我望着那充满潮湿的八月的幽暗的峡谷，从那里散发出一股苹果和香瓜的芬芳。在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街上，亮起了街灯。这一切是多么的熟悉。瞧，开往雷宾斯克城的轮船就要鸣笛了，另一艘船则驶向彼尔姆……
“我们该走了。”舅舅说。
在饭馆门口，他摇了摇我的手，开玩笑似的劝告我：
“你不要忧愁，你好像有点儿忧郁，是吗？别这样，你还很年轻，主要的要记住：‘命运是阻碍不了欢乐的！’好，再见了！我要去做圣母升天节的祈祷了。”
快活的舅舅走了。他的一些话把我弄得更糊涂了。
我走出来，穿过田野，进城里去。这是一个圆月的夜晚，浓重的云朵在天空中游动，它的黑影盖住了我在地上的身影。沿着田野绕过城市，我来到了伏尔加河边的奥迪科斯斜坡上，躺在那里的满是尘土的草地上，久久地眺望着河对面的草场和静静的土地。云影慢慢地渡过伏尔加河，投在草场上，变得更亮了，好像在河里洗了个澡似的。四周的一切都处在半睡半醒之中，一切都沉静下来，一切都好像不想活动了，因为这种活动是由于沉重的必然性引起的，而不是出于对活动、对生活的热爱。
在这种为了另一种生活——美好的、生机勃勃的、诚实的生活而新开拓的生活中，真想给整个大地，也给自己击一猛掌，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像欢快的旋风那样旋转起来，像相互热恋着的恋人们节日跳舞那样旋转起来。
我想：
“应该对自己有所作为，否则就会完蛋……”
在那些秋天的阴沉的日子里，当不仅看不见，而且也感觉不到太阳的时候，你会把太阳忘了。在秋天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在森林里迷了路。离开了大路，也忘记了所有小道，最后你找路累了，仍会咬紧牙关，沿着枯枝腐叶和沼泽中那些不牢靠的草墩，直奔密林去——最终总能找到一条路。
我就这样决定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暗中抱着也许能设法上学读书的希望，到喀山去了。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02.com)的用户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